纪念老红军陈昌同志诞辰110周年

 

  纪念老红军陈昌同志诞辰110周年

     记述父亲陈昌同志把一切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往事

 

陈世英       陈龙狮

 

2017年是南昌起义九十周年的日子,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的日子举国上下必将隆重地缅怀无数为人民军队创建、中国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牺牲的革命军人我姐弟想顺便缅怀一下我们的父亲陈昌同志,因为我们的父亲他是参加了举世闻名南昌起义的革命军人

                                             


陈昌同志(1907.1--1960.1)遗像,1926年参加革命、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入党,1931年起开始长达18年的谍战生涯。1960年遭迫害致死,1965年平反昭雪1981年恢复党籍。(陈世英提供))


陈昌同志1907年腊月初八,诞生在四川仪陇县立山场一个破落世家。在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父亲就参加了中国革命,铁军--叶挺部--补充团三营营部中尉副官。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1927年底,父亲在武昌中山大学勇敢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郑重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从此,父亲把他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献给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我姐弟俩多次看过父亲的《陈昌同志自传》、《我的请求和志愿》、父亲与战友的通信和相关《证明材料》;以及后来看望许多父亲的老战友们,从他们那里听到了叔叔伯伯对父亲的高度评价,深深被父亲的对敌斗争的能力,对党组织、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对党的事业无怨无悔,对敌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所倾倒!

                                          

 何妨同志于1942年参加“陈昌特工组”,于1945年经董必武同志批准结婚,鉴于纪律不许拍婚纱照。此合影是为了二老合葬墓碑而PS的婚纱照。(陈龙狮摄)

                                      

                                         一、父亲是勇敢的革命军人

    父亲1926年加入铁军的叶挺部队后成为北伐战争的指战员;南昌起义时带领“贺龙手枪队”保卫起义指挥部和起义将领的军事保卫干将;无论在梅县任赤卫队总队长、红军连长、政委、还是在李济深“反蒋联共人民政府”的“闽南讨进军第七支队”任上校副司令,每次战斗中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父亲参加过大、小战斗二十余次,负伤两次。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抱着同仇敌忾的精神,就不怕死。战斗中不是我打死敌人,就是敌人打死我,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时,被炮弹炸死、被子弹打死、被刺刀戳死是最痛快的死。”我们为父亲是一名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感到自豪。

                                                二、父亲积极为党组织兵运活动

父亲除了参加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的南昌起义外,1929年秋他和老战友汤昭武一起成功地组织、筹划、实施了“石宝寨起义”,创建了川东第一支红军武装后,又在河南确山县动员了白军新二十军邵子举部的安仰哉全营起义;1932年,父亲成功地策动十九路军中下级军官参加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

 

                

陈昌和何妨二位忠诚的老党员的骨灰盒上双双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二老长眠在党的怀抱里继续她俩革命爱情。(陈龙狮 )

                

                 三、父亲加入中央特科,宣誓做无名英雄,屡建奇功

 1931年,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党投敌,使我党的情报系统遭到毁灭性破坏。父亲临危受命加入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中央特科),并在党旗下宣誓做一名“无名英雄”,成为父亲革命生涯中,由革命军人转为隐蔽战线上战士的重大转折。至此,父亲开始了从事党的政治保卫工作至重庆解放之后保卫重庆的20多年的特工生涯。在王世英、冯雪峰、李克农、徐特立、董必武等中央领导的单线领导下,曾经先后在上海、武汉、河南、福建、安徽、浙江、江西、广东、广西、四川、重庆等省市,以多种身份(国民党军官、政训员、参谋、副官、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侍从室试用副官、情报官、稽查大队长、青帮成员、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报社社长、教师、校长、老板、农场主等等身份做掩护搜集、整编军政情报上达党中央。他根据上级的意图,独立开创、独立组织、独立承担完成各项任务。为党和军队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党和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值得点赞的有三点:

 (一)1933-1934年,党中央派父亲做十九路军的工作,他历任福州公安局督察员、闽南讨进军第七支队上校副司令、江西德安第四专署保安司令部侦缉大队长。获取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军事计划》和《电码秘本》以及蒋介石与十九路军无线电《呼叫密件》,取了蒋介石南昌行营通讯密码,还监听了蒋介石师级以上军官与蒋介石的通话;他的通讯员项与年同志转送莫雄专员获得的蒋介石所谓地《铁桶计划》,使党中央完全掌握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铁桶围剿,终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及时突重围撤出江西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毛主席在长征途中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做情报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是对在隐蔽战线中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同志的最中肯评价。

                              

200971阴阳相隔50年的陈昌和何妨,这对患难革命伉俪终于团聚在九泉之下。(陈龙狮摄)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的政治中心由南昌转移到重庆。1935年8月,父亲奉命打入重庆复兴社别动总队,获得大特务头子康泽同意《新四川通讯社》,父亲担任社长,陈养山任总编兼任重庆行营情报处义务情报员、陈克寒任编辑负责全部的文案。这就是著名的“三陈闹四川”,他们借《新四川通讯社》搜集到了许多情报;掩护并协助抗日文化名人陶敬之、温嗣翔、侯野君等搞抗日宣传和抗日救亡活动;搜集西南各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报;利用伪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进行挑拨,使其自相残杀;另外父亲利用敌人的“红旗路线”(伪装抗日,打入我们内部进行破坏的路线),以《新四川通讯社》的名义,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在“重庆市各界人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大会”、“重庆各界人民援助绥远组成抗日后援会”等运动中总是站在最前列,常被选为常委;并根据我党的政策提出《宣言》:“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精诚团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到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等口号;组织两个大学、三四十个中学的学生宣传队与纠察队,大肆进行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在“西安事变”声讨蒋介石的大游行中公开散发了10万份传单;此外还暗中掩护双枪老太婆陈联诗和华蓥山游击队;还发现敌人用“质光灯”检查化学药水通讯的秘密,因而侦破了1934年我重庆地下组织30余人被逮捕的原因。上海党中央才迅速通知各省中共地下组织,改变使用化学药水通讯方法,及时保护了我地下党的组织。

 )1938年,父亲遵董必武(董老)的指示打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中去。于是父亲通过关系获得蒋介石侍从室试用侍从副官的资格,受李克农同志直接领导。父亲获取了蒋介石侍从室至武汉大学珞珈山的警卫人员布置全图、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员情况、每日蒋介石的出入时间、汽车号码,蒋介石侍从室车辆号码以及与蒋介石接触的中外要员等等情报。可惜他是四川人,蒋介石怕其系刘湘派遣未能转为正式的蒋介石侍从室正式副官。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孙政委(右)得知《陈昌同志自传》,专程赶到乐山陈世英(左)家中请陈昌同志回家。(余磊摄)

                                             四、共和国卫士的父亲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父亲为了营救渣滓洞的难友不幸暴露,他本应该根据董必武同志“失去组织关系可以找党中央”的指示到北京报到。鉴于重庆是蒋介石的军政老巢的特殊政治情况,国民党反动派绝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颠覆人民政权。肃反镇反工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革命政权的重中之重。因此,父亲毅然决定放弃回北京找中央的想法,留在重庆继续他的政治保卫工作。为了党、为了重庆人民政权的安危,父亲再次牺牲个人利益,放弃了决定他个人荣辱的关键机会。他主动向入川部队首长刘明辉同志汇报了自己的情况,经西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周兴部长决定派往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分配在重庆市公安局一处三科,带领精字20号小组作侦查工作。在两年多时间里,以“华川烟厂”、“人民书店”、“关庙茶社”老板,及“立信会计学校”、“崇德会计学校”政治教员为掩护,他精字20号”小组发现“特情”500余件,发展“社情”、“特情”人员50余名。破获特大匪情《中中案件》(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和颠覆新中国的反动武装组织中国平民革命党《中国反共救国军》)。1951年1月13日凌晨,在重庆、江北、巴县、武胜、岳池等地一举抓获反动组织匪首邓锦环(反共地下军总指挥)及其匪特组长、反共救国军地下司令等176人,摧毁了他们藏匿的窝点,缴获了电台、金条以及大量的枪支弹药、炸药等反共武装物资。在1951年5月3日公审大会上将匪首邓锦环等匪特26人全部枪毙。将重庆地区企图“反攻大陆、复辟”的武装力量一网打尽。彻底地粉碎了蒋家王朝在重庆复辟的阴谋。为捍卫新中国安全又立下了一大功。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收藏《陈昌同志自传》的收藏证书。(陈龙狮摄)


                                          五、威武不能屈的父亲

    父亲让人敬佩的地方不仅仅是他为党、为军队做出的功绩,而他对党的忠诚更是让人钦佩不已!

 父亲于1931年,在参加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中央特科)宣誓做“无名英雄”时,就做好了随时被逮捕和牺牲的思想准备。“如被捕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之下,不做叛变组织的事情,把个人的生命和一切都献给党!” 父亲在白区工作期间,曾先后四次被敌人逮捕,尤其是第四次被捕所受的酷刑更是骇人听闻,身遭“钉竹钎”(将竹签钉入指甲缝里)、“踩杠子”(头脚捆住,将棍子插入腰部下面,作为支点另一端命匪徒使劲踩)“电刑”等酷刑,让他死去活来,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坚贞不屈,抱定牺牲的决心,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用伏契克同志的话鞭策自己:“脑筋不下命令,屁股是不会说话的。”一个月后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抓不到他的把柄,恼羞成怒再次用“老虎凳”和“猴儿搬砖”(把人捆住凳子或柱子上在脚下加砖头,痛得全身骨头都散了架似的)等非人的酷刑逼供。在施刑中,他们还将被捕的同志押来看他受刑,并威胁他们说:“你们不老实交代,也照样给你们尝一尝‘’的滋味!”但是父亲抱定了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牢记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打落牙齿也不说出一个同志的姓名和地址来”。将共产党人忠于革命、忠于党,威武不屈的高贵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的母亲何妨曾跟陈世英说过:“在解放前,我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你爸爸怕我受不起酷刑而叛党。就跟我说:‘其实最怕的时候就是敌人把刑具摆在你面前,威胁你的时候。还有,就是见到别人受刑的惨状的时候,最容易叛变。这时候如果你想到,为革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就挺过去了。真正受刑时,实在是很痛,痛得要命,但第一次忍受过以后,就痛得麻木了。这时候由疼痛而产生对敌人的仇恨,就使你越整越火,越整仇恨就越深,就不会害怕,只有恨、只想报仇,就坚强了。人是受思想支配的高等动物,伏契克说:‘脑筋不命令,屁股不会说话。’只要头脑里有党,准备为党牺牲就一定不会叛党。”父亲就是以他的亲身体验,对我们的母亲何妨同志进行教育,我们的母亲曾“陪同”父亲做过一次牢,她没有当叛徒。我们也从中看到了父亲对党的赤诚。威武不屈正是父亲在敌人淫威面前的真实写照!

                                  

 陈昌同志与重庆市公安局老战友合影留念,怀中的孩子为大女儿陈世英。(陈世英提供)                  

                                   

                                    六、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父亲

   “有的人很勇敢,但在金钱、美女、高官厚禄面前就往往丧失了革命立场。”1933年,当党中央派父亲前往福建做十九路军工作时,直接领导人刘仲华同志对我父亲说:“你到白区独立工作,不可能过组织生活了。经常与坏人在一起,经济收入又多些,再加上吃、喝、嫖、赌等腐朽生活环境的引诱,我们很担心你经不起这样的生活考验而蜕化变节。其它方面组织上是放心的。这个问题你不要马上答复,请你详加考虑后再回答。”父亲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向党提出保证:“今后在白区,独立地干地下保卫工作时,为了完成党交给我的工作任务,常与坏人相处,一定不为吃喝玩乐的资产阶级腐化生活所侵蚀,保持共产党员的艰苦朴素作风,坚决做到同流不合污。自觉将自己每月的经济收入除维持个人及家庭最低的生活费外,多余的钱全部缴做党费,以作为党地下工作的经费,按月向组织报告”。父亲在敌营的十八载中在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环境中生活,始终与敌人同流而不合污,坚定履行对党的承诺

    父亲不仅在解放前将收入所得除维持基本生活外都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甚至解放后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期间也是如此。父亲在重庆市公安局的两年多的时间中,带领精字20号小组发现“特情”500余件,发展“社情”、“特情”人员50余名。成功地侦破国民党潜伏在重庆复辟的反动武装组织的《中中案件》。将国民党在重庆地区企图“反攻大陆、复辟”的武装力量一网打尽。而重庆市公安局仅发给过我父亲办书店200万旧币的开办费、父亲只领了2个月的供给(150斤大米、16万旧币),不曾再发过一分钱活动经费,也不曾报销过一分钱的差旅费。精字20号小组六人的生活费和办案经费全靠父亲兼任两个会计学校的教员每月的工资100多万元(旧币)以及向私人借款1600余万元(旧币)来维持。我家最值钱的就是世英的一双小皮鞋。而父亲完全采用过去隐蔽战线上养成的工作作风,工作经费由他个人负责筹集。父亲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重庆市公安局在为国家安危办案,他只是一个工作人员,没有必要再像解放前一样操劳筹集工作经费更有甚者办案中所有的亏欠、借贷竟然成为指控父亲“贪污”的借口,将其逮捕劳改。这是对如此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父亲是多么大的屈辱啊!

                                      七、父亲对党的事业无怨无悔

 1951年在《中中案件》破获后不到半年“精字20号”小组的六位干警中有四位战友立功受奖时,重庆市公安局以“大贪污犯”将父亲逮捕判刑劳改两年,母亲受株连也被重庆市公安局除名。

所谓“贪污”事实就是因忙于破案,企业经营不善倒闭,亏欠借款1600余万元旧币。父亲对于这一“罪名”,一方面详细地向组织“交待”自己并未“贪污”的事实,另一方面认为:通过这一手段调查我的历史有无叛变行为,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父亲不但不气愤、抵触,反而十分珍惜这次能用“劳动改造”来消灭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认真参加“劳动改造”的同时,还不忘自己的“公安身份”,劳改中对其他罪犯进行监视、调查、汇报。这一切,也赢得了公安警的尊敬。狱警曾同情地问父亲:“你1926年就是上尉了,如果不搞特工、不战死在沙场,你现在肯定可以当将军了。而你现在却身陷在共产党的牢房里,你后悔不后悔?”他当即答道:“不后悔,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父亲以“贪污罪”被捕后,重庆市公安局又无理地将我们的母亲何妨“除名”。母亲背着个“大贪污犯家属”的罪名,谁也不敢接济我们。当时,母亲已怀孕8个月、还拖着个6岁的女儿世英。一个好心的孕妇让我母亲给她当“保姆”在她家生产,出生不久的婴儿又不幸患结核脑炎不治死亡。母亲产后刚满月,就去帮人洗衣服,世英便到街上检柑橘皮卖、共同维持母女的生活。世英还记得:有好些公安局的叔叔,悄悄给几块钱来“买走”检来的柑橘皮。实际就是救济我们母女俩。可惜世英现在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之后,母亲以归侨的身份在重庆市侨联的帮助下,就读于重庆市工人医院“护理员培训班”,重新参加了工作。父亲无罪释放出狱后,对于我们母女的遭遇,父亲同样没有怨言,还安慰母亲:“要相信党,会搞清楚他的问题的。”

    1954年6月2日,父亲“刑满释放”了。尽管通过两年多的甄别、调查,证明父亲政治历史没问题!而“贪污”罪名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重庆市公安局竟然拒不安置父亲的工作。父亲只好在母亲所在的重庆市江北结核病院当一名临时的清洁工人。父亲和世英在医院附近的农村租一间小屋居住。时值党中央号召“扫盲运动”,父亲竟用其微薄的收入的一半去买好了黑板、书、本子、笔,在油灯下,教农民读书识字,要把关押在监狱中浪费的时间补回来。那时,世英正在读小学二年级,晚上也帮着父亲一起辅导村民学习文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给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老首长写信,“求解决工作和恢复党籍。”通过董老的干预,1954年12月父亲被中共重庆市委安排在位于长寿县的狮子滩,中国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工作,在总务科任雇员,工资28元。父亲没有一点不满,积极热情地工作。因为狮子滩水电站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来自全国各地参观学习慰问的人员络绎不绝,招待所应接不暇,父亲被派往招待所任副所长。父亲很快将局招待所的工作理顺、圆满完成接待任务。父亲除搞好接待工作之外,还教来狮子滩水电站参观学习的人们练气功治病强身。世英记得看过好多封来自各地的感谢信,看见父亲买的好多医学书籍,父亲将在国民党狱中所学的陈氏太极气功,毫不保留地发表在《新体育》杂志上,让全国更多的人学习、健身、治病。

               

                  八、为恢复党籍,父亲终于完成第四份《陈昌同志自传》

父亲利用接待全国各地领导的机会,终于在1957年7月找齐了1926年至1949年各历史阶段的证明人,并收集到好多《证明材料》,将各阶段的证明人情况制成表格,完善了第四份《陈昌同志自传》(《陈昌同志自传》在五十二年后2009,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作为不可多得的我军谍战史书之一,见军档颁发的《收藏证书》)。父亲于1957年12月,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向毛主席述说了:从1926年起,19岁参加革命、20岁入党、24岁加入中央特科、29岁被迫失去党组织关系革命经历和革命人生感悟,希望早日回到党的怀抱的迫切心情和对党无限热爱感激之情。“准备着兴高采烈地、迎接重新归队的生活。”希望党组织让他“去读党校,更好地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希望党组织支持他“将二十多年隐蔽战线中的所见所闻之伟大斗争事迹、战友们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暂定书名为《地下的火焰》。”父亲强调:“我是为革命而生活的,为党而生存的。我恳切地、坚决向党组织申请要求恢复我的党籍,为党为人民做更多、更好地工作。”

                                             

                                               九、父亲含冤与世长辞

    1958年3月,正当父亲怀着极其迫切、喜悦的心情等待恢复党籍的时候。突然通知他参加一个会议,会上竟宣布我父亲为“右派”,立刻监督劳动改造,每月只发18元生活费。这一晴天霹雳,几乎将父亲摧毁。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堕落”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的重,几乎使他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父亲陷于极度的苦恼之中。幸好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他就是1931-1938年中央军委中央特科的“老张”同志,陈昌的直接领导人)因公路过重庆,在重庆市委了解父亲“右派”原因后,将他招到重庆以战友的身份亲切地会见了父亲。世英伯伯首先肯定了父亲“过去对敌斗争的成绩和对党的忠诚,”鼓励父亲“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党籍。”父亲从世英伯伯那里感受了党的温暖、同志的信任,亲爱的组织没有抛弃他!于是父亲又一次坚定了回到党的怀抱的信心,自觉地投身于“劳动改造”之中,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

 由于党左倾路线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的生活极端困难。像我父亲这种每月只有18元生活费、18斤粮食、还要强制“劳动改造”的人,就更难逃厄运了。1960年1月,一向红光满面、体格健壮的父亲,竟然变成了面色苍白、全身浮肿、伴胸水、腹水,走路都困难的重度营养不良的“老人”(那是父亲才53岁)。医生给他开的病假条竟被管教人员撕毁,而且每天还规定他必须挖多少土方,我父亲只好连轴转……父亲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但此时父亲想的不是自己含冤未雪的委屈,而是担心自己的死,会造成妻儿对党的不满。他对母亲说:“不要埋怨党、埋怨组织,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总有一天会搞清我的问题。要教育孩子听党的话、跟党走。要相信党,要为我们的理想——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奋斗终身!”不想这些话竟成了他的遗言。1月26日凌晨两点,工友们发现父亲晕厥在电站大坝的工地上,身旁扔着钢钎、箩筐、扁担。医院诊断为“低血糖昏迷”,虽经抢救无奈为时已晚,父亲再也没有醒来,一缕忠魂就这样悄然地消逝了,享年53岁。就这样父亲含冤离开了他一心一意要回到的党;离开了始终不离不弃追随他革命才36妻子、丢下了13岁的女儿世英4的儿子伟光2岁的儿子龙狮;离开了那些还在为他牵肠挂肚的老领导王世英、老战友汤昭武;离开了他未完成的遗愿:写一本歌颂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中央特科)对敌斗争英雄事迹的《地下的火焰》!

                              

                                十、战友情深,为陈昌同志平反昭雪

 父亲的老战友汤昭武伯伯和老首长王世英伯伯得知陈昌同志含冤去世后,异常气愤,随即联名向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父亲《申诉》:请求党中央给陈昌同志的政治历史作结论。196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责成中共西南局组织部,中共西南局组织部责成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对“陈昌同志的政治历史进行甄别”。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历时四年,由30多人组成的专案组完成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交给的任务上报中央。1965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父亲的组织结论:“陈昌同志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确系我党党员。西安事变后被迫失掉组织关系。但他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和党的周围从事革命工作和进步活动。他整个一生是革命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因为1952年判刑劳改是错案,所以1958年右派也是错案,按照法律手续予以撤销。恢复其革命干部名誉”,这是全国第一个右派平反的案例。我们孩子们在填写家庭出身时改为“革命干部”。父亲终于沉冤雪:平反了两个冤假错案、承认父亲1926年参加革命,1927入党。整个一生是革命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遗憾的是“西安事变后被迫失掉组织关系。但他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和党的周围从事革命工作和进步活动。”即中国共产党党籍没有恢复!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的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给张际春、王世英等七位中央领导人冤假错案的平反,燃起了母亲为战友和我们子女为父亲彻底平反,让陈昌同志重新回到党的怀抱的希望之火

    我们随即请教了父亲原专案组的负责人: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凡和中共四川水利勘测设计院党委书记闵学文,他俩认为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时机也是合适的。但陈昌同志的案子是党中央抓的,我们作为下级不能推翻上级的结论。建议我们去找父亲的老战友陈养山、陈克寒两位同志。他俩说:陈养山、陈克寒两位同志现在都出来了,在北京工作。因此,我们将《再次请求为陈昌同志恢复党籍的请示报告》寄给了陈养山伯伯和陈克寒叔叔,他俩分别迅速地帮我们转呈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给父亲的结论:“陈昌同志党龄从1927年算起”。并责成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派员专程来乐山地区,给父亲举行了隆重的“陈昌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父亲的政治生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获得的复活!

 父亲的遗愿在他含冤逝世后的21年实现了,父亲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党的怀抱!一直受父亲株连的母亲何妨同志的政治历史也作出了结论。1983年,中共四川乐山地委组织部结论:“何妨同志1937年9月3日参加革命”。母亲1937年9月,14岁就参加党领导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19岁就追随父亲革命出生入死、倍受磨难。母亲的冤情也终于平反昭雪:由一个小护士、叛徒、特务、劳改犯、右派家属,一夜间成为抗战初期参加革命、受人尊重的离休老干部;60岁的母亲才得以加入了对她来说已经“迟到了”40年的中国共产党,母亲也像父亲一样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党的怀抱!

 父亲终于可以安息了!他所为之奋斗、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成功了,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他无比坚信的党、无限忠诚的党没有冤枉他,在他冤死后的第5年就给他进行了第一次平反:恢复了革命干部名誉;第21年之后彻底平反: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籍,回到了党的怀抱,他的政治生命在党旗下获得了复活!同时,也恢复了妻子何妨同志的革命干部的名誉,并入了党。我们的妈妈何妨同志于2009年病故时,中共乐山市委老干局也在母亲的骨灰盒上,庄严地覆盖了中国共产党党旗。1965年大女儿陈世英考大学时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通知:家庭成分填“革命干部”而没受到父亲株连,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小儿子陈龙狮也1983加入了父亲追随一辈子的中国共产党。

 安息吧,敬爱的爸爸!您的儿女和孙辈都正在继承着您的遗志,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着您未竟的事业,都在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努力奋斗着!

 

                                                                                大女儿陈世英  小儿子陈龙狮

                                                                                于2017腊月初八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

        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封面新闻     2017-08-22 09:17        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由于陈昌在自传中提到贺龙手枪队在历史一直没有相关的记载,同时关于他参加南昌起义的事迹缺乏旁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对他是否为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员一直存疑,所以没有列入名录。

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在寻找读者提供线索的另一名参加起义的四川人蒋仁风档案时,发现了几处关于陈昌的独立旁证。

 
                                《自传》自述: 南昌起义时负责保卫领导安全

在进行寻找参加南昌起义的川籍人员过程中,有读者提供线索表示,四川仪陇人陈昌曾参加了南昌起义,但名字没有列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名录中。

随后,封面新闻记者跟陈昌的儿子陈龙狮取得联系。

据陈龙狮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让组织了解其历史,陈昌曾写了一份自传。

根据陈龙狮提供的资料显示:

陈昌(1907.1—1960.1)四川仪陇人,一九二五年冬考入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军官团军士队。一九二六年秋,革命军在广东北伐丁泗桥之役中陈昌被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所俘。同年十月,革命军攻克武昌,将所俘的青年军官编成补充团,陈昌任该团三营营部中尉副官。

一九二五年年十二月,陈昌被送到革命军十一军军官教导队学习。一九二七年年四月,在军官教导队毕业后,陈昌被分在十一军20(应为第24)72团一营一连任排长。

南昌起义前,陈昌到贺龙部工作,担任贺龙军长的上尉侍从副官,兼贺龙手枪队队长。在起义前后,陈昌带领贺龙手枪队保卫南昌起义的领导安全。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陈昌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自传中,陈昌讲述了起义失败后的一些情景: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在落云乡之役”(疑为云落”)失败后,贺龙、刘伯承、林祖涵、吴玉章、澎湃等同志经惠来县向香港撤退,命令我率领贺龙手枪队掩护,并给我伪汉口中国银行券五千元,以作为香港的旅费。并命令我将他们撤退到香港,转赴海陆丰指挥贺龙部一、二两师,接应红十一军叶挺部与周恩来同志所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后,再赴香港复命。

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晨,在惠来县的一个无名山上,我带着贺龙手枪队警戒着敌人时,适逢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也向我们这边撤退。我即将贺龙、刘伯承等同志的指示等情况立即面报周恩来同志,并得到他的答复:命我将所率领的贺龙手枪队,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警卫营营长李明柯(李鸣珂)同志后,即日启程赴香港复命,按照原计划执行。

参谋团副官康健同志因生病关系,周恩来同志也批准他与我同赴香港休养。于是,我们得到了当地农民群众们的掩护,搭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平山同志所雇的木船漂海到香港。抵岸时,英国帝国主义者命令印度巡捕禁止溃退到香港的数百名红军指战员登陆,又迫使我们出境,不准旅馆留宿我们,而将我们撵上轮船,送往上海。因此,我未完成所担负的联络任务。到上海后,我给康健同志购买了3万元的药品。

我回到武汉即与参加过南昌八一起义的贺龙部教导团学生,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尹人杰同志取得了联系。

经他介绍,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在武昌三道街中山大学文学院我党支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旁证一: 重庆局贾佐证明

由于陈昌在自传中提到贺龙手枪队,这在历史一直没有相关的记载,同时关于他参加南昌起义缺乏旁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对他是否为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员一直存疑

关于陈昌的经历,封面新闻记者在寻找关于蒋仁风的档案时,发现了几处关于陈昌的独立记载。

20178月初,在报道新发现的参加南昌起义人员蒋仁风时,中共蓬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了关于蒋仁风的原始档案。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中共蓬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保存的蒋仁风的原始档案

一份1982年摘自南充师范学院的蒋仁风档案中,其中的一条记载文字为:(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一九)二七年秋在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一营一连当兵,当选团党部执行委员。

关于这一段经历,档案里写到重庆局贾佐证明

据党史专家介绍,当时在提交个人履历档案资料时,都要提供证明人。而贾佐是陈昌的20多个化名之一。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蒋仁风档案中提到的重庆局贾佐证明

陈昌在自传中,也两次提到证明人为蒋仁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革命军十一军20(叶挺部)72团一营一连任排长。当时,蒋仁凤同志系同连队,系我排第九班副班长。

并注明这段历史请组织上找蒋仁凤同志证明,他现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教授,于一九五四年八月调北京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文中蒋仁凤蒋仁风之误,十一军20应为十一军2472团在24师。蒋仁风是1962年从西南政法学院调任南充师范学院的,这与陈昌撰写自传的时间吻合。

当时,陈昌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

另一处是陈昌在自传中记录到贺龙部工作,担任贺龙手枪队队长,此后参加南昌起义这一段经历,也注明请组织上找贺龙、蒋仁凤等同志证明

据陈昌的自传显示,上述两个时期使用的名字都是蒋仁风提到的贾佐

 
                                               旁证二: 百岁老革命的两段记忆

关于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另一个旁证来自百岁老革命林向北。

林向北是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女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川东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曾和陈昌和蒋仁风都有过交集。

林老向封面记者提供了两段关于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说法。林老回忆说,他的岳母陈诗联、他的父亲以及他自己从1936年起就与陈昌相识,一同战斗。

1937年,陈昌与陈联诗、林向北等发起、组织万县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此后爆发万县七君子事件而遭遇被捕。

林向北说,万县七君子案的第一人就是陈昌,当时化名叫贾希夷。

因为是老相识,陈昌经常向林向北讲起他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100岁的革命老人林向北 (陈昌健在的唯一老战友) 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回忆有关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事迹。

1938年,脱险后的陈昌在中央特科领导下离开四川前往外地进行革命工作。1943年,陈昌回到重庆,1947年陈昌再次与失去组织关系,只能独自在川东潜伏。1945年,林向北开始从事华蓥山大起义的准备及策反工作,1948年起义失败后,大批同志被抓捕关押在渣滓洞,当时蒋仁风和林向北等人策划展开营救工作。

林向北回忆,19498月份,华蓥山游击队队员徐荣恒告诉他,在重庆磁器口见到他在岳池新三中学读书时的老师贾佐。贾佐当时是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的中队长,正在招募新兵,要他去当兵。

徐荣恒来请示我,看能不能去。林向北说,交通一旅实质上是一个特殊的武装特务组织,任务是看守渣滓洞白公馆,当时正好在筹划打入敌人内部,就同意了徐荣恒的请示。

林向北说,虽然对陈昌的过去有所了解,但是毕竟当时多年没有见面了,再加上敌情复杂。他将贾佐的情况向蒋仁风汇报。

一听到是贾佐,蒋仁风当时就说,他知道贾佐,南昌起义的时候他们俩在同一个部队,而且贾佐还是他的领导。林向北说。

新中国成立后,林向北参加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首个水电样板工程狮子滩水电站的建设工作。

1954年,陈昌被安排在狮子滩水电站的招待所任副所长,在此期间完成了近6万字的《自传》写作工作。

 
                                关于贺龙手枪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进行了调查。


在陈昌的自传中贺龙手枪队是一个独特的组织,此前在相关文献中都没有出现过。2009年,陈龙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寄去一封信,请求调查和核实有无贺龙手枪队

陈龙狮说,20098月底的一天深夜,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政委在看到信件后,立即派人到他家中了解情况,并将陈昌的《自传》带回复制、保存。

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对贺龙手枪队进行了调查。

           

               2009113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发出了编号为(2009)333号的答复函件:

关于查找您父亲陈昌同志在南昌起义时是否担任贺龙手枪队队长问题的函收悉。由于缺乏史料,仅依据现有个别史料论证如下:

1贺龙手枪队在起以前是存在的,由于第二十军是全军参加起义,可以认定贺龙手枪队参加了南昌起义。

2、在南昌起义前,陈昌是否是贺龙手枪队队长问题,现还没找到有关史料依据,也没有任何回忆史料提及,难以做肯定回答。起义胜利后,在周恩来主持下,李鸣珂调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任警卫营长(即手枪队队长)。但警卫营是不是对贺龙手枪队的改造版,李鸣珂是否有前任,现也没有史料佐证。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发出的答复函件

 
                                           根据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资料显示:

李鸣珂(1899--1930),四川南部人。1925年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1926年秋毕业,分配到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任教导大队第一中队队长。南昌起义时任为第七十二团第二营营长。起义胜利后,部队进行整编,调任中共前敌委员会警卫营长,担负领导同志的保卫工作。1928年夏,中共中央为加强四川省的领导力量,派他到四川任省委委员兼省委军委书记。1930418.同叛徒相遇,不幸被捕。后牺牲于重庆朝天门。

                

                    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对参加起义人员的考证是一个艰难的工作

对于参加南昌起义人员名录的考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说,一方面依据原馆藏的南昌起义参加者采访记录、回忆录进行考证,同时跟全国各地的史志办、革命烈士纪念堂等相关部门的党史人物研究专业人员保持联系。

之前,几乎每年都会各地这些相关机构发函,肖燕燕说,有些人只留下了一个名字,知道参加南昌起义,但其余事迹却湮没在历史中。

这种情况,很多是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中,通过几份材料印证,可以确证这个名字参加了起义,但其他事迹就不可考了。肖燕燕说。

随着10前纪念馆参加起义人员名录墙的展出,有一些起义参加者的后人也开始主动找到纪念馆,并提供相关资料。

肖燕燕说,对于这些民间提供的线索和资料,同样需要进行求证和甄别。

最常见的就是一人多名的问题,比如黄霖,当年的名字叫罗直方;彭猗兰,当年的名字是安琳;叶涛,又叫戴志青;李何林,当年的名字是李昨非等等。肖燕燕说,还有一些后人找到我们说,他们家的某个父辈参加了起义,又拿不出切实的证据,我们也无法通过其他证据旁证,这就存疑。

健全和完善起义参加者名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肖燕燕说,寻访工作我们会一直做,南昌起义两万多人,我们才找到一千多人,这个比例太少了。

                     

                   无名英雄陈昌同志党性的故事

演讲者: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馆长、

陕西省延安精神宣讲团团长王晓莉

2017年是我党、我军众多重大事件相对集中的纪念年份,例如我们刚刚度过了建军90周年和中央特科组建90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我今天宣讲主人翁陈昌同志的一百一十岁诞辰的年份。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在北京召开,宣讲共产党党员的党性故事应该是我们陕西省延安精神宣讲团长久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也是迎接十九大的重要举措之一。

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110岁的老党员、老红军、老特科战士,讲述他在建军、在重建中央特科和要求回到党的怀抱时,在自己的短暂的一生里,尤其是在他孤军作战靠对党组织的忠诚、在他身陷逆境时靠对党组织的信任,用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军队的优良品质,圆满践行了党员本色。由此他完美的演绎了党性的力量!

                            陈昌的悲惨身世是他参加革命的原因

    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绝密代号叫陈昌,这是在192712月入党时,他随口取的名字;后来他在回答老战友林向北问:你为什么取名陈昌?他说:也许刚刚参加完南昌起义,本家姓陈,为了纪念南昌起义故取名陈昌。陈昌同志的化名有20多个-----贾希一、贾佐、贾希夷等等。

陈昌同志于1907年腊月初八诞生在四川仪陇,与朱总司令是同乡。陈昌同志的父亲陈子江是清末秀才,后被人诬陷官逼民反当了土匪,成为邻水一带响当当的、人民喜欢土豪胆寒的义匪头目之一。陈子江被政府招安后杀害,其独子被部下贾増儒收为义子,改名叫贾希一。陈昌便在绿林中充当小老大的角色,从此练就了高尚的武德和一身武功。因他在学校反抗财主儿子的欺压,而误伤多位豪绅子弟,14岁的陈昌不得不逃离家乡当兵,那时他还没有汉阳造高。他从川军第六师军官讲习所毕业后任六师某部的司务长,因不愿意再拖欠农民和商号钱款而逃离川军六师到了吴佩孚军官团军士队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在湘鄂边防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任中尉见习参谋,参加了第一次的北伐战争

1926年,在著名的丁泗桥战役中,陈昌被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铁军---叶挺独立团---俘获,从此改变了陈昌的人生轨迹。他被安排在国民革命军11军官教导队学习,接受了俄国顾问鲍罗亭先生、政治部主任陈兴林等同志的教育,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等原著。在改造完毕后,陈昌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1120师补充团任中尉排长、24师司令部任中尉副官、26师司令部任上尉副官,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19岁的陈昌从此走上中国革命的康庄大道。

               陈昌参加南昌起义,临危受命担任“贺龙手枪队”队长

俄国顾问鲍罗亭向军官教导队所有学员详细解读了俄国红色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要求学员课后反复研读、讨论,陈昌很快认同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从此立志成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对保尔·柯察金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非常认同。这句经典的革命人生观名言,后来成为陈昌同志的座右铭,完整地指导他的革命人生。再加之,陈昌的武德高尚及武功高强,又善使用手枪,且左右开弓、百发百中,深受吴仲禧师长的重用,吴师长竟然割爱,将陈昌力推给贺龙军长当侍卫长。陈昌到了国民革命军第20军部后,随即担任贺龙军长的上尉随从副官。

在八一南昌起义时,贺龙同志还不是共产党人,但他临危受命担任了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总指挥深知安全保卫的重要性,便命令陈昌同志立即组建贺龙手枪队并任命陈昌同志为队长,负责保卫起义将领和起义指挥部的安全重任。

陈昌同志随即从国民革命军第20军所辖的部队中挑选出数以百计的精英、高手,立即组建、集训、调教好这只特别的警卫部队。贺龙手枪队的队员们时刻警卫在起义将领身边,确保起义指挥部和将领们的安全。应该讲,八一南昌起义就起义本身而言是成功的,即中国共产党人从此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打垮了南昌的反动派政府,宣告了人民军队的存在。也就是说贺龙手枪队在建军伟业中是功不可没的,但愿现代人们还能铭记被历史尘埃淹没了90年的贺龙手枪队的队员们。

在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城时,陈昌同志又带领贺龙手枪队完成了掩护贺龙、谭平山等等起义将领安全撤离到香港的任务,在返回内地路过海陆丰的一个无名小山遇见周恩来书记,汇报了贺龙手枪队各个掩护任务后,奉周恩来书记的命令将贺龙手枪队全体将士移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营长李明柯,陈昌同志便到武汉开始了新的革命工作。

                           陈昌在大革命最低潮时冒死宣誓入党

   大家也许知道,1927年是中国革命最为悲壮的一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等等革命暴动也被反动派无情镇压。一时间,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大批中共党员、进步人士惨遭被捕、被杀,鲜血成河、尸骨遍野;因此使不少所谓的革命者吓破了胆,不少革命者的革命信念动摇了,其中还有参加一大创党的元勋。他们有的叛党、有的投敌、有的脱党、有的苟且偷生不再关心时政,使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六位数锐减到三位数。但是,还有一小批人敢于冒死,勇敢地继续追求共产主义信仰,即在大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向党组织靠拢,勇敢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此刻入党并不像现在入了党就具备了提干、升职,甚至发财的条件,而是意味着牺牲、意味着掉脑袋,这种忘我的无私奉献说明了:凡是在大革命最低潮时,敢入党的人的党性之纯洁、之高尚!

陈昌同志就是这些少数不要命的一员,他在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放走一个共产党员的恶劣环境中,于1927133日,在武昌的中山大学,由尹仁杰同志介绍,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陈昌同志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华民族解放事业!

              陈昌临危受命参加“中央特科”重建,宣誓做无名英雄

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保卫(情报)组织,是由周恩来同志在192711月创建的,下设四个部门:总务科(一科)、情报科(二科)、保卫科(三科)、通讯科(四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又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中央特科为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安全保卫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幸的是,在19314月,中央特科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当时他还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叛党投敌,使上海党中央和中央特科遭到毁灭性破坏。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陈昌等同志被选中临危受命奔赴上海,参与了中央特科的重建。并且再次在党旗下宣誓:我自愿参加中共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  ,不计较个人得失和荣誉地位,随时准备被捕牺牲。如果被捕,在敌人威胁利诱下,做到不背叛组织,把个人的生命和一切献给党。坚决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誓做一名无名英雄(摘自《陈昌同志自传》第12页)。

1931年起,陈昌同志先后在王世英同志、老张同志(至今不知真名)、老苏同志(至今不知真名)、李克农同志、董必武同志、冯雪峰同志、李涛同志、徐特立同志、钱俊瑞同志、张黎群同志、刘光同志等等领导人的单线领导和指挥下,开始了惊心动魄的特工生涯,实现了隐姓埋名、出生入死、孤军作战、传奇般的《敌营十八年》!

陈昌同志在我党我军隐蔽战线上的功绩可圈、可点,但鉴于《陈昌同志自传》尚未解密,这里我就粗线条的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

他在中央特科首长的单线领导下,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党政军要员、大小商贾、记者、校长、老师等等),带领陈昌特工组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办的各种任务。他在离开在中央特科机关派往驻防福建的十九路军单兵作战时,王世英同志找他谈话:你马上要到敌人的心脏中工作了,不能再过组织生活会了,要靠自觉提升党性和觉悟。我不担心你的工作能力,但敌人给你发的薪资那么多,我担心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被腐化了。希望你把工资的80%交党费,20%自己用。从此,陈昌同志就是这样为党工作的,他曾智取蒋军的围剿密电码和围剿计划,使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第五次围剿计划。他巧妙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收集到许多重要的军政情报,为党中央掌握蒋介石的动态作出贡献。他和陈养山、陈克寒组成新四川通讯社,成就了我党我军情报战线上的经典三陈闹四川谍战案例。……

    蒙难、受冤屈时依然坚信党的领导、坚守岗位,临死前也要践行党员本色

也许大家知道,不少隐蔽战线的精英没有牺牲在与敌人厮杀的战场上,却含冤惨死在解放后的若干政治运动中。不幸的是陈昌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在解放前的18年特工生涯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入狱四次,受尽了各种酷刑:像老虎凳、钉竹签、灌辣椒水、披麻戴孝、电刑、陪同死囚上刑场等等,但他依然坚贞不屈,绝不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更没有叛党投敌,忠实履行了《无名英雄誓言》。他在出狱后立即找组织重新开展工作,尤其是在找不到组织时还常常是孤军奋战,为党潜伏等候战机的来临。

这里,我想给大家讲述他是如何教育他最后一任妻子何妨同志的故事,便能知道他是如何用党性的力量来维系党的工作的。他对妻子兼战友何妨说:我俩是在刀尖上干活,随时随刻都有可能被捕、牺牲!我多次被捕入狱,已经接受了严峻考验,我绝不会叛党投敌,但我担心你,一位女性容易受不住敌人的酷刑而叛党。其实,往往投降、当叛徒,不是在受刑期间,而是在受刑之前。尤其是在看战友受酷刑、听到战友的惨叫、看见战友被枪毙时,只要是人自然会害怕,而且容易意志崩溃。所以,你一定要有坚强的信仰和党性,生是共产党员,死也是共产党的鬼,你就能战胜恐惧。当你受刑时肯定很痛苦,而且会受不了。但是敌人的疯狂更会激发你的斗志,这就是信仰力量!疼痛更会让你仇恨敌人,但是酷刑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它会让你昏死过去,那你就万事大吉了,所以你就不会投降了!何妨同志还真的陪丈夫经历了陈昌的第四次被捕,有幸的是她没有遭受刑罚的具体折磨,但她看了难友受刑多次。她俩安全后,她告知丈夫说:你讲的真的有道理,我用你的办法经受住了生死考验!

解放后,陈昌含冤入狱一次,监外劳改一次。但他没有怨恨组织对他的不公,而在监狱中他不忘自己是共和国卫士(解放初期,陈昌是重庆市公安局的便衣警察,带领精字20号小组反特防特,破获多起美蒋特务组织和反共救国军,抓获几百名敌特军人),帮助狱警看管其他犯人。有一位狱警是他在公安局的老同事,同情地问他:老贾,26年你就是上尉排长,27年你就是贺龙手枪队队长了。如果你不搞情报工作,你不离开红军的作战部队,不战死在沙场,现在至少是将军了吧?遗憾的是,你现在还关在自己人的监牢中,你后不后悔?陈昌同志立即回答: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当年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当战士、当将军,都是干革命。我能打到敌人心脏,敌人也可能反渗透到我们的组织里,所以对我进行政治甄别,我没有意见。但是不让我为党工作我真的有意见!

在重庆市公安局无罪释放后,他依然不受待见,重庆市公安局不安排他的工作。他只好向董必武同志写信寻求帮助,在等到老首长支援时,他到妻子工作的结核病医院当清洁工,每月只有5元的工资。那时,恰好是全国扫盲运动的接近尾声。为了把关押在监狱失去为党工作的损失补回来,他毅然决然将工资的一半拿出来,租教室、买教学用具,还带着八九岁的女儿陈世英,父女俩当老师为附近的农民工扫盲,让数以百计的农民工脱盲。这就是党性的光辉,在陈昌同志身上的完美体现!

更让人感动是,在陈昌同志临终前的夫妻对话,感动中华啦!在粮食关期间,陈昌同志也和所有人一样没吃没喝,高强度的劳改任务使他身患严重贫血、身体浮肿严重,遗憾的是医生开具的病假条被管教人员无情撕毁,白天干不完的土方活只能连轴转,但他依然干不完。1960125日深夜,当上夜班的工人看到陈昌同志昏倒在工地上,非常同情的把他送到中国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医院抢救。

在陈昌同志弥留之际,妻子何妨和孩子们赶到了医院,陈昌非常吃力地对妻儿们说:何妨,你年轻、漂亮,可以离婚改嫁,但必须把三个孩子养大,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不要埋怨党,要相信组织,我的问题一定能搞清楚,我一定能回到党的怀抱。言毕,我党我军的谍战精英阖然离世,享年53岁。

为了回到党的怀抱,他从1936年开始到1960年,在24年里付出了被捕、入狱、右派、劳改,最后献出了宝贵的性命。

   我再给大家讲一讲,陈昌同志为了恢复党籍被冤屈为贪污犯和右派,最后在强制劳改失去了性命的故事!其原委是,早在西安事变爆发时,陈昌同志不幸与直接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在董必武接手管理他时,董老只承认与陈昌的工作关系,但不承认有党组织关系。因为隐蔽战线上的直接领导人大部分都是用代号,下线根本不知上线的真名,一旦失去联系就无法找到。从此,回到党的怀抱就成为陈昌同志的心病。遗憾的是,在他去世时也没有能回到党的怀抱!

解放初期,党组织要求所有军政干部写自传汇报自己的历史情况。于是,他向中共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写了第一份《陈昌同志自传》并再次要求恢复党籍,结果被人诬陷为贪污犯被捕,他不在《逮捕证》签字,绝不承认自己有贪污行为。审干人员没有办法才告知,你的经历太复杂了,这次逮捕实为政治甄别。于是陈昌同志才在《逮捕证》上签了字。经过近三年的关押审查,陈昌同志与全党被敌人破获的地下党或情报组织的案件均没有关系,也找不出陈昌同志任何问题,重庆市公安局只好无罪释放,遗憾的是当时的局党委书记和局长竟然不同意陈昌同志回到原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陈昌同志只好向时任最高法院的院长董必武,他的原领导人之一的董老写信求救。董老亲笔回信:你是老同志了,你能打入敌人心脏,敌人也能打入我们。所以对你政治审查是必须的,你应该理解、配合。但是不安排你工作、不关心你生活是不对的,请你耐心等候组织的决定。

在董老的关怀下,陈昌同志被分配到中国西南水利发电工程局办公室当普通干部,遗憾的是重庆市委有些人还给陈昌同志约法三章(不准讲待遇、不准照顾夫妻关系、不准向中央反映情况)。恰好到重庆接他的是从1936年就崇拜他并由陈昌带领参加革命的侄子林向北(林向北是陈昌结拜姐姐陈联诗的女婿,陈联诗就是著名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人物)。俩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后来因为局招待所管理不到位,不能很好的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林向北考虑到陈昌的工作能力超强便破例重用陈昌,委以招待所副所长(主持工作)。陈昌同志很快就把局招待所搞成宾至如归窗口单位,受到各方好评。

他因为时刻期盼回到党的怀抱,便借机利用接待全国各地的来访领导同志的机会,竟然在短时间将他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革命阶段的领导人、战友、同事、部下几乎全部找到了工作单位或通信方式。为此,他再次详尽撰写了第二份《陈昌同志自传》,并将所有证明人绘制成表格便于组织外调时使用。同时,他向毛主席撰写了要求恢复党籍的请求信。

就在他沉浸在企盼回到党的怀抱的美梦中时,因为中国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的右派指标没有完成,再加上陈昌同志多次找局党委书记要求回到党的怀抱,有一次赵书记和陈昌在水电站工地碰面,陈昌同志就向书记请求,赵书记恶劣的对陈昌说:你是历史复杂的人,有叛徒、特务嫌疑!陈昌为了维护自己的革命名誉立即反击:我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叛徒、特务是你强加的!,让他在众人面前下不了台,因而深深地冒犯、得罪了赵书记!在局党委完不成右派任务的情况下,右派桂冠自然而然地落在了陈昌同志头上;林向北也因为重用、包庇历史复杂的陈昌也被戴上了右派桂冠。双双被押到狮子滩水电站工地强制劳动改造。

自从打成右派,陈昌同志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彻底死亡了,他万念俱灰,停止了每日气功的修炼,再加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又巧遇粮食关没吃没喝,身体出现严重贫血和水肿。医务人员开具的《病情证明》和《病假条》被管教人员无情撕毁,每天的土石方活完不成就连轴转。长此以往,一位身体健壮、红光满面、精神饱满的谍战精英变得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濒临死亡。终于在1960125日凌晨累死在水电站工地,走完他53岁短暂精彩的人生。遗憾的是临死前也未能回到党的怀抱!!

妻子何妨为了陈昌同志回到党的怀抱,她从1960年开始了漫长的拨乱反正之21年的艰难历程。终于在董必武、李克农、王世英、汤昭武、陈养山、陈克寒、张黎群、李凡、闵学文、潘中信等等领导同志的悉心帮助和努力下,于1965年、1980年,先后两次获得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平反昭雪;并于1981年7月1日,陈昌同志的骨灰盒覆盖上了中国共产党党旗。至此陈昌同志的政治生命,在党的生日这一天获得了“复活”!欲听陈昌同志爱人何妨同志的党性故事,便能知晓陈昌与何妨3+17+50=70年的革命爱情故事。大家还想听吗?

    最后,我要感谢陈昌同志的女儿陈世英、儿子陈龙狮为我提供了相关信息,才让我创作、演讲出这样惊天动地、感人的党性故事!

     王晓莉    初稿于烈士纪念日      20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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