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和父亲离别的日子——怀念我的父亲包之静

       

想起和父亲离别的日子


——怀念我的父亲包之静


沈小英


     1970年冬季我从山西农村(68年底我到那儿插队)去宁夏贺兰县中宣部五七干校看望父亲。火车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上奔驰,车窗外的风景单调而乏味。我一路昏睡,到了银川市又转乘汽车来到贺兰山脚下。一下汽车我就看见爸爸已站在路口等待,看样子他已在凛冽的寒风中伫立很久了。他的脸色发黑,有些浮肿,消瘦的脸上两个大眼带肿肿的,一看就是身患重病。见到我他喜出望外,亲切的眼神充满了对我的疼爱。他焦急地问:“妈妈怎么样,哥哥姐姐怎么样?”“都好,都好。”我忙回答,我想带来平安消息对他是最大的欣慰。他在那遥远贫穷的西北干校真是太孤独了。


父亲和哥哥


 五七干校原来是一个废弃的劳改农场,几排土坯房子,一个大场院,几个猪圈是它的全部家当。中宣部在文革初期就遭到重创,被定为“阎王殿”,部长们被叫做“阎王”,多数被关进监狱。中层干部、各处(相当于现在的局)的领导,当时被叫做“判官”“黑帮”,以及下面的干部全在此接受批斗、劳改。我爸爸和几个“判官”住在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一边是土炕;睡觉、写检查全在上面,屋当间的火炉子里烧着冒着黄烟的煤块,乌烟瘴气的。爸爸因为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心脏病、肺病,所以让他从事看场院、扫厕所等较轻的劳动。他干活很认真,不怕脏、不怕累,从没怨言。每天收工回来,我都要给他烧点稀的,或是到集上买点儿鸡鸭等活物烧来给他吃,他很高兴,经常讲些笑话逗我笑,我爸爸原本就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很幽默的人。


父亲在办公


可是每到批判检查会后,我就看见他很忧愁,很紧张。听说他的检查老是通不过,他是中宣部新闻出版处处长,文革前因在出版界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倾向,成了重点批斗对象。他的心脏病老犯,我常看到他用一只手指顶住心脏部位按摩,以至把衣服戳出一个大洞。我那时因为年轻不懂事、不懂病,没有想办法带他去看医生,其实他的身体已经糟糕透顶。十几天后,我突然在干校患了黄疸性肝炎,发高烧、呼吸急促、浑身黄,连眼珠都是黄的。这下可把我爸爸忙坏了,他向军管会请了假,带我到银川市医院打点滴,还亲自把我送上回京的火车,那双焦急的眼神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火车开启后,他挥舞着双手向我告别,我紧紧盯住那双挥动的手一直到看不见为止。我是多么舍不得离开他呀!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离别。

      一年后,我在农村接到噩耗,爸爸因病在干校去世,军管会因为他的问题没下结论,就不好好医治,不给用药,不抢救,爸爸就是这样含冤致死的。我得知后犹如晴天霹雳、手脚冰凉、浑身发抖。这不光是因为我与他有血缘关系,而是因为我始终认为爸爸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个好干部,他思想先进、品质高尚、为人谦和、谈吐幽默。文化大革命对他的一些不实之词,甚至恶毒攻击,我只是把愤恨埋藏在心头,因为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被横扫,我一直坚信党最终能够理解他,给他以公正的评价……可是我们没有等到那一天,爸爸就离我们而去,我站在空旷的田野失声痛哭。我原来的性格是天真快乐的,但是从那以后我时常忧愁与愤恨。那个魔鬼时代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父亲在解放战争时间


      妈妈来电报说不让我去五七干校了,她是想让爸爸在我们心中永远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的父亲是个革命者,他终身信守着一个共产党人的理想。他深知这一过程的漫长,而把这个理想作为他终身的实践:

我的父亲1912年生于江苏苏州,1931参加苏州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任县委委员,同年参加了苏州世界语学会及社会科学研究会。1934年夏,在上海参加左翼进步文化工作,1938年在汉口经中央湖北省委郭树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了由范长江任会长的中国新闻记者学会。抗日战争期间,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解放全中国他毅然参加新四军,进入安徽淮南抗日根据地。从此开始了他所挚爱的新闻工作生涯,他用笔杆子作为战斗的武器,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先后任《前锋报》(新四军五支队机关报)主编兼社长;《新路东报》(中共津浦路东区党委机关报)社长;1943年任《淮南日报》(新四军二师及中共淮南区党委机关报)社长;并兼新华社淮南分社社长;1945年月10月任《新华日报》(华中版,中共华中局机关报)副社长兼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副社长;1947年随部队转移到山东,任《大众日报》(中共华东局机关报)副社长兼新华社华东分社副社长,后任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1951年调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副处长,1954年任处长。

      我的父亲一直在新闻出版界做领导工作。他思想理论水平高,虽信奉马列主义,却因自己的博学而并不显得很刻板,有着很优雅的文人气质。他有自己的原则,但从不强加于人。他很会通融,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会揣摩下级的心思。他一生不曾对社会和周围的人以抱怨,从不给任何人以负担,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自己承担能够承担的一切,自己去化解并坦然面对不能承担的另外一切。

      他不仅是个政治上很强的人,对自己的文化业务也从不放松。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最爱到他的书房,那里有数不尽的文化书刊和他一摞摞的学习笔记。他会四国外语,年轻的时候,时有外国进步书刊被他翻译并出版发表。他晚年的时候还在认真作着学习外语新单词的学习笔记。为了培养新闻界接班人,40年代他支持并创办华东新闻干部学校,50年代初期他曾为北京大学新闻系特邀授课,把自己多年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办报体会以及从实践中积累的采访、编辑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他对学习和工作是那样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孜孜不倦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我明白了,人不仅要有理想和信念,还要用坚强的意志去为实现它而奋斗。

      我的父亲在外面是个好领导,他的老同志提到他时都说:“老包是个好人。”他在家里是个慈父,又是我们的朋友。他并不强求我们在学习上有过多的压力,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学校的教育已经是够严格的了,他经常带我们去看电影,听音乐会,看体育比赛。他希望我们成为爱好广泛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总之,他的完美形象时至今日仍在我的印象中挥之不去。

      1979年的春天,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春天。我父亲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胡耀邦、胡乔木、杨静仁等国家领导人以及王光美等同志前来参加,追悼会由黄镇主持,原新华社社长朱穆之致悼词:肯定了我父亲为革命做出了一生的贡献,结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为我父亲彻底地平反昭雪了。我们终于盼来了正义战胜邪恶的一天。我仰天长叹:爸爸你看到了没有,你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我们永远铭刻在心中。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成立了,我们新四军的下一代经常开联谊会,为缅怀父辈聚在一起,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彭城、汪江淮、周东延、詹志红、吴勇、吴凤鸣、郭莲莲、赵金川、李鲁阳……他们的父辈是和我父亲一样高尚的人。通过开会和多种活动,使我的思想又有了升华。吴凤鸣大姐在每次纪念会后都要送给老前辈们自己亲手编织的红头巾。我问她对老一辈怎么会有那么深的感情?她对我说:“我妈妈临终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只要求在我死后,你经常看看我的老战友 。’”我听了这话眼泪夺眶而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这种建立在生死关头的战斗情感高于生命,成千上万的才智精英为了人类解放和后代人的幸福而献身,他们奉献出的人类精神中博大的爱超乎寻常,令人高山仰止!我们两代人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有一条:都是希望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民族文明史的祖国能够繁荣富强,我们的后代幸福安康。我们会用毕生的精力去努力奋斗,并且把这样的精神尽可能地传承到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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