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女婿讲述他与“铁军”老战士的五个红色故事

双枪老太婆女婿讲述他与“铁军”老战士的五个红色故事


    编者按:2017年1月初,红色记者陈龙狮拜访了老红军林向北。林老激动地拉住我的手,给我讲述了81年前的往事。他说:“龙狮啊,我在年青的时候最崇拜两人,一是我的岳母陈联诗(即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一是你的爸爸陈昌。然而二位陈老都早已含冤去世了,英年早逝,好可惜呀!我真的好想他们啊!如今这个世上,与你爸有直接工作关系的老战友,也许就只剩下我了,我快百岁了,真的写不动了。这让我感到紧迫感,我俩要抓紧时间抢救这些珍贵历史的史料呀!

     林老接着说:我每天都用iPad,每次都认真看你发给我的每一条新闻,你报道那么多的红色故事,但我从没看到你讲述我和你爸的故事,这不对呀!你既然当上了红色记者,就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将我和你爸的革命故事告诉全球的人们。要让下一代人都知道我们那一代人当初是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我告诉你: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靠千千万万个像陈联诗、陈昌等等这样的革命家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的成果来之不易呀!你们要保卫、继承、发扬、传承我们当初的革命精神呀!

    听了林老情真意切的批评,我真的无地自容、好惭愧,我是因害怕他人怀疑我利用所谓的职权来歌功颂德自己的亲人,所以从不在自己掌控的资源《红色军旅》栏目中宣传自家亲属。但是弘扬铁军精神、红军精神、长征精神、八路军精神、航天精神,哪管被访对象是不是亲属?只要是老红军、老八路、新四军、解放军我就应该积极宣传、报道!

     于是我当即决定即使被人误解我“以权谋私”,我也要将老红军林向北在离休后撰写的红色书刊中涉及到林向北与陈昌的故事摘录出来,将林老亲口告诉我的往事,在浩瀚的网络中公之于世,好好宣扬一下红军精神!这也是为老红军林向北贺100岁,为老红军陈昌贺110岁的寿。


                                                      一、“万县七君子”

     在抗战期间,全国进步力量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尤为激烈,其中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领导人:君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李公仆、史良。史称“七君子案”,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这个时候,四川万县的一些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也横遭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也是七个人,被当地人们尊称做“万县七君子案”。在这七个“要犯”中,有五个人是我的好朋友,一个我认识,剩下的一个就是我林向北。

 
                                        七君子第一人贾希夷

     “万县七君子”的第一人,名叫贾希夷。“七七事变”以后,全国抗战全面爆发,万县各行各业自动组织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为首的是以《万州日报》发起的的万县市文化界抗日联合会。我在这个联合会的宣传组担任副组长,组长就是贾希夷。

      贾希夷党内代号陈昌,一九二六年在叶挺独立团(举世闻名的“铁军”)任中尉排长参加北伐。一九二七年到贺龙20军军部任上尉参谋,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担任总指挥贺龙元帅的侍从副官,兼任“贺龙手枪队”队长,负责整个起义指挥部的安全保卫工作。

    南昌起义失败后,贾希夷带领“贺龙手枪队”护送起义主要将领安全到达香港。一九二八年他和汤昭武(南昌起义战友)一起,成功发动了“石宝寨起义”,创建川东第一支红军队伍。一九二九年到澎湃领导的松口苏维埃政府担任赤卫大队长。

    一九三一年因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党投敌,我党情报系统遭到重创。贾希夷奉命参与恢复、重组中共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中央特科),从此在王世英、李克农、徐特立、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的单线联系下,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特工生涯。

    一九三五年,贾希夷到重庆开办了《新四川通讯》,任社长,陈养山与陈克寒分别做总编辑和首席记者(陈养山解放后曾任国家司法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克寒解放后曾任新华社社长和文化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三陈”通过各种关系,收集了国民党和四川党政军的大量情报,如蒋介石的军事动向、军力配备、及国民党军队与四川地方军阀派系的斗争内幕等。

    这段时间,我的父亲林佩尧也在重庆,参加贾希夷组建的《新四川通讯社》。不久,贾希夷暴露了身份,不得不转移到万县。很快便成为万县年轻人崇拜的明星偶像。当年我的偶像只有两人:一个是女英雄诗伯(陈联诗),另外一个就是男英雄贾希夷(陈昌)。

    我与贾希夷经常组织万县的一些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成立宣传队,沿街贴标语,喊口号,唱救亡歌曲,演街头戏,把整个万县市抗日救国的气氛搞得浓浓的。

    有一次,贾希夷在平平电影院演讲后不久,一天晚上平平电影院正在放电影的银幕上,突然出现了毛泽东的头像,随后观众涌出了电影院,到大街上游行喊口号。没几天,贾希夷突然不知去向,我到处打听,才知道他被关在万县中央军第十军军部,罪名是“汉奸嫌疑”。不久,第十军转移将贾希夷一起带走了。



 陈昌同志遗像(1907年腊月初八生,1926年参加“铁军”,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担任“贺龙手枪队”队长,1928年担任梅县苏维埃政府赤卫队大队长,1929年成功策划“石宝寨起义”,1931年在中央特科宣誓做“无名英雄”开始了18年的谍战生涯,1936年与双枪老太婆原型陈联诗结拜为姐弟;1949年在重庆市公安局任特警,1952年起遭迫害于1960年含冤去世,1965年中组部平反恢复革命历史,1981年中组部再次昭雪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712月计算,并举行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


                 千里寻红军

    万县七君子”中的第二人,是我父亲林佩尧的老朋友吴昌文。吴昌文一九二八年加入共产党,曾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一直在团中央负责交通联络和刊物的发行工作。一九三二年,他被团中央委派到江西中央苏区领取活动经费,同行的两个交通员被敌人杀害,他与薛子正(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装成传教士,才得以蒙混过关。一九三三年,他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正值国民党的第四次大“围剿”,他带着部分受伤的儿童团员撤退到洪湖中。很多儿童团员被敌人的炸弹炸死,他自己头顶着两个孩子泡在血腥的湖水中,靠着芦苇管伸出水面呼吸,潜伏了整整四天四夜,才被渔民救出。这个时候,他和两个孩子已经极度虚弱,身上的皮肤都被泡掉了一层,经上级批准,才回到万县他姐姐家养病。

    一九三四年夏,红军打到川北,他约了一个叫余治民的人,一起到川北去找红军。找了一大转,最终还是没有找着神出鬼没的红军,只好回来,干脆就留在了万县,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吴昌文是学美术的,刻传单,写美术字的活儿都由他承担了。就在贾希夷被捕后不久,国民党政训处也找了个罪名把吴昌文也抓了起来,在监狱里关了半年。


                                                                         传奇人物刘建国

    万县七君子”中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刘建国,曾经是川北“红灯教”的头目,“匪气”极重,曾经独自一人跳上川江中一艘轮船抢劫,不但抢了旅客的银钱,还下了船上护航队员们的枪,然后一人乘一艘木筏,扬长而去。

     刘建国是在街头听我们宣传认识贾希夷的,很快也成为贾希夷的崇拜者之一。在我们的劝导下决心改邪归正,做起了挂面生意。刘建国常常把挂面摊子交给他老婆去管理,自己腾出时间积极参加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他经常送挂面给我们这样的单身汉加餐,还常常接济那个完全不顾家的贾希夷。贾希夷被捕后,有消息说国民党到处在打听余治民和刘建国的下落,刘建国和老婆不得不在半夜逃走了,余治民也走了。


       笔名“光头”的故事

    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了君儒等七君子。消息传来,我立即写了一篇文章《由救国无罪而谈到目前的抗战》,揭露国民党执行的“救国有罪,抗日有罪”的嘴脸,以“光头”的笔名,在《万州日报》上最显著的版面上发表出来。

    事隔不久,我的一个朋友杨洁清被捕,他也是“万县七君子”之一。杨洁清是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与长寿地方上的土豪关系恶劣,被密告成共产党嫌疑,只好跑到我们云安镇躲避。我到《万州日报》后,他也由我介绍到报馆接收电讯新闻稿,和我们一起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有一天,他在街头宣传结束后回报馆,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抓去。特务审问他:报纸上写文章煽动群众反对蒋委员长的“光头”住在什么地方?!杨洁清灵机一动,说我只知道南门河边街上有一个“光头剃头铺”,我常常去那里剃头,不知道那个叫光头的老板,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光头。杨洁清很快托人把这个消息传给我,我立即转移,找关系住进了刘湘的警备区司令部。杨洁清不久也被放了出来,被我们送往延安陕北公学去学习。

   万县七君子案”中还有一个女的“要犯”,叫范淑贞,她是万县市一个国立小学的校长,也是个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并上了特务的黑名单。贾希夷被捕之后,特务开始大抓我们的人,我们通过关系,也赶紧把她送去了延安。



 林向北同志:1918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一直在四川从事地下工作,系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女婿。在重庆解放的第一天接待200多位同志,先后在重庆、四川省电力等系统工作,长期帮助老战友陈昌同志恢复身份和党籍。1982年离休后重新拿起笔杆子,撰写了200多万字的革命书籍,不愧为百岁红色作家。

                                      二、营救中美合作所难友

     一九四九年八月,重庆解放前夕,四川地下党党组织,我、诗伯(陈联诗)、蒋仁凤(和陈昌同志一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等人一直在秘密筹划,试图营救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战友们,让老战友们也能活着迎接新中国。

    由岳池撤下来的徐荣恒告诉我,他在重庆见到他在岳池新三中学读书时的贾佐老师。徐荣恒说,老师现在是“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的少校中队长,正在招募新兵,要我去他的部队当兵。

    为此,徐荣恒专门来请示我:能不能去贾老师的部队为营救渣滓洞、白公馆的难友做些事?

    徐荣恒所说的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对外叫做“志农部队”。其名字是由重庆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的“志”,和大特务头子戴雨农(戴笠)的“农”合名而成,是一个特殊的武装特务组织,任务是保卫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负责这两个关押共产党要犯的集中营的警戒任务。

    而这个“贾佐”,就是我当年在万县崇拜的那个风度翩翩的英雄人物贾希夷。

    很快,徐荣恒把贾佐带来和我们见面了。

    我俩紧握着对方的手,感觉到这些年彼此的艰辛。贾佐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央特科的直管特工,曾打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多次被敌人发现追捕,又多次逃脱。由于他的工作特殊性、保密性极高,关系也一直都断断续续,现在他与地方党组织又联系不上,只好独立作战,只身打入了渣滓洞、白公馆的警卫部队这个关键的岗位,等待党组织去找他。

    贾佐那天在招兵处一看见自己当年的学生徐荣恒,凭着他对学生的了解和自己多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认定能够通过徐荣恒,找到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地下党关系”居然会是我、诗伯和蒋老头这样熟悉的老战友、老朋友。

    我们高兴了一阵子,然后赶紧商议、部署下一步的营救计划。

    很快,徐荣恒先后带了四位战友进入了这个神秘的“志农部队”,贾佐也顺利把他们安置到骨干岗位并加以重用,事情很快就有了起色。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交警队内部开始争权夺位,有人窥视贾佐的“宝座”。另外,由于有人举报徐荣恒参加过岳池的农民起义,要逮捕徐荣恒等人。

    在这紧要关头,贾佐为了保护同志的安全,立即叫徐荣恒等五人马上撤离出来。敌人发现目标突然消失,因此对贾佐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他又呆不下去了。在一个深夜里,贾佐悄悄的离开了这支对于我们许多同志来说,至关重要的“志农部队”。

    真的非常遗憾啊!要不然,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许多难友也许不会牺牲那么多!

    重庆解放后的第一天,我和家人在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馆成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在一些民主人士的协助下,又安排了十多个小旅馆,先后让214位脱险同志有了落脚处,活着迎接新中国。这是我最为欣慰的事情之一。


                                 三、陈昌担任局招待所长,我俩互为分忧解难

    一九五六年,工程局为了准备国庆“十.一”发电的庆祝活动,我被调到局办公室担任主任,分管会议、行政、接待和机要等工作,我自己还直接管理行政科、招待所和专家组。

    狮子滩水电站是新中国成立后,依靠我国力量修建的第一座梯级电站,全国和省内的水电学校和一些水电站的施工单位,派有大量人员来工地学习,除了负责吃、住外,还要替他们安排实习的项目和场所。还要接待中央首长和外宾,苏联和东欧,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生、记者来参观。来自国内外的参观者、学习者、体验生活的作家和记者络绎不绝,专门接待客人的招待所,就用五六个大工棚隔成数十个房间,光是被子就有二三百床,服务人员数十个。

    好在招待所的所长是陈昌同志,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应该说他干这项工作是大材小用,可是他坐了二年多冤枉监狱出来,要不是董老(时任中国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同志)给中共重庆市委打招呼,他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他能够到这里来工作,已经心满意足了,劲头特别大,每天清早教住在招待所的客人打陈氏太极拳、组织晚会、介绍工程情况,简直就是个“万事通”。我这里经常收到客人的表扬信,说他热情、知识面广、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对客人有事必办、有问必答……。但他们何尝知道:这个“所长”曾经是我党的高级特工,打进过蒋介石的侍从室,是个来头不小的神秘大人物啊!搞好接待任务从来没有难住陈昌,他几乎是100%的完成了我交办的任务,真的为我分忧解难,我从心里感激他。

    当年不像现在有那么便捷的通讯手段和交通,陈昌要想在短时间找齐所有的证明人恢复党籍谈何容易,一没有时间、二没有经费!

    欣慰的是,我把陈昌巧妙地安置在局招待所所长的岗位上,他能够接触到来自中央、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领导,为他寻找到当年的老首长、老战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经费,让陈昌比较顺利的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这也是我为他能够提供的最大帮助,算是报答当年他在万县时带我快速成长的回报吧!应该讲这是我一生中最欣慰的事情之一。

 
                    四、我的右派“桂冠”来自我保护陈昌同志

     一九五八年,把我打成右派中很重要的一条的“罪状”,就是我重用和企图包庇“历史复杂人员”过关。而这个“历史复杂人员”指的就是我的老战友贾希夷同志,解放后他改回党内的名字陈昌。

     陈昌刚从监狱里无罪释放,中共重庆市委接到董必武同志的指示信:对陈昌政审是必要的,但必须安排好他的工作和生活。于是就把他安排到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工作,我在一九五四年到重庆市开会时顺便接他到狮子滩。但市委的人告诉我和陈昌:不准讲待遇、不准讲夫妻团圆、不准重用。局党委将陈昌安排在局办当了一位普通职员。

    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承建的狮子滩水电站是国家的重点工程,全国各地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常常来狮子滩视察、考察,参观、学习,局招待所常常因为做不好接待工作而受到批评。当我兼任办公室主任时,分管招待所工作。因为我太了解陈昌了,便违背“约法三章”,启用他当了局招待所的副所长,我还不敢一下子让他当第一把手,但所长空缺。陈昌真的厉害,上任不久就把招待所搞的井井有条,让宾客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陈昌同志长期在秘密战线上工作,又是单线联系,党组织关系因西安事变失掉后一直就没有接上,没有了党的关系,这成为陈昌同志的一大心病。

    在他当招待所副所长的工作期间,他利用大量接待全国各地领导的机会,奇迹般地找齐了所有的证明人,将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后的所有历史写成了《陈昌同志自传》,清清楚楚的列举了几乎每一个阶段的主要领导人、老部下现在的工作单位和通信地址。于是,他多次向党支部、局党委写申请书,还给毛主席写了申请,请党组织派人调查,弄清他的历史“问题”,恢复党籍。但当时局党委认为:陈昌的历史太复杂,没有办法弄清楚。就没有理会他的申请。

    有一次在去狮子滩工地的路上,他碰上局党委书记赵孝庭,当面问赵书记为什么对他的申请不理。赵书记说:“你的历史复杂,有叛徒嫌疑,我们解决不了。”陈昌没想到他作为局党委书记,竟这样信口雌黄,气愤的回答道:“‘叛徒’是你们加的,我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当下两人就吵了起来,引来周围的人围观,让党委书记赵孝庭下不了台。“反右”运动一开始,陈昌自然而然就进入了“右派”的黑名单。

   “反右”一开始,在我隔壁住的行政科长就在大会上揭发我,他诬陷说我为陈昌通风报信,掩护陈昌过关。这无中生有的诬陷之词也就成了我的“罪状”。当然,最后是陈昌肯定跑不脱,我也未能幸免,我俩双双都戴上了“右派”的桂冠。

    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陈昌同志却因高强度劳动改造,又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没吃没喝,全身水肿,医生开具的《病休证明》被管教人员无情撕掉,最后活活累死在劳改工地上!


                                 ·      陈昌获得平反昭雪其中也有我一点点贡献

     一九七六年十月,“文革”结束,迎来“拨乱反正”的好光景,很多被冤屈的老干部、老军人,陆陆续续获得了平反昭雪,陈昌也是其中的一位。

    陈昌,也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贾希夷,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在中央特科直属李克农、徐特立等直线领导,长期潜伏在敌人心脏里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屡建奇功。由于工作特殊,他只能与上级保持单线联系,一旦环境突然变化,马上转移,一时与上级接不上头,就只能独立作战。

    临解放前,他在渣滓洞白公馆的警卫部队潜伏时,帮助我们打入了敌人内部,做了一些工作,这只是工作关系,但没有正式的组织关系;解放后他自己的党组织关系也没有能够接上,在重庆市公安局作特勤人员,从事侦察工作。

    在此期间,利用他长期搞情报工作的经验,提供了很多敌特活动的线索。如一九五一年破获了敌人埋伏下来的反革命组织“中国平民党”,把地下军总指挥邓锦环等176人全部逮捕。由忙于破案等原因,他经营的掩护茶馆亏了本,有关方面就不由分说地认定他贪污。而事实上公安局给他的办案经费根本就不能维系工作,大部分的钱款还靠他自己想办法搞。这是几十年养成的职业习惯,干革命工作是不需要党中央拨款,一定是自己解决。然而却被所谓的“贪污罪”判处二年半劳改。

     一九五四年六月,他“刑满释放”了,市公安局不安排工作。他只好写信给他的老上级董必武同志,后经董老给中共重庆市委写信,将他介绍到当时由我主管的局招待所任副所长。

   “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押送到重庆市大洪河水电站劳改。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五日,陈昌在工地抬钢轨,因为体力不支,又有高血压,以至于突发脑溢血,不治逝世,享年53岁。

     陈昌逝世后不久,在董必武、王世英、汤昭武等老同志的关怀下,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西南局组织部、四川省委组织部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作,终于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为他纠正了一九五二年的“错捕错判”、一九五八年错定“极右”的冤案,恢复了陈昌革命干部身份,但党龄只承认到“西安事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陈养山、陈克寒、张黎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下,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再次为陈昌成立了专案组,终于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陈昌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入党的光荣历史,并享受“在骨灰盒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最高荣誉(当时中共中央规定覆盖党旗的条件为:一九二七年以前的老党员、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还专门为他举行了骨灰移葬仪式,骨灰得以放进乐山市烈士陵园,其亲属、子女按红军家属享受政治待遇。虽然这一决定迟到了二十一年,总算体现了我党的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精神,陈昌同志也可含笑九泉了。

    总结陈昌同志平反结论,让我想起了我一直默默帮助陈昌和遗孀何妨及孩子们,为我的老首长、老战友、老朋友陈昌正名所做的一些些事情。当我调到四川省电力局工作后,家就安在成都。陈昌的夫人何妨同志每次来成都,找省电力局和省委组织部申诉、反映问题,或上北京途径成都时,为了省钱一般都住在我家里。那时候全国人民的生活都相当困难,我家的孩子又多,有五朵金花加一个儿子,但每次都是热情接待,还尽可能的给予一点点钱款备路上之需。因为我在省电力局工作,陈昌又是在电力系统含冤去世的,自然很多事情都要找省市电力局,我便厚着脸皮帮助陈昌的遗孀和孩子们跑上跑下,联系当权派,帮助解决陈昌遗孀和孩子们的困难。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

       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封面新闻     2017-08-22 09:17        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由于陈昌在自传中提到贺龙手枪队在历史一直没有相关的记载,同时关于他参加南昌起义的事迹缺乏旁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对他是否为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员一直存疑,所以没有列入名录。 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在寻找读者提供线索的另一名参加起义的四川人蒋仁风档案时,发现了几处关于陈昌的独立旁证。

                                               《自传》自述:南昌起义时负责保卫领导安全

在进行寻找参加南昌起义的川籍人员过程中,有读者提供线索表示,四川仪陇人陈昌曾参加了南昌起义,但名字没有列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名录中。随后,封面新闻记者跟陈昌的儿子陈龙狮取得联系。 据陈龙狮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让组织了解其历史,陈昌曾写了一份自传。根据陈龙狮提供的资料显示:

陈昌(1907.1—1960.1)四川仪陇人,一九二五年冬考入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军官团军士队。一九二六年秋,革命军在广东北伐丁泗桥之役中陈昌被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所俘。同年十月,革命军攻克武昌,将所俘的青年军官编成补充团,陈昌任该团三营营部中尉副官。

一九二五年年十二月,陈昌被送到革命军十一军军官教导队学习。一九二七年年四月,在军官教导队毕业后,陈昌被分在十一军20(应为第24)72团一营一连任排长。

南昌起义前,陈昌到贺龙部工作,担任贺龙军长的上尉侍从副官,兼贺龙手枪队队长。在起义前后,陈昌带领贺龙手枪队保卫南昌起义的领导安全。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陈昌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自传中,陈昌讲述了起义失败后的一些情景: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在落云乡之役”(疑为云落”)失败后,贺龙、刘伯承、林祖涵、吴玉章、澎湃等同志经惠来县向香港撤退,命令我率领贺龙手枪队掩护,并给我伪汉口中国银行券五千元,以作为香港的旅费。并命令我将他们撤退到香港,转赴海陆丰指挥贺龙部一、二两师,接应红十一军叶挺部与周恩来同志所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后,再赴香港复命。

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晨,在惠来县的一个无名山上,我带着贺龙手枪队警戒着敌人时,适逢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也向我们这边撤退。我即将贺龙、刘伯承等同志的指示等情况立即面报周恩来同志,并得到他的答复:命我将所率领的贺龙手枪队,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警卫营营长李明柯(李鸣珂)同志后,即日启程赴香港复命,按照原计划执行。

参谋团副官康健同志因生病关系,周恩来同志也批准他与我同赴香港休养。于是,我们得到了当地农民群众们的掩护,搭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平山同志所雇的木船漂海到香港。抵岸时,英国帝国主义者命令印度巡捕禁止溃退到香港的数百名红军指战员登陆,又迫使我们出境,不准旅馆留宿我们,而将我们撵上轮船,送往上海。因此,我未完成所担负的联络任务。到上海后,我给康健同志购买了3万元的药品。

我回到武汉即与参加过南昌八一起义的贺龙部教导团学生,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尹人杰同志取得了联系。

经他介绍,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在武昌三道街中山大学文学院我党支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旁证一:重庆局贾佐证明

由于陈昌在自传中提到贺龙手枪队,这在历史一直没有相关的记载,同时关于他参加南昌起义缺乏旁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对他是否为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员一直存疑关于陈昌的经历,封面新闻记者在寻找关于蒋仁风的档案时,发现了几处关于陈昌的独立记载。20178月初,在报道新发现的参加南昌起义人员蒋仁风时,中共蓬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了关于蒋仁风的原始档案。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中共蓬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保存的蒋仁风的原始档案

一份1982年摘自南充师范学院的蒋仁风档案中,其中的一条记载文字为:(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一九)二七年秋在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一营一连当兵,当选团党部执行委员。关于这一段经历,档案里写到重庆局贾佐证明

据党史专家介绍,当时在提交个人履历档案资料时,都要提供证明人。而贾佐是陈昌的20多个化名之一。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蒋仁风档案中提到的重庆局贾佐证明

陈昌在自传中,也两次提到证明人为蒋仁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革命军十一军20(叶挺部)72团一营一连任排长。当时,蒋仁凤同志系同连队,系我排第九班副班长。并注明这段历史请组织上找蒋仁凤同志证明,他现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教授,于一九五四年八月调北京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文中蒋仁凤蒋仁风之误,十一军20应为十一军2472团在24师。蒋仁风是1962年从西南政法学院调任南充师范学院的,这与陈昌撰写自传的时间吻合。 当时,陈昌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

另一处是陈昌在自传中记录到贺龙部工作,担任贺龙手枪队队长,此后参加南昌起义这一段经历,也注明请组织上找贺龙、蒋仁凤等同志证明 据陈昌的自传显示,上述两个时期使用的名字都是蒋仁风提到的贾佐

                                              旁证二:百岁老革命的两段记忆

关于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另一个旁证来自百岁老革命林向北。林向北是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女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川东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曾和陈昌和蒋仁风都有过交集。林老向封面记者提供了两段关于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说法。林老回忆说,他的岳母陈诗联、他的父亲以及他自己从1936年起就与陈昌相识,一同战斗。

1937年,陈昌与陈联诗、林向北等发起、组织万县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此后爆发万县七君子事件而遭遇被捕。

林向北说,万县七君子案的第一人就是陈昌,当时化名叫贾希夷。

因为是老相识,陈昌经常向林向北讲起他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100岁的革命老人林向北 (陈昌健在的唯一老战友) 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回忆有关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事迹。

1938年,脱险后的陈昌在中央特科领导下离开四川前往外地进行革命工作。1943年,陈昌回到重庆,1947年陈昌再次与失去组织关系,只能独自在川东潜伏。1945年,林向北开始从事华蓥山大起义的准备及策反工作,1948年起义失败后,大批同志被抓捕关押在渣滓洞,当时蒋仁风和林向北等人策划展开营救工作。

林向北回忆,19498月份,华蓥山游击队队员徐荣恒告诉他,在重庆磁器口见到他在岳池新三中学读书时的老师贾佐。贾佐当时是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的中队长,正在招募新兵,要他去当兵。

徐荣恒来请示我,看能不能去。林向北说,交通一旅实质上是一个特殊的武装特务组织,任务是看守渣滓洞白公馆,当时正好在筹划打入敌人内部,就同意了徐荣恒的请示。

林向北说,虽然对陈昌的过去有所了解,但是毕竟当时多年没有见面了,再加上敌情复杂。他将贾佐的情况向蒋仁风汇报。

一听到是贾佐,蒋仁风当时就说,他知道贾佐,南昌起义的时候他们俩在同一个部队,而且贾佐还是他的领导。林向北说。

新中国成立后,林向北参加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首个水电样板工程狮子滩水电站的建设工作。

1954年,陈昌被安排在狮子滩水电站的招待所任副所长,在此期间完成了近6万字的《自传》写作工作。

                                关于贺龙手枪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进行了调查。

在陈昌的自传中贺龙手枪队是一个独特的组织,此前在相关文献中都没有出现过。2009年,陈龙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寄去一封信,请求调查和核实有无贺龙手枪队

陈龙狮说,20098月底的一天深夜,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政委在看到信件后,立即派人到他家中了解情况,并将陈昌的《自传》带回复制、保存。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对贺龙手枪队进行了调查。

               2009113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发出了编号为(2009)333号的答复函件:

关于查找您父亲陈昌同志在南昌起义时是否担任贺龙手枪队队长问题的函收悉。由于缺乏史料,仅依据现有个别史料论证如下:

1贺龙手枪队在起以前是存在的,由于第二十军是全军参加起义,可以认定贺龙手枪队参加了南昌起义。

2、在南昌起义前,陈昌是否是贺龙手枪队队长问题,现还没找到有关史料依据,也没有任何回忆史料提及,难以做肯定回答。起义胜利后,在周恩来主持下,李鸣珂调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任警卫营长(即手枪队队长)。但警卫营是不是对贺龙手枪队的改造版,李鸣珂是否有前任,现也没有史料佐证。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发出的答复函件

                                             根据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资料显示:

李鸣珂(1899--1930),四川南部人。1925年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1926年秋毕业,分配到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任教导大队第一中队队长。南昌起义时任为第七十二团第二营营长。起义胜利后,部队进行整编,调任中共前敌委员会警卫营长,担负领导同志的保卫工作。1928年夏,中共中央为加强四川省的领导力量,派他到四川任省委委员兼省委军委书记。1930418.同叛徒相遇,不幸被捕。后牺牲于重庆朝天门。

                       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对参加起义人员的考证是一个艰难的工作

对于参加南昌起义人员名录的考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说,一方面依据原馆藏的南昌起义参加者采访记录、回忆录进行考证,同时跟全国各地的史志办、革命烈士纪念堂等相关部门的党史人物研究专业人员保持联系。

之前,几乎每年都会各地这些相关机构发函,肖燕燕说,有些人只留下了一个名字,知道参加南昌起义,但其余事迹却湮没在历史中。

这种情况,很多是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中,通过几份材料印证,可以确证这个名字参加了起义,但其他事迹就不可考了。肖燕燕说。

随着10前纪念馆参加起义人员名录墙的展出,有一些起义参加者的后人也开始主动找到纪念馆,并提供相关资料。

肖燕燕说,对于这些民间提供的线索和资料,同样需要进行求证和甄别。

最常见的就是一人多名的问题,比如黄霖,当年的名字叫罗直方;彭猗兰,当年的名字是安琳;叶涛,又叫戴志青;李何林,当年的名字是李昨非等等。肖燕燕说,还有一些后人找到我们说,他们家的某个父辈参加了起义,又拿不出切实的证据,我们也无法通过其他证据旁证,这就存疑。

健全和完善起义参加者名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肖燕燕说,寻访工作我们会一直做,南昌起义两万多人,我们才找到一千多人,这个比例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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