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精选12篇）

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第1篇

一、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本文分别选取全国农林牧渔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农林牧渔经济总量作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经济增长的指标, 基于1985—2008年的数据建立时间序列。全部数据来源于相关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为了避免数据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影响, 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并分别用LAIFS和LAEG来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经济增长。

研究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 需建立两者的回归方程。为防止回归方程出现伪回归现象, 需要先做协整检验, 以保证方程的有效性。而在分析两者是否具有协整关系之前, 首先要进行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只有序列是同阶单整的平稳序列才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如果两者存在协整关系, 则进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 去除残差的相关性。最后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 分析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6]以上检验分析将采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5.0来完成。

此外, 文章还将基于邓聚龙教授提出的灰色系统理论计算出两者的关联度。两个系统或因素之间关联性大小的度量称为关联度,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路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 曲线越接近, 相应序列之间关联度就越大, 反之越小。[7]它的分析过程一般包括如下过程:在原有数据基础上, 计算关联系数, 求关联度, 而这些过程将采用灰色系统分析软件DPS9.50来完成。

二、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一) 平稳性检验

如果一个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着时间而改变, 那么这个序列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一般地, 如果时间序列经过d次差分达到平稳, 则称为d阶单整序列, 记作I (d) 。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中的ADF检验。如果检验t统计值小于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那么拒绝原假设, 认为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是平稳的;反之, 则认为序列存在单位根, 是非平稳的。分别对序列LAIFS和LAEG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表明, 序列LAIFS和LAEG在二阶差分后, 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零假设, 即为二阶单整序列, 此时满足协整检验前提, 说明两者可能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说明: (1) 检验类型中的c 、t和k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期数; (2) i表示一阶差分, ii表示二阶差分。

(二)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前提是两个变量均为单整变量, 只有当它们的单整阶相同时, 才可能具有协整关系。当两个变量协整时, 则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反之, 当两个变量不是协整的, 则它们之间就不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为了确定LAIFS和LAEG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采用EG两步法进行检验: (1) 对序列进行OLS回归; (2) 对回归后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 若其残差是平稳的, 即说明两个变量之间是协整的, 否则就不具有协整关系。

首先建立回归方程:LAEGt=α+βLAIFS+et

其中α、β为待定参数, LAEGt是LAEG的估计值, 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估计得α=-12.95306, β=1.841891。则所得方程为:

模型残差估计值为:et=LAEGt+12.95306-1.841891LAIFS

R2=0.920705, Adjusted R-squared=0.917101, DW=0.238689, AIC=1.365803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 可决系数为0.9207, 并且均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 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对残差et进行平稳性检验, 仍采用ADF检验方法。

从表2可知, 残差et在10%的临界值水平下为平稳序列。即LAIFS, LAEG为I (2) 阶协整, 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根据回归方程可知, 1985—2008年全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 带动农业经济平均增长1.84%, 即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效果明显, 作用是显著的。

(三) 误差修正模型

前面已证明LAIFS和LAEG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故可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从短期看, 被解释变量的变动是由较稳定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所决定的, 短期内系统对于均衡状态的偏离度大小直接导致波动振幅的大小。从长期看, 协整关系式起到引力线的作用, 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的状态。考虑到残差序列的相关性, 用AR (p) 进行修正, 模型描述如下:

整理 (1) 和 (2) 式后得:

LAEG=C (1) +C (2) *LAIFS+C (3) *LAIFS (-1) +C (4) *LAIFS (-2) +θut-1+θut-2+εt

运用Eviews5.0软件进行回归处理, 结果为:

从回归处理结果看, 滞后一年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 但其他所有的系数均显著, 调整后R2为0.987972, 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D.W值为1.567916, 通过残差LM检验也说明模型消除了序列自相关。在误差修正模型中, 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短期变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短期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一部分是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系数估计值来看, 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 将在滞后一阶和二阶时分别以1.376269和-0.550596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四)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个变量如果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 则称它们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两变量Y与X做格兰杰检验可能存在有四种情况:X对Y有单向影响, Y对X有单向影响, Y与X间存在双向影响, Y与X间不存在影响。前文的分析表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协整关系, 并通过估计误差修正模型来考察了长期均衡机制和短期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 但这种关系是否相互构成因果关系, 还需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结果如表3所示。

分别取滞后期数1—5来考察LAEG和LAIFS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从表3中可以看出,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滞后期数为1—4时, LAEG都是构成LAIFS的格兰杰原因;而直到滞后期数为5时, LAIFS和LAEG才互为格兰杰原因, 究其原因, 这种滞后期跟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性质相关, 因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需要时间来发挥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滞后期为5时, 从相伴概率可知LAIFS构成LAEG的格兰杰原因的置信水平高于LAEG构成LAIFS的格兰杰原因, 说明此时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而假如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 当滞后期为5时, LAIFS对LAEG构成单向格兰杰原因, 这是因为当农业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 会把资本投入逐步增加到农业科技、人力资本等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的方面。

(五) 灰色关联度分析

灰色关联度分析是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 是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几何关系比较分析。如果两因素在系统发展过程中相对变化基本一致, 则认为两者关联度大;反之, 两者关联度就小, 关联度用关联系数反映, 它的取值范围为大于0小于等于1。若两因素关联度越大, 则关联系数越接近1;反之, 则接近0。[8]利用灰色系统分析软件DPS9.50进行分析, 各年两者间的关联度如表4所示, 而1985—2008年两者总关联系数为0.7967。从表4可知, 两者的关联度具有逐年减小的趋势, 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 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 而随着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和加入WTO后, 当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到一定程度后, 农业科技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等等也在不断增加和加强, 使得农业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不断增多, 因此两者的关联度逐渐减小, 但不论是从各年的关联度看, 还是整个时间段的总关联度看, 两者的关联度仍然较高, 说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基础性投资, 与农业经济增长是存在紧密联系的, 对促进农业发展至关重要。

三、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 可知1985—2008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 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农业经济增长会促进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 但由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滞后效应的特性, 只有当它投资达到一定年限后, 才会对农业经济起促进作用, 且非常显著。从灰色关联度分析可知, 随着农业发展, 两者关联度具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但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 很多地区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落后, 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经济增长。因此, 结合我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状况以及上述实证分析, 笔者认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仍要继续重视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并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第一, 正确处理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总投资中的规模关系。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方针和政策, 使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制度化、法律化, 明确规定国家计划内、预算内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财政支农资金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以及农业利用外资的比例等。[5]35

第二, 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市场和个人投资之间的关系, 建立多渠道的筹资体系。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 大部分农村集体收入甚少或无, 在农村税收减少的情况下, 乡镇财政压力也在加大, 这就要求县以上各级政府要首先承担起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这个责任, 按比例带头出资, 加大对农业固定资产的财政投入。然而我国农村地区广大, 国家财政是有限的, 单靠政府能力是不够的, 还需要鼓励社会和农民的积极参与。在政府的牵引下, 吸引社会投资和捐赠, 同时鼓励农民投工投劳。

第三, 正确处理好农业内部和地区间的投资比例关系, 逐步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投资结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是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要适当提高水利投资在农业各部门投资中的比重, 尤其是要加大防洪、排涝和灌溉工程的投资力度;加大对大型粮油棉和肉禽产区基地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在地区布局上, 增加对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粮食主产区和西部人口较多的贫困地区的投资比重;此外, 还要正确处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见效快的建设之间的关系, 把长远的和当前的利益结合起来。[5]39-40

摘要：文章对1985—2008年全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建立、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灰色关联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经济增长存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 且关联度紧密;农业经济增长会促进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 但由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滞后效应的特性, 它在投资达到一定年限后, 才会对农业经济起促进作用, 且非常显著。最后, 文章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经济增长,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灰色关联度

参考文献

[1]王建明.中国农业科研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 2009 (1) :103-108.

[2]肖新成.财政资金支农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J].长沙大学学报, 2005, 19 (5) :103-105, 107.

[3]魏朗.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7 (9) :11-16.

[4]倪心一.国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 1992 (7) :58-63.

[5]农业固定资产投产课题组.我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战略研究简要报告[J].经济问题研究参考, 1993 (Z2) .

[6]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147-188.

[7]刘思锋, 谢乃明等.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44-70.

我国农村农业投资问题分析 第2篇

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这些政策的落实，加强了“三农”工作，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粮食连续两年较大幅度增产，农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政策因素外，农村农业投资提高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历年来，这些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户，尤其是国家投资起着支配性作用。银行、企业及其它社会团体、机构，甚至个人尽管也有一定投入，但总量上很有限，投资农业的积极性还未被调动起来。在投资中，政府投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林、水利及气象服务业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以及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科研、教育、科技推广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农村集体投资主要是各级农村组织和乡镇企业为支持农业生产和发展所投入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农户投资主要是农户为维持和扩大农业生产对土地和购置各种生产资料的资金总投入。但从农村当前现实需求来看，我国农村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投资缺口，政府财政支农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为了顺利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前农村投资过程中仍存一些问题亟待改进。

一、政府对农村农业的投资

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农业的支出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长到的2357.89亿元，年均增长11.16%。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2.63%。但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到只有7.12%，20才有所恢复，为8.28%。同期，农业务税增长速度快于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14.23%，因而用于农业支出与农业各税的比值呈下降趋势，、两年小于2，也只有2.01，年有所恢复，为2.61。

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20，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

与这一要求相一致，我国财政也正在逐步向公共财政转变，但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渠道分散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据表1，1990～2004年我国农业各税为国家财政累计增加收入5961.06亿元。但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城乡差别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白筹解决，国家仅给予少量补助，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据统计，目前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农村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仅为城市的32.9%;农村中学生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

表1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业各税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亿元)

用于农业 用于农业

年份 支农 农业基 农业科 农村救 支出占财 农业各税 支出/农业

合计 支出 本建设 技三项 济费 政支出的 (亿元) 各税

支出 费用 比重(%)

1978 150.66 76.95 51.14 1.06 6.88 13.43 28.4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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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5.30

1980 149.95 82.11 48.59 1.31 7.26 12.20 27.67 5.42

1985 153.62 101.04 37.73 1.95 12.90 7.66 42.05 3.65

1989 265.94 197.12 50.64 2.48 15.70 9.42 84.94 3.13

1990 307.84 221.76 66.71 3.11 16.26 9.98 87.86 3.50

1991 347.57 243.55 75.49 2.93 25.60 10.26 90.65 3.83

1992 376.02 269.04 85.00 3.00 18.98 10.05 119.17 3.16

1993 440.45 323.42 95.00 3.00 19.03 9.49 125.74 3.50

1994 532.98 399.70 107.00 3.00 23.28 9.20 231.49 2.30

1995 574.93 430.22 110.00 3.00 31.71 8.43 278.09 2.07

1996 700.43 510.07 141.51 4.94 43.91 8.82 369.46 1.90

1997 766.39 560.77 159.78 5.48 40.36 8.30 397.48 1.93

1154.76 626.02 460.70 9.14 58.90 10.69 398.80 2.90

1085.76 677.46 357.00 9.13 42.17 8.23 423.50 2.56

1231.54 766.89 414.46 9.78 40.41 7.75 465.31 2.65

1456.73 917.96 480.81 10.28 47.68&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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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7.71 481.70 3.02

2002 1580.76 1102.70 423.80 9.88 44.38 7.17 717.85 2.20

2003 1754.45 1134.86 527.36 12.43 79.80 7.12 871.77 2.01

2004 2357.89 1693.79 565.01 13.22 85.87 8.28 902.19 2.61

注：从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另一方面，农村中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往往以农民为主承担。例如，基础教育、计划生育都是基本国策，双拥优抚和民兵训练是国防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些均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财政承担。但因这些事权都下放到了乡镇，甚至村委会，致使乡镇政府事权大于财权，摊派或举债运作屡屡发生，乡镇财政不堪重负，村级负担过重。

二、农村集体单位和居民个人对农村农业的投资

1980年以来，我国农村集体单位和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大幅度增长，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更是飞速增长。1987年上了一千亿元台阶后，1991年超过一千五百亿元，1992年上了二千亿元台阶，之后连年快速增长，特别是近几年增势迅猛，到2004年已超过一万亿元。但是，这种发展速度仍然落后于全社会的发展速度。农村集体单位和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呈波浪式的下降趋势，特别是以来连续下滑，到2004年只有16.25%，几乎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比重水平的一半。

两项投资分开来看，1992年以前，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高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且前者增长速度也高于后者。之后，情况发生逆转，不但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低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而且前者增长速度也低于后者，这种局面在近几年变得尤其显著。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农业资金投入的一半左右来源于农村集体的积累，农村集体是农村农业投资的重要主体。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普遍实行后，由于农村集体的经济职能迅速弱化，一方面农村集体的积累水平下降，另一方面投资的非农化倾向严重。因此，这一时期是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低迷发展时期，在1989～1990年甚至出现两年下降的局面。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壮大，1992年起，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提高，进而极大地拉动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村社区改善和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快速提高，只是相对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比较而言的。表2表明，1992年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

表2 农村集体单位和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

(单位：亿元)

年份 全社会 农村固 占全社会 #农村集 占全社会 #农村居 占全社会

固定资 定资产 固定资产 体单位 固定资产 民个人固 固定资产

产投资 投资 投资比重 固定资 投资比重 定资产 投资比重

总额 (%) 产投资 (%) 投资 (%)

1981 961 250 26.01 83.7 8.71 166.3 17.30

1982 1230.4 329.9 26.81 131.4 10.68 198.5&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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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6.13

1983 1430.1 415.8 29.07 110.7 7.74 305.1 21.33

1984 1832.9 553.9 30.22 174.8 9.54 379.1 20.68

1985 2543.2 677.6 26.64 199.2 7.83 478.4 18.81

1986 3120.6 820.2 26.28 245.4 7.86 574.8 18.42

1987 3791.7 1061.1 27.98 365.7 9.64 695.4 18.34

1988 4753.8 1321.9 27.81 456.7 9.61 865.2 18.20

1989 4410.4 1276.4 28.94 384.4 8.72 892 20.22

1990 4517 1242.6 27.51 366.1 8.10 876.5 19.40

1991 5594.5 1536.6 27.47 494 8.83 1042.6 18.64

1992 8080.1 2000.4 24.76 994.9 12.31 1005.5 12.44

1993 13072.3 2768.9 21.18 1631.2 12.48 1137.7 8.70

1994 17042.1 3507.8 20.58 1988.6 11.67 1519.2 8.91

1995 20019.3 4375.6 21.86 2367.7 11.83 .9 10.03

1996 22913.6 5342.3 23.31 2802.3 12.23 2540 11.09

1997 24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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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5746.8 23.04 3055.6 12.25 2691.2 10.79

1998 28406.2 5914.8 20.82 3233.3 11.38 2681.5 9.44

1999 29855 6122.7 20.51 3343.1 11.20 2779.6 9.31

2000 32918 6695.9 20.34 3791.6 11.52 2904.3 8.82

2001 37213.5 7212.3 19.38 4235.7 11.38 2976.6 8.00

2002 43499.9 8011.1 18.42 4887.9 11.24 3123.2 7.18

2003 55566.6 9754.9 17.56 6553.9 11.79 3201 5.76

2004 70477.4 11449.3 16.25 8086.6 11.47 3362.7 4.7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改革开放以前，农民的积累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很低，基本上没有能力进行投资活动。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确立了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配合农产品流通体制和价格体制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占有权和使用权，跨入了商品生产者的行列，使其有能力成为实实在在的投资主体，且在1981～1992年成为农村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1992年以后，其地位虽然被农村集体超出，但其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在稳步上升。 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速度1992年相对趋缓主要缘于农户农业投资的相对下降，这是由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产品和要素的市场结构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综合所致。其直接原因则是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缺乏获取资源的竞争能力。

表3表明了农村居民不同产业的投资效益。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的第一、二、三产业投入与产出比从低到高依次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2004年一、二、三产业的投入与产出比分别为：1∶2.81、1∶4.16、1∶5.49。第一产业的单位投资效益只相当于第二产业的67.55%、第三产业的51.18%。二、三产业的高投资回报，吸引了大量本应投向第一产业的农村资金。

表3 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和总收入 (元/人)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支出 收入 收支比 支出 收入 收支比 支出 收入 收支比

1978 14.6 50.8 3.48 2.2 3.2 1.45

1980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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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78.9 3.34 1.8 8.6 4.78

1985 110.7 400.6 3.62 2 12.3 6.15 8.7 32.4 3.72

1990 223.4 735.6 2.29 4.6 25.9 5.63 13.2 54.3 4.11

1991 246.8 771.2 3.12 5.2 25.7 4.94 15.3 57.2 3.74

1992 269.6 828.3 3.07 6.2 30.3 4.89 16.5 67.1 4.07

1993 299.3 933.8 3.12 9 37.2 4.13 21.8 112.7 5.17

1994 423.6 1264.7 2.99 9.7 47.8 4.93 25.3 130.1 5.14

1995 575.6 1652.3 2.87 14.3 65.4 4.57 31.8 159.7 5.02

1996 650 1945.6 2.99 18.5 87.3 4.72 40.9 200.8 4.91

1997 646.3 .8 3.13 18.8 101.3 5.39 41.1 225.7 5.49

1998 589.6 1934.1 3.28 18.1 102.9 5.69 44.7 249.8 5.59

1999 544.7 1832.1 3.36 15.1 110.3 7.30 40 269.1 6.73

2000 571.7 1810.7 3.17 27.2 133.7 4.92 55.3 306.9 5.55

2001 612.7 1889.7 3.08 27.9 134.2 4.81 55.4 301.3 5.44

2002 643.5 1924.8 2.99 30.3 146.2 4.83 57.3 311.2 5.43

2003 667.6 1993.4 2.99 34.5 150.5 4.36 53.2 311.1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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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829.2 2333.6 2.81 3.68 153.2 4.16 57.9 317.7 5.4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三、其他投资主体的农村农业投资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在农业领域开展了日益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国际合作。自1980年农业开始利用外资以来，我国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农业贸易活动，并与若干国际性农业组织建立了联系，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多渠道、多形式的农业利用外资体系。2004年，农副食品加工业“三资”企业就已经有1776家，资产总计1362.74亿元。目前，在我国的东、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均已建立了外资农业项目。外资已成为我国农村农业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农村建设、农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农村农业投资的不足，支持了我国农业的`开发建设。如江西的红壤改良，山东、四川的速生产防护林建设，三江平原百万亩低洼涝地开垦改造等。二是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培训了一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同时，在农业投资管理决策上，也引进了先进管理水平，并结合本国实际，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投资管理办法。三是通过合资、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等形式，加速了农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四是扶持了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利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无偿粮食援助，项目区农民收入比项目前成倍增加，有效地改善了贫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形成了产品和要素交换的新型关系，农工商得到协同发展，为了通过分工、协作和交换而获得规模效益，并在收入流的分割中获得收益增值，一些工商企业与农户(基地)缔结了契约关系，向农业注入资金和技术，为农业投资开辟新的来源渠道。

就农业投资来看，如表4所示，1995年以来农林牧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上升较快，特别是在从的四百多亿元跃至一千多亿元，占全社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比重呈跳跃式上升，但这一比重仍然较小，只有5%左右。农林牧渔业更新改造投资虽然也在上升，但只有区区几十亿元，占全社会更新改造总投资的比重没有什么改善，最高年份20也只有0.78%。这种供给与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大力扶持。

表4 农业投资情况 单位：亿元

指标 1995年 19 19 20 2002年 20 2004年

1. 基本建设

总投资 7403.6 8610.8 9917.0 11916.4 12455.3 13427.3 14820.1 17666.6 22729.0

#农林牧渔业投资 76.6 111.3 153.9 225.4 299.0 360.9 434.6 1042.9 1059.7

占总投资% 1.03 1.29 1.55 1.89 2.40 26.69 2.93 5.90 4.66

2. 更新改造

总投资 3299.4 3622.7 3921.9 4516.8 4485.1 5107.6 5923.8 6750.6 8443.9

#农林牧渔业投资 18.8 23.2 27.2&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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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7.11 26.33 26.4 21.0 52.5 59.5

占总投资% 0.57 0.64 0.69 0.60 0.59 0.52 0.36 0.78 0.70

3. 各项贷款余额 50544.1 61156.6 74914.1 86524.1 93734.3 99371.1 112314.7 131293.9 158996.2 178197.8

#短期贷款 33372.0 40210.0 55418.3 60613.2 63887.6 65748.1 67327.2 74247.9 83661.2 86836.8

#农业贷款 1544.8 1919.1 3314.6 444.2 4792.4 4889.0 5711.5 6884.6 8411.4 9843.1

乡镇企业贷款 2514.9 2821.9 5035.8 5580.0 6161.3 6060.8 6413.0 6812.3 7661.6 8069.2

两项之和占% 8.03 7.75 11.15 11.59 11.69 11.02 10.80 10.43 10.11 10.05

注：2002年及以后农林牧渔业投资含水利业投资。

数据来源：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在农村农业金融贷款方面，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1995年以来都在逐年快速上升，且农业贷款上升更快，在2002年已超过乡镇企业贷款，说明金融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强。但是两项之和占全社会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在19以后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微降。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金融对农村农业的支持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提高。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投资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重整，农业资金来源明显多元化，但在农村农业投资主体现状还存在一些不协调。一是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减少与农业发展所需长期性、全局性的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保障之间存在不协调。过去，农业各项大型工程及涉及长远性、全局性利益的农业投入均由国家和地方财政负担。近年来，这一状况出现下滑趋势。各地实际决策过程中，为了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将地方财政支出中相当大一部分投入到回收期短、见效快、利润高的非农产业，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形成明显的工业偏向。二是乡村集体经济实力的衰退、积累资金的减少与区域性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保障存在不协调。在原有投入体系中，区域性的农业基本建设、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设，都是由乡村集体积累承担的。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特别是村级经济实力的衰退，使得集体作为农村一级经济组织，已无力承担对农业较大规模投入的职能。三是农户在农业投入中所处的主体地位与农户经营性投入保障存在不协调，在国家、集体对农业投入同时减弱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建立良性的农业投入机制，国家政策诱导不够，以及由于要素市场和相对价格的制约，农户的农业投入冲动被严重抑制，特别是对农业的中长期投入处于严重缺乏状态之中。这些不协调都必须新农村建设中加以关注与解决。

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建立健全一个服务于“三农”的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农村中的经济剩余增长，农村金融也在被激励发展。但是，正式金融体系和民间金融组织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一波三折。1984年开始各大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在农村中设立分支机构和储蓄所，而在1997年之后还是他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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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身利益纷纷从农村中撤离。不过，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多次重大改革，以用政府和社会对民间金融组织态度的微弱变化，一定程度上局部性地减缓了农村资金的外流，但总体上来看，农村金融资源外流的速度有加快的趋势。这种现象也必须新农村建设中加以关注与解决。

个人教育投资需求不足的经济学分析 第3篇

一个人教育投资的起点———投资倾向

一般来讲，个人或家庭在某个时间和空间节点上会有多种投资方向，而个人教育投资需求的产生意味着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个人首先产生接受教育的需要，这是产生动机的根本原因，它会使个人产生欲望和内驱动力，而这种内驱动力就成为个人投资行为最终发生的诱导动机。因此，教育投资行为的产生基于个人或家庭对于教育的需要和投资动机的推动。

首先，教育收益的预期产生教育需要。对教育投资的源动力是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这也符合人力资本投资的典型模型，张学高等人通过引入贴现值的概念对个人教育投资成本收益做出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相对于收益来说，个人增加教育投入是比较划算的，而且个人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所得收益要高于进行高中教育投资所得收益。”[2]其次，教育需要触发教育投资动机。据马斯洛的个人教育需要理论，个人和家庭在某个特殊阶段产生的对于接受教育的迫切需要是个人或家庭产生教育投资动机的必要条件，这种需要使个人或家庭朝着特定的目标活动（教育投资），并转化为维持这种活动的一种内驱力，这时候教育投资需要触发转化为教育投资动机，因此，投资动机是投资需要的具体表现形式。这种投资动机会对后续的可能投资活动进行维持和加强，保证最终投资行为的产生。最后，教育投资动机演变为教育投资倾向，最终产生教育投资行为。个人或家庭之所以形成投资决策是基于对这种投资的未来理性预期，最终演变为教育投资的心理动机，即投资倾向，投资倾向的产生会使个人或家庭对那些与决策相关的不确定变量进行预测，一旦具备一定的支付能力，投资倾向便会演变为投资行为。

当然，教育投资需要的萌发到投资行为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一方面基于面对未来的收益预期，另一方面，教育投资的动机也与个人或家庭对该项投资的认识水平、社会观念、家庭态度与传统等多种非经济因素有关，因此，教育投资动机的产生一定是多元因素影响的结果。

二个人教育投资需求的干扰———投资收益的断裂与错位

（一）教育投资收益的断裂

资本投资的目的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教育投资也不例外。但是随着教育与就业不确定性，教育投资的风险性在提高，教育投资也呈现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也就是说个人或家庭在开始投资教育的时候，收益值会很高，越到后来，收益值就越少。这些年我国教育改革的特点已经印证了这一规律。譬如高等教育学费的快速增长，现在的学费相比起20世纪90年代翻了近20倍，这个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投资教育的成本增长远远超过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直接的结果是，家庭的学费负担越来越重，加上教育投资风险的客观存在，无疑是打破了原有投资收益的确定性链条，严重抑制了个人或家庭的教育投资动机（如图1）。

图中，SE为没有政府介入的教育投资需求曲线。由于政府承担了部分教育成本，增加了教育供给量，使教育投资需求曲线向右边移动为SE1。这意味着，在相同的教育价格水平OP1下，教育投资需求增加了A1A2，但是如果学费价格上涨过快，那么教育投资曲线会右移SE0，教育投资需求减少了A0A2。

（二）教育投资收益的错位

影响个人教育投资需求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教育投资收益的结构性失衡，即投资与收益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投资收益主体的错位

投资收益主体的错位是指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不一致。一方面体现在教育收益的正向外部性。即“当某一劳动者接受教育后，本人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会提高，与此同时，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周围人的生产效率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也会提高，但他并不因此而获得额外报酬。[3]”由于教育的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很难做到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要相等或相近，教育收益的外部性内部化。这就意味着个人教育投资积极性不高存在先天缺陷；另一方面体现在教育投资收益主体的不对称。虽然我国已经形成了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但是从根本上教育投资的两大主体主要是个人和政府，企业缺乏教育投资的动机。当然这主要是基于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的存在，因为企业能够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到所需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其间只是需要支付较低的招聘成本甚至是无成本招聘，企业自然就会缺少投资教育的意愿和动机，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个人或家庭教育投资的积极性。

2投资收益时间的错位

投资收益时间的错位是指投资时间与收益时间的不一致性，一般来讲，个人或家庭投资教育后的直接收益要在收益主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后才开始产生，教育投资的收益存在严重的滞后性。个人或者家庭在任何时间点上的投资都是一个选择集，因为每个家庭用于选择的资本（家庭可能用于教育投资的资本）具有有限性的特征，教育投资决策的做出必然会挤占家庭的其他可能投资，也可能让家庭背负沉重的债务。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诸如“弃学”、“因教致贫”等教育怪圈的行为逻辑。

三改善和引导个人教育投资需求

（一）改善投资结构

我国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表现为收益主体与投资主体的不对称，我国现行的教育投资结构中主要是政府与个人（家庭）来承担绝大部分费用，企业在教育投资中承担份额与收益份额严重不对称，也就是说企业在教育投资中存在缺位性失衡，却又是教育收益的刚性依赖者，受益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企业参与教育成本分担。

企业在参与教育投资方面也是有章可循的，很多国家在企业参与教育投资方面有很多可以参考的经验。如，美国的企业主要通过直接参与研究与开发（R&G）或者校企合作。在美国的R&G开发体系的经费投入中，企业工业界稳居首位，而且所投入的资金额数远远大于其他投资主体。每年除了固定的资金注入，企业还创建有自己的研究所以及与高校合作开展R&G工作，形成了美国独有的企业大学，截止2000年，美国现有的企业大学高达2400多所[4]。印度则是专门向接受高等学校毕业生的部门和企业征税，这项税收起征的依据是所雇佣员工的受教育程度、技术熟练程度、专业归属等来征收“大学生毕业税”[5]，这样使得企业也成为教育投资的主体之一。

（二）破解就业困境

就业市场是教育过程从投资向收益环节的过渡，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过程实际上是个人能力与社会经济活动配备布置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和谐顺畅，显然会增强教育与就业的关联性和确定性，降低个人或家庭投资教育的风险。就业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产业结构不尽，另一方面大学教育脱离社会经济发展也不可推卸。因此要破解大学生就业的困境，一方面要调整产业结，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速第二产业向高新技术行业转型升级。另外一方面从大学生的角度也要对就业有合理的预期，要逐渐适应市场化的需要，摒弃不切实际的虚荣心和依赖想法，理性地看待就业现状，改变一次性就业的观念，要树立多次选择的思想，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只有这样才能缓解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保证教育投资收益链条的不断裂，激发个人或家庭投资教育的动机。

（三）提高投资质量

提高投资质量指的促进教育投资更加合理与有效。首先，学校要准确定位，要在整个教育系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确定人才培养的目标，关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连接。更重要的是要构建多层次、多形式、多类型、多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经济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相适应，只有这样，高校培养的人才才能适应社会用人单位的需求，顺利实现与市场的衔接，实现预期就业。其次，要充分发挥现有教育资源的作用，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明确政府与学校之间的产权关系，明确学校的权利与责任，以期提高学校对于资源合理利用的关注，对于人才培养有效性的关注。这种示范性效用会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也会引发社会的关注，更会左右和影响个人或家庭教育投资的基本判断。

参考文献

[1]西奥多·W·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129.

[2]张学高，扶涛，薛勇军.个人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实证分析[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69-73.

[3]R.E.JrEucas.OntheMechanicsofEconomicDevelopment. Journal.of Monetary.Economics，1988，22：783-792.

[4] Judy C.Nixon， Marilyn M. Helms. Corporate university V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DB/O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raining， ABVINFORM Global， V24，N4， 2002：144

[5]杜连雄.印度高等教育经费筹措现状及其模式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0（2）：205.

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第4篇

1 农业技术当前的发展情况

现阶段,农业科技的成果一般和公益挂钩,同时具备准公物品的特征。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具有生产规模小,生产效益低下等特点,相比较而言农业企业大型化是比较缺乏的。因此,农业技术的推广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注入。

现如今,政府主要是将财政收入作为我国农业推广的主要资金。与此同时推广专项技术、推广农业技术等都属于财政支出的一部分。而当前我国的财政拨款主要由省级及以上部门执行,其财政经费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保障;通常而言,农业推广的基础部门,其运行费用主要来自自收自支出、差额拨款和财政拨款等这几个方面。

通过相关数据表明,整个农业支出在财政方面所占比例较小,而农业推广的费用在农业支出中所占比例更小,通常占农业支出的十分之一左右。因此,现阶段的工作就是逐步提高农业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

2 具体分析推广农业技术对经济的增长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当前,我们常做的就是通过对新技术的推广来提升技术使用的普及率,进而提高对土地和资本的使用效率。与此同时,新技术的推广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劳动者的素质,这能在关键部位提升生产力的转化效率,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不得不说的是现阶段,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存在的很大一部分制约因素是农民自己存在的低素质,我国目前的农民大多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缺乏创新意识,对于新事物也缺乏本该有的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的农业技术无法得到更好的普遍性使用。

在新技术推广始初,由于风险因素的制约,大多数人是不愿意主动尝试并承担其风险的,只有少数客户存在跃跃欲试的心态,因此在实验进行初期,农业技术上的领先使用者地位已经早已产生,随着实验的不断深入,在示范实验中不断获得新的突破,能源源不断的吸引采用的人数,技术跟进时的使用者越多其扩散曲线的斜率也将越大,而新技术采用者越多却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扩散曲线的斜率。

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采用新技术的人员会不断增多,当总量增长到一定数量时,就会出现产量的增加,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的增长也就紧步而来。

3 农业技术的投资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联系

众所周知,农业技术的快速扩散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一个运行相对完善的体系,即我们口中常言的农业技术推广。通常我们通过对经济分析法的运用来使得农业技术的推广获得投资,进而研究其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联系。

从时间上来看,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推广农业技术的投资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从农业推广投资的短期绩效而言,农业总产值一般较小,而长期绩效中的农业总产值较大。通常而言农业经济的增长和农业技术的推广无法稳定的一致向前,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需要足够的时间,而只有新技术在应用范围中大放异彩时,才能获得广泛的运用和生产,进而使得农业经济获得增长。

4 关于农业技术投资的具体研究和应对建议

通过对我国当前的推广农业技术投资绩效与现实情况进行的对比,发现投资总量在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始终处于增长的地位,但是财政对于农业推广的投资力度太低,使得农业推广无法得到较好的推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误差修正和协整分析等方法来研究农业经济的长短期动态绩效。研究得出,推广长短期农业技术投资对于农业经济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这也从侧面表明目前使用的推广农业技术投资战略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对农业推广技术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意见的建议和应对方式。

首先,政府方面需要加强财政对于农业方面的支持力度,使得在农业技术能够得到充足的推广资金。并且政府需要给农业技术的推广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机制,使得农业技术推广能够从口头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在农业技术推广时政府不但需要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还要给予一定的政策保障,保障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能够实时到位,保障其能在高效中得到最大程度的推广。

在注入推广资金的同时,不仅在注重总量的增长,还需要注重其资金注入的结构。完好的协调好项目费和事业费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在事业费用是使用时,及时协调平衡好业务活动和人员费用之间的关系,以便后续活动的顺利运行,使得农业技术推广得到最好的影响效果。

其次,我们需要及时建立一个立足于多元高效前提下完善运行的农业技术投资机制来取代传统的“自下而上”旧传统模式,进而使得农业技术投资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站稳脚跟。多元高效的新机制运行能给我们带来满足当前现状的服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融合当前的农村合作机制,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农村农户,使得农业科技得到最好的发展。

我们也要逐渐加强对于农民的培训力度,积极开展各种农民技术培训班和现场演示培训,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强调不同技术层次区别加强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强调技术的实用性,并且有针对性的授予不同农民不同的新技术,给予其一定的接受时间,在农民感受到新技术带来的优点是,在循序渐进的向其传授深层次的科学技术,久而久之农民心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会得要瓦解,建立新的思想观念。例如有机农业培育出的农作物具有更好的口感,因此具有更好的销售市场,进而能获得更好的经济收入,这一优势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农业技术的长期使用。

结束语

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情形下,农业技术的推广对于现代农业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构建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方面,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推动农业技术的发展,进而建设我国农业经济繁华的场面。

摘要：农业技术的发展横跨了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时期,在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业效率等各个方面由始至终都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而在现阶段的农业发展中,农业技术的推广又被赋予了新的任务,其对于经济增长方面的良好作用。本文主要从当面的农业技术推广出发,分析当前农业推广投资中所遇到的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农业技术,推广,均衡,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石晶,肖海峰.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科技与经济,2014,01:41-45.

[2]冉莉.探究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J].农技服务,2014,11:8.

[3]王新波.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J].法制与经济,2014,18:115-117.

[4]邹丽.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J].中国农业信息,2015,20:49-50.

中国投资基金发展的若干经济学分析 第5篇

内容摘要：中国投资基金发展已近十年，日渐成熟，但也有待于进一步成长。本文概括了中国基金业现存的四个主要问题，比较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运用现代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原理对此进行分析、总结，最后提出了面对入世中国投资基金应采取的策略。

关键词：投资基金 委托代理 信息 入世

一、引言

从1992年第一家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设立至今，我国投资基金已经历了近十年的发展与探索，以1911月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为界，中国投资基金进入“新基金”时代，基金的设立发行，投资运作以及外部监管逐步走向规范化，各基金的投资风格日趋多元化，多数基金表明了市场定位，成长型、平衡型及重组型等品种相继问世，基金管理公司在外部压力和内在激励之下，积极扩容，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研发力量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地位。20开放式基金的发行工作也排到了证监会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日程表上，《投资基金法》在经过四稿修改之后也即将提请通过，为我国投资基金的进一步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2000年底，我国一共批准设立了10家基金管理公司和34只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银行5家，累计发行基金单位562亿个，基金净值847.35 亿元，约占到深沪两市流通市值的7%。

二、中国投资基金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分析

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虽然成绩喜人，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基金业发展水平有一定差距，现存的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基金大发展，概观现实的发展情况，我国投资基金矛盾最突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症结为以下四个问题：

1、基金规模偏小，缺乏机构投资者。

基金的规模大小包含三个意思：一是投资基金的资产总额，二是单个基金的融资量，三是单位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数量。我国目前基金总资产净值为847.35亿元，而在基金业发达的美国共同基金的资产为6.8 亿美元，是美国金融市场上的第一大金融中介，英国共同基金的资产规模到1998年底也达到了4191亿美元。 基金资产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基金在证券市场乃至整个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力，规模偏小将使基金难以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根据国外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规模占股市流通股总市值比率为33%时，才能发挥良好作用，我们如果引用美国基金在机构投资者中的份额――30%～40%进行计算，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必须达到33%×30%≈10%，才能发挥其证券市场导向和稳定器的作用，所以目前7%的比率还远未达到这个要求。

单只基金的资产规模方面，1998年以来发行的新基金规模大都为10～30亿元，而美国基金的平均规模却达24亿美元。从投资组合理论来看，单个基金资产规模偏小限制了基金的投资范围，无法进行有效的投资组合，弱化了基金分散风险的功能。从规模经济理论来看，单只基金的平均运行成本随着规模的增加先下降后上升，当每基金单位的边际成本为0，即每基金单位用分摊后的最小成本获得了最大收益时的规模才为单只基金的最佳规模。根据国外基金单位收益远超过我国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单个基金资产规模虽处于平均成本下降阶段但还未达到边际成本为0的那一点，应进行积极扩容。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基金业的集中趋势更为突出，美国的400多家基金管理集团管理着7000多只基金，英国2100多个单位信托基金则仅由152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 但我国一家公司平均只管理3个左右的基金，在抵御风险，降低成本和提供全方位服务和多样化产品上都没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事实上我国基金管理管理公司“一拖二、三”正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增加基金管理数量所带来的管理费收益、信息及人力资源共享等收益要大于由此带来的人事管理、行政协调等成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有当公司的规模增长率与运行成本增长率相等，即规模收益不变时，我国的基金公司才达到最佳管理规模。

英美国家基金资产规模日渐庞大还主要得益于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养老基金构成其重要资金来源。197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共同基金的主要投

地下经济对投资的影响分析 第6篇

〔关键词〕地下经济；投资；影响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1．29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08)04-0003-05

一、问题的提出

据估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地下经济的比例超过了50%。有学者估计，我国的地下经济规模大概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如此规模庞大的地下经济，已经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由于地下经济是多元化的，包括自给自足的农民和那些已经满足了必需品而从事企业活动的人，到比较富裕、能够逃避税收和监管责任的企业等都可能从事地下经济活动。而政府需要财政收入以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改善投资环境和其他社会目标，与此同时，税收也给企业带来了成本，削弱了他们创造就业和投资的积极性。地下经济的存在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正反映了这种资源从纳税的正规经济部门向非正规的地下经济部门流动的趋向。因此，我们讨论地下经济给社会投资带来的影响，以及政府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投资环境是十分必要的。

二、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

经济学认为，决定投资的三个基本的要素是：收益、成本和预期。企业在预计购买资本品可以带来利润，即会带来大于投资成本的收益时，才会进行投资。决定投资水平的第二个因素是投资的成本，包括贷款利率和税收。当一国的税收水平过高、企业的税收负担过重时，理性的经济选择是尽可能地逃避纳税，从事地下经济活动。决定投资的第三个因素是预期和企业的信心，主要是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当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或有较高的产出水平时，企业预期未来的经济会持续增长，投资支出会增加；当企业对未来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时，国内的投资支出会下降。此外，大多数研究认为，投资对商业周期反应敏感，决定投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整体产出水平（或GDP）。产出增加时投资率高，产出下降时投资率低。

合理的投资规模、完善的投资环境以及不断提高的投资水平可以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就业岗位，增加各类产品和服务，促进竞争，降低价格，增加消费者福利，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助于减少贫困。而地下经济的存在似乎可以减少投资成本，增加企业收益，但在开放经济的社会环境下，地下经济对投资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取决于它对社会总投资的影响，包括政府的支出和投资、国内私人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和无形资产的投资，不能一概而论。

三、地下经济对投资的影响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经济生活中都需要在其资本的各种可能的投资之间进行选择。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阶段，在经济转轨时期国内的地下资本投资相当活跃，地下经济规模已经占到了国民经济总量的10%，因此，我们有必要就地下经济对投资的影响加以系统地分析。地下经济对投资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地下经济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即地下经济是促进了私人投资的增长还是抑制了私人投资的增长；二是地下经济对政府投资的影响，即地下经济行为是否造成了政府投资资源的减少；三是地下经济对无形资产投资的影响，包括对个人通过教育和知识积累而获得的人力资本，以及通过研究开发而获得的技术资本的投资的影响。

1．地下经济对私人投资的影响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相当比例的企业从事地下经济活动，逃避缴纳税款。这些企业主要包括一些有能力通过谈判协商获得各种税收优惠并能够利用合法手段进行避税的大企业、一些通过逃税减轻税收负担的小企业，以及大量为增加家庭收入而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兼职者，税收管理中的腐败行为也给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方便。

当企业或个人预期其购买的资本品会带来收益时，他们会进行投资。如果逃税的侦破率和罚金率水平不足以抑制逃税的话，他们会将资本投向收益更高的地下经济部门。本文所指的地下经济是所有完全合法的隐瞒官方，特别是税务当局而进行的个人之间的交易（偿付或以实物偿付）活动。因而，地下经济与逃税有相似的性质，地下经济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国社会经济税负的减轻，其经济效应相当于减税政策所形成的经济效应。一方面，企业逃税将使得企业税负减少，从而企业可以有更多的资金增加投资；另一方面，个人逃税将会使个人所持有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导致消费增加，促进产出和投资的增长。

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地下经济对投资的影响是正面的呢？目前，国内的学者普遍认为，我国企业和个人逃税所获收益并没有全部通过合法途径进行投资和消费，而是存在很大一部分的资本外逃。地下经济的收益主要有以下几种用途：（1）转移境外。部分地下经济收益为了逃避国内的法律制裁，被非法转移到了境外，并随着我国出入境自由度及对外经济往来的增加而逐年增加。在广东潮汕、福建及浙江等沿海地带，大量地下经济收益通过地下钱庄等境内外串通交割方式转款。据学者估计，近年来仅国内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钱金额就高达2 000亿元，大概占GDP的2%左右。还有部分地下经济收入用于送子女出国留学并在国外购置不动产和消费等，使得本应投资于国内经济的大量资本外流。（2）奢侈性消费。部分地下经济收益被用于购买国外的奢侈品，如高档轿车、名表、珠宝及出国旅游等，并没有用于国内投资。（3）合法投资。只有部分地下经济收益用于进行合法的投资，如房地产投资、煤矿等资源的开采。温州炒房团近几年在国内的很多城市进行炒房活动，温州人还大量投资山西煤矿的开采。还有部分收益用于金融产品的投资，如购买股票、保险等。（4）银行存款是收益的持有形式之一。储蓄与经济增长的不对称的上升幅度，与地下经济的存在紧密相连。

总的来说，在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现实条件下，地下经济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但部分地下经济收益没有用于国内私人投资的，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2．地下经济对政府投资的影响

现代经济中，政府针对完全的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肩负起了许多任务。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高效率，增进平等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政府通过审慎地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影响产量、就业和通货膨胀水平，而政府的财政政策就是税收权力和支出权力。逃避政府税收管理是地下经济活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和特征。地下经济规模越大，税收流失额就越大；而且地下经济的存在反过来导致地上经济企业的纳税能力降低，提高了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恶化了依法纳税的税收环境。因此，地下经济的存在为政府税收的取得和投资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降低了政府运用税收、支出和货币管理计划来调控总体经济运行的能力。

地下经济的存在减少了國家的税收收益，如果我们将这部分未缴纳的税收收集起来，那么，这部分收益是否会影响总的投资水平应该看这部分收益到底用在了哪里，是用于增加公共支出的资金、用于税收削减、用于社会保障需要还是用于政府投资。政府公共支出与投资是十分相似的高能支出，政府公共支出与投资均能引起GDP的增长，都具有乘数效应。如果假设逃税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纳税者，逃税所得较少用于固定资产项目的投资，那么，当由于地下经济的存在而减少的这部分税收被用于政府的公共支出或政府投资时，政府的支出和投资的乘数效应比逃税者的私人投资乘数效应大，地下经济将导致社会总的投资水平的下降。

在我国的财政主要支出项目中，被用于政府公共支出和投资的项目主要有基本建设支出、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国防支出、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粗略地估计出，政府的支出和投资约占总的税收收入的40%强，特别是，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存在大量改革中的国有企业，保障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需要政府的大量投资，而地下经济的存在减少了政府投资的总量。

3．地下经济对无形资产投资的影响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依靠四个主要因素，它们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构成和技术，其中，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资本投资构成了无形资产投资的主要方面。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包括：第一，控制疾病、改善健康和营养水平。其目的不只是使人们更加幸福，还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能力，而这部分用于保健和卫生事业的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支出，而非私人投资。因此，由于地下经济的存在，导致国家税收收益流失，从而造成用于这部分保障全民健康的支出减少，间接造成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第二，提高教育水平和加强劳动力的培训。这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能够有效利用资本，适应新技术的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向国外派出了大批的留学生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为我国在各领域的科研、国防以及信息等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03年，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达到3 351亿元，占GDP的2．87%，2004年的教育支出占GDP的3．41%，且这一支出呈连年增加的趋势，如表2所示。近期，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韩进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称，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10年农村地区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我国投入大量的教育经费。由于地下经济的存在造成了国家的大量税收的流失，严重影响了我国基础教育的投入。此外，地下经济部门的企业大多不会将收益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不注重人才培养和劳动力的培训，从长期来看，这会造成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不足，影响经济增长。

經济发展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我国用于挖潜改造、科技三项费用、科学研究支出和农业技术支持的费用投入不断增加（见表1和表3），在农业、国防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神州六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并绕地飞行77圈后成功着陆，充分说明了我国在航空航天领域已经进入到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我国的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科技投入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科技投入的不足也一直是制约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地下经济的存在无疑将会导致国家用于科技投入的资金的损失，因此，可以说，地下经济制约了无形资产的投资。

从长期来看， 地下经济对投资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最终取决于逃税对投资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动态而全面地考察地下经济对投资的影响是必要的，如果用于私人投资的收益大于用于政府公共支出和投资以及无形资产投资的总收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环境效益），那么，地下经济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反之，则有害。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 夏南新．地下经济估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3］ 朱小斌，杨缅昆．中国低下经济实证研究：1979－1997［J］．统计研究，2000，（4）．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R］．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我国农业投资的绩效分析 第7篇

关键词：农业投资,绩效分析,灰色关联度

0 引言

通过对农业投资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宽农业投资渠道,增加农业投资总量,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人们认识和掌握农业投资运行规律,从而利用投资手段不断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实现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研究投资问题,不仅要研究其总量,更要研究其效率和效益。对农业投资效益的分析,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研究:一方面,进行各种农业投资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贡献定量探讨;另一方面,进行各种农业投资对农民收入贡献的定量探讨。

1 变量的选取

农业投资效率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农业GDP,而农民收入大小则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综合衡量指标。因此,选取农业GDPy1(亿元)和农民人均纯收入y2(元)为主行为因子,以农业投资中涉及政府、农村集体、农户的投资的5个变量为相关行为因子,分析它们对主行为因子产生影响的关联强度。各变量的符号及含义如下:

x1—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亿元);

x2—农业贷款(亿元);

x3—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x4—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5—农村居民家庭生产费用支出(元/人)。

2 我国农业投资的绩效分析

2.1 灰色关联分析模型

在实际中,经常需要对系统相关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即分析相关各因素对系统而言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直接的,哪些是间接的等。由灰色系统理论提出的灰关联度分析方法,是基于行为因子序列的微观或宏观几何接近,以分析和确定因子间的影响程度或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测度而进行的一种分析方法。由于关联度分析是按发展趋势做分析,因而对样本量的大小没有太高的要求,分析时也不需要典型的分布规律,而且分析的结果一般与定性分析相吻合,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灰关联度分析的过程如下:

1)确定主行为因子和相关行为因子。设主行为因子的原始时间序列为

x0={x0(k)|k=1,2,…,n}

=[x0(1),x0(2),…,x0(n)]

相关因素为xi(i=1,2,…,m),其原始的时间序列为

xi={xi(k)|k=1,2,…,n}=[xi(1),xi(2),…,xi(n)] 2)将主行为因子和相关行为因子的原始的时间序列进行变换,构造灰关联因子集。构造灰关联因子集的方法有很多,这里采用平均值化法,具体转化方式为

undefined(k=1,2,…,n;i=0,1,…,m)

3)求主行为因子参考数列X0(k)对于各比较数列Xi(k)(i=1,2,…,m)间的绝对差,即

undefined

4)计算关联系数。比较数列Xi(k)对参考数列X0(k)在第k点的关联系数为

undefined

其中,ρ为分辨系数。ρ越小,分辨率越大;ρ越大,分辨率越小。一般ρ的取值区间为[0,1],通常取ρ=0.5。

5)计算灰关联度。

undefined

灰关联度ri可以表示因素xi对行为因子x0的关联(影响)程度。按灰关联度大小排序,即为关联序。灰关联度大,该因素对主行为因子的影响较大;关联度小,主行为因子不受或少受此因素的影响。

2.2 农业投资与农业GDP、农民收入灰色关联度分析

利用平均值化法对时序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取ρ=0.5。利用灰关联度分析模型计算各相关行为因子与主行为因子的关联度ri,结果见表1所示。

2.3 灰关联度分析模型的改进

按上述方式定义的灰关联度一般不满足对称性,因此可对其进行改进。定义相对变率关联度法为

undefined

ΔXi(k)=Xi(k+1)-Xi(k)(i=0,1,2,…,m)

将相关时序数据利用平均值化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利用改进的灰关联度分析模型分别计算各相关行为因子与主行为因子的关联度ri,结果见表2所示。

3 结论及建议

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和改进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计算财政支农支出、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户家庭生产费用支出等指标,对农业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产生影响的关联强度,计算结果其关联度ri有所不同,但各相关因子的关联序完全相同。因此,上述计算结果具有很强的可靠性,两种方法可以互相检验和印证。

灰色系统理论指出:在关联度分析中,关联度越大,表明因子的作用越大;关联度越小,表明因子的作用越小。从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各项农业投资无论是对农业GDP,还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其关联序(即影响次序)都基本一致。

1)农业投资各因子对农业GDP的影响次序为:农村居民家庭生产费用支出>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业贷款>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

2)农业投资各因子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次序为: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居民家庭生产费用支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业贷款>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

3)农村居民家庭生产费用支出和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GDP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位居第1和第2,说明中国农户作为中国农村基本生产单元,其人均年收入主要来源于自己的积累。另外,这一结果也说明,我国农户农业投资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仍需不断刺激农户增加农业投资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4)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力度对农业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位居第3,说明政府财政农业投资对农民增收和农业经济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农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5)农业贷款对农业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虽然比较小,位列第4;但通过增加农业贷款的数额,既可以刺激农户增加农业投入,又可以与政府农业投入资金相配套,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6)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最差,这与我国近年来的农村基本现实是相符合的。近些年来,农村集体积累较差,对农业的投资相对较少,使得农村集体对农业的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贡献不大。

7)从5项农业投资对农业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关联度来看,关联度最小值也达到了0.851 5。这说明,我国农业投资的5个方面对于农业GDP的增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都很大,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可以极大地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因此,应从各方面都加大对农业投资的力度。

参考文献

[1]陈莉.安徽省农业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相关研究[D].合肥:安徽农业大学,2004.

[2]刘艳娟.我国农业投资效益问题分析[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5.

[3]庞凌霄:吉林省农业资金投入问题探析[J].长春大学学报,2005(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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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钢.我国农业投资模式分析[J].商业研究,2007(2):144-148.

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第8篇

关键词：农业,农业政策,农业投资

一、农业行业表现回顾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下滑的影响, 农产品价格经历2008年的大幅下跌, 2008年农业行业总体趋向于低迷, 进入2009年以来, 代表着农业行业发展的相关指标显示, 农业行业一直是在低位发展中稳中有升。

截止今年7月底, 代表着农业发展的中国证券市场农业板块整体涨幅为32.58%, 略低于同期大盘涨幅35.53%, 但远高于食品饮料16.51%的涨幅。总体来看, 2008年农业表现平淡, 而唯一上涨的是种植业, 但今年以来, 种子板块涨幅仅22.95%表现相对滞后, 而农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粮油加工板块涨幅高达71.75%。从整体行业上来看当前农业行业发展速度略强于经济增速。

二、当前的农业政策

近7年来, 由于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各项支出的年均增幅都在超过了20%。使得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势良好, 给予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 国际市场主要农产品需求萎缩、价格回落, 部分农产品出口受阻, 加上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内需减弱, 使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较大, 农业生产效益下滑, 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困难在不断加大。为此, 为了保民生、促消费, 2008年底以来国家各项惠农政策密集出台 (见表1) 。

三、农业政策对农业的影响

针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较早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 但是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短期很难改变, 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以出口和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体, 2009的经济发展形势依然严峻, 从今年的经济数据看, 我国信贷快速增长、外汇储备有所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有所增加, 但是外贸下滑明显, 而价格指数继续下滑。这一系列说明当前我国经济状况还不是很乐观,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尽管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做出的积极应对措施, 扩大内需, 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比较密集的发布惠农的政策, 这就给农业行业未来的走势提供了政策预期保证。另外, 国家启动实施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 加强农产品市场调控, 支持农产品加工。这也为农业行业的投资提供了比较大的机会。当前, 宏观经济方面对农业行业投资的保证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农业刺激政策不断加大。由于农业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重要地位, 金融危机下的农业刺激政策将不断加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当前明确要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4月8日和4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并原则通过《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 (2009-2020年) 》, 指出到2020年, 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1000亿斤以上, 比现有产能增加1000亿斤;耕地保有量保持在18亿亩, 基本农田面积15.6亿亩,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5.8亿亩以上, 粮食单产水平达到700斤。落实增产措施的重点有6点, 分别为改造中低产田、选育推广优良品种、提高复种指数、推广重大技术措施、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加大病虫害防控, 以挖掘粮食增产潜力。

为此, 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 农民工返乡, 就业压力增加, 对农民增收贡献度达40%的工资性收入必将下降, 增收的重点只能通过对农业扩大扶持和补贴的力度等措施达到稳粮增收的目的, 具体通过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增加主要农产品储备, 改善进出口调控, 搞好农产品购销和调运, 努力稳住农产品市场价格;加大农业补贴力度, 比如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这些都将会给农业发展带来好的机遇。

2、需求相对刚性。2009年前三个季度全球经济衰退还将持续, 农产品作为日常必需品, 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 尤其是已经形成的消费习惯, 短期改变的可能性较小。在国家加大刺激内需力度的背景下, 未来农产品价格将稳中略有上升。

四、农业产业链分析

广义的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四大部门, 在每个部门下面, 根据产品又可以分为多个细分行业。农业产业链是指与农业初级产品密切相关的产业群的供给和需求关联构成的网络结构, 包括为农业生产做准备的科研、农资等前期产业部门, 农作物种植、畜禽养殖等中间产业部门, 以及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后期产业部门 (见图1) 。

从中国农业的具体情况来看, 产前环节产业依附性较大, 细分行业面临不同发展前景;产中环节是农业生产重要环节, 但产业化程度较差;产后环节则是支柱产业, 产业链整合能力强大。而在各个生产环节, 又可以划分出多个细分行业, 每个细分行业都蕴含着一些投资机会。要想全面了解对农业行业的投资, 首先就要明白农业产业链的结构, 针对不同的产业具体的分析, 发现投资机会。

中国的农业产业庞大而繁杂, 包含非常多的细分领域, 但是其产业链、价值链清晰分明, 在产业升级的变革和资金的供求碰撞中蕴育着众多的价值提升机会, 在政策、技术、资金多重推动下, 现代化的传统农业必将迎来曙光。

五、农业投资机会的影响因素

1、自然风险因素。自然风险又可称之为不可抗力风险, 农业属于典型的靠天吃饭的产业, 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 如雨雪、地震、台风、飓风、海啸、干旱、蝗灾等灾害天气均会对农业生产特别是产中环节造成深刻的影响。所以对于投资机构来说, 农业企业的抗灾能力应作为重要考察指标之一。

2、供求因素。供求关系是指在农产品市场上农产品的供给和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的动态平衡的关系, 这种动态平衡关系在市场上就表现为农产品价格的变动。中国国内旺盛的农产品需求不但使得国内市场供需关系向利多方向转变, 而且对国际市场供需关系也起到了明显的利多作用。因此, 目前对农业产业的投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3、政策因素。由于农业是非常特殊的产业, 它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如此重要的方面, 而且还关系到其他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 农业由于其脆弱性, 又不得不在国家鼓励和相关政策的保护下才能更健康的发展。所以, 农业投资者对国家出台的各项惠农政策在了解透彻的前提下, 其投资才会是安全和高效的。一旦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对整个经济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恶劣影响, 政府便会出台一些措施来进行市场干预, 引导价格回归,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农业产业链上的利润流动。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不错的投资机会。

4、规模风险。尽管我国农业产值很大,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仍属弱势产业。当前, 农业产业化仍处于较低层次, 整体科技水平不高;农业企业发育程度较低, 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低, 高科技成果难以大规模推向市场, 缺乏大量具备投资价值的大型现代农业企业, 规模化程度低, 投资风险大。目前世界农业发展的大趋势是集团化、跨国化, 小型农业企业的生存空间备受挤压,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农业投资机会。

六、当前农业政策中农业投资机会分析

2009年是粮食中长期规划的第一年, 在启动实施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的目标下, 要达到增产就必须保证农业生产, 提高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因此, 在粮食增产的政策下, 可以预计未来农业行业投资机会产生与以下几个方面:

1、种植业。达到稳粮增收的目标, 保证农作物的播种面积, 国家估计将稳步提高主要农作物的最低收购价, 增加对粮食种植的补贴力度, 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和粮食直补力度, 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扩大我国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加大耕地的保护力度;加大投入, 改造农田, 扩大可耕种面积。为此, 最低收购价、农资综合补贴和粮食直补力度的提高将使种植业和上游种子行业的主要企业受益, 种植业和其上游的种子行业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是投资的热点。

2、农业的相关子行业。在国家2009年农业政策的推动下, 种植业得到了极大的促进, 与之相关的化肥行业, 农药行业以及农业科技服务行业将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 农业相关子行业的龙头企业在未来几年内将是投资的重点。

3、农产品加工。国家为了完善农业产业链, 将会进一步保障农产品的收购力度, 鼓励和支持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发展, 为此, 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将是未来农业投资重点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博迪 (Bodie, Zvi) , 凯恩 (Kane, Alex) , 马库斯 (Marcus, Alan J.) 投资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7

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第9篇

关键词：农业技术,农业投资,两岸农业合作,溢出效应

农业是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在两岸关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投资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两岸关系还未达到完全正常化的形势下,农业投资几乎是台湾农业技术、农业资金和农业人才与祖国大陆农业生产要素直接结合的唯一途径和载体。农业是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起步较早的领域,在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有台商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试探性的投资创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来祖国大陆发展创业的台资农业企业不断增多,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农业的规模和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两岸农业交流从祖国大陆沿海地区拓展到中西部、北部地区,从畜牧业、种植业等向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等二、三产业延伸。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逐步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双赢的发展模式,成为两岸合作当中最活跃和重要的领域。

一、台资农业企业投资祖国大陆的现状与特征

(一)台资农业企业投资祖国大陆农业的步伐不断加快

目前,在祖国大陆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日益成为祖国大陆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9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在祖国大陆投资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有6 100多家,投资祖国大陆农业的台资达72亿美元。目前,祖国大陆16个省(区市)设有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已发展成为台湾农业资金、优良品种、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以及人才进入祖国大陆的持久、稳定的高效合作平台。目前,进入园区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已达5 000多家,占在祖国大陆台资农业企业总数的82%左右,实际利用台资58亿美元,占台资投资祖国大陆农业实际金额的81%左右[1],来祖国大陆投资的台资农业企业普遍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优化祖国大陆农业生产结构、建设现代农业做出了贡献。

(二)台湾对祖国大陆的农业投资波动较大,与非农投资相比占比较低

根据表1统计数据,1991—2009年,台湾对祖国大陆的农业投资金额并非持续增加,而是呈现出较强的增减变动。台湾对祖国大陆的农业投资金额在绝对值上并没有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而是有明显的波动起伏,表现出农业投资受两岸关系等不确定性外部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从总体投资规模来看,1991—2008年,台湾对祖国大陆涉农行业的投资总量显著低于对非农行业的投资。台湾对祖国大陆的非农各业投资项目共计32 366件,投资金额715.87亿美元;同期台湾对祖国大陆四类涉农行业(1)的投资项目共4 815件,投资总额为39.74亿美元[2]。原因之一是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较工业为少,大大降低了其总投资规模。因此,从数据对比反映出,台湾对祖国大陆的直接投资中农业投资所占比重很低。

(三)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台资农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在祖国大陆投资的非农行业的单件项目平均投资规模远大于涉农行业(见表2)。从1991—2008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涉农行业的单件项目平均投资金额为83万美元,约为非农行业单件项目平均投资额221万美元的1/3。而在涉农行业投资中,对祖国大陆的农林牧副渔业的投资总量又显著低于对其他涉农行业的投资。据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的统计,2009年祖国大陆吸收的台资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平均规模为48.37万美元,农产品加工业的平均规模为104.81万美元。其中,纸浆、纸及纸制品制造业的项目平均规模最高,达到223.98万美元,第二是饮料制造业(147.09万美元),第三是食品制造业(100.76万美元)。另据2007年台湾经济主管部门对台湾地区从事对外投资活动的制造业者进行的抽样调查,从投资规模来看,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农业企业中,未满100人的小企业为72家(占54.5%),200人以上的为44家(占33.3%),二者合计占总数的87.8%[5]。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台资农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与农业自身特性有关。涉农行业,尤其是农林牧渔业,所需的期初投资比许多非农行业都低,相应地,其回报率也较低,因此,更加适合经济能力有限的小农灵活投入。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

单位:件、百万美元、%、万美元/件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的数据整理计算。

(四)台资对祖国大陆农业投资的地区分布

台资农业企业对祖国大陆的农业投资分布并不均衡。台资农业企业对祖国大陆的农业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省(市),尤其是广东省、福建省、江苏省、上海市、海南省。通过观察表3中各省份比重,可以发现台资农业企业对祖国大陆农业投资的最偏好区位是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福建、江苏、上海等省市,它们占祖国大陆台商农业直接投资总额的72.18%,而整个东部地区则达到了93.21%[3]。这种区位分布与农业的地域性和对自然资源禀赋的高度依赖性(如农业需要更多的土地面积以供流转等)有关。但台湾方面发布的数据与祖国大陆的统计数据有一些出入,据福建省农业厅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福建省农业利用台资的数量和规模继续位居全国首位。2010年福建共新批台资农业项目75个,合同利用台资1.6亿美元,实际到资0.8亿美元;累计批办台资农业项目2 252个,合同利用台资29.5亿美元,实际到资16.8亿美元[4]。福建作为台资农业企业投资最早、最多的省份,是祖国大陆对台农业引进和合作的密集区。

资料来源:由台湾“投审会”《1991-2008年台湾投资年报》计算而得。

二、台资农业企业投资祖国大陆的溢出效应分析

台资农业企业在祖国大陆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借投资项目的落地发展,将台湾农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祖国大陆,对本地区甚至整个祖国大陆农业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和带动作用。相对祖国大陆农业而言,台湾农业在实用技术的开发、新品种的培育和改良、农产品的加工运销以及生产经营管理方面较具优势,这些方面也正是台资农业企业投资对祖国大陆农业发展产生正外部性效果的重点。

(一)台资进入促进了祖国大陆农业经济增长

台湾地区农业发展到现阶段,面临着农业资本要素充裕、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有限、资金要素使用效率下降的困境。而祖国大陆农业的发展现状正好与台湾农业相反,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却苦于资金不足的发展约束。因此,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农业是一个双赢的合作过程,一方面台资进入祖国大陆农业大大提高了台湾农业资金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引入的台资缓解了祖国大陆农业发展资金存量不足的难题。

从表4可以看出,台资农业企业在祖国大陆的农业投资累计额呈现了平稳上升的趋势,从1991年的0.174亿美元左右一直上升到2009年的72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祖国大陆的农业总产值也实现了较平稳的增长。从1991年的8 157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60 361亿元。由于农业投资转化为效益具有周期较长、相对滞后等特点,因此无法看出台资与祖国大陆农业总产值增长之间精确的对应关系,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总体增长趋势中看出台资投入增加对祖国大陆农业GDP增长是具有一定贡献的。

资料来源:各年农业总产值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台资农业企业直接投资额根据“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的数据整理。

以福建省为例,据该省农业厅介绍,福建是祖国大陆最大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闽台农业合作从引进台资农业企业从事初级农产品的小规模生产开始起步,逐步向资金、品种、技术、市场、经营管理等一揽子引进转变,从种养等第一产业,向农产品加工、运销以及旅游休闲等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并已拓展到农业科教合作、农业经营管理、水土保持、渔工劳务合作等领域。学者黎元生根据统计实证分析表明,从产出弹性来看,台资农业企业直接投资实际金额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分别增长0.499%和0.487%,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0.312%;台资直接投资协议金额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分别增长0.46%和0.45%,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0.291%[6]。台资农业投资总体上对福建农业增长、农民增收和乡镇企业总产出增长具有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

(二)农业技术溢出效应显著

从二十多年的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历程来看,台资农业投资是台湾农业技术引进祖国大陆最主要的一条途径。台湾在品种改良方面居于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台资农业企业的投资与合作,祖国大陆在工厂化育苗技术、畜产品综合深加工、速冻保鲜、包装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等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台资农业企业在祖国大陆投资,带动了台湾优良品种向祖国大陆的引进和扩散。1997年1月,海峡两岸第一个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福建“永春芦柑”和“漳州香蕉”栽培技术综合改进项目正式实施。截至目前,福建省从台湾引进种植业良种累计达2 500多个。另外,台资农业企业对祖国大陆种养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产销管理方式都有明显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台资农业企业的项目投资,祖国大陆许多地区都引进了生物菌肥、喷灌、套袋、草生栽培等台湾农业先进实用技术,以及产销一体化、产品分级包装等先进理念,对祖国大陆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效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台资农业企业投资通过竞争效应、示范与模仿、产业关联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等四种方式,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7]。

1. 竞争效应。

随着台资农业企业在祖国大陆投资规模的扩大和投资领域的延伸,台资农业企业不仅可以发挥自身的技术、资金和国际市场营销网络优势,而且可以充分利用税收减免、土地低价等优惠政策,使其生产的产品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并导致祖国大陆本土化的农业企业和个体农户如生产低级产品就会受到市场威胁。为捍卫自己的市场份额,祖国大陆本土的农业企业就必须加大研发力度,加快生产技术、设备的更新升级,以增强产品的科技含量或降低产品的成本。竞争机制必然刺激祖国大陆农业技术进步。

2. 示范与模仿效应。

台资引入农业部门不仅可以获得直接收益,还可以通过示范和扩散效应使农业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从而间接地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台资农业企业带给农业部门的先进农业机械、高效杀虫剂、高质量化肥和新品种等会很快向四周扩散,个体农民在台资农业企业工作时,直接了解了产品、技术、工艺和管理方式的信息传播与扩散过程,通过观察并模仿,能够促进当地农民技术水平的提升,使当地农民在开放中学习、了解台湾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以海南省为例,农业是台资农业企业在海南的主要投资领域。截至2010年,海南省先后引进台资农业企业累计500家,实际投资约3.36亿美元。台湾九成以上优良品种成功引种海南。客观而言,海南省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台资农业企业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在台资千驹公司的带动下,短短十多年间,台湾优质芒果品种基本上取代了海南省原来的本地品种,台湾芒果栽种面积由最早的200多公顷发展到了目前的2万多公顷[8]。

3. 产业关联效应。

台资农业企业在祖国大陆投资,一方面,台资农业企业为保证农户所提供初级农产品的质量,通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通过提供技术培训、信息服务或帮助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等,提高农户的农业生产水平。因此,台资农业企业在祖国大陆投资所产生的产业关联效应的技术溢出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为顺应市场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台资农业企业的投资重点转向农产品加工业,随之带来了农产品加工、储运等技术。以福建省漳州市为例,截至目前,该市累计批办台资农业1 000多家,农业利用台资超过15亿美元,先后引进台湾农业良种1 600多种,引进台湾农业加工设备4 000多台(套),吸收先进的农业种养、加工制造、包装技术500多项,有效提升了漳州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在合作形式上,全市企业+基地、企业+农户等新型经济组织达1 474个,带动农户52.3万户,种养、收购、加工、制造、包装、运输、出口一条龙产业链向纵深推进[9]。

4. 人力资本流动效应。

台资农业企业对当地雇员和签约农户的技术培训是农业技术溢出的基础。经过经过技术培训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一旦流向其他企业或自创企业,其在台资农业企业所学到的各种技术也随之外溢。据统计,福建省漳州市有一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围绕漳台农业合作从事农业生产、加工和经营活动,也有不少当地农民在台资企业掌握生产、加工技术后,自主创业,提升了当地劳动力的素质。

(三)推动祖国大陆农业产业化和结构升级

当前,祖国大陆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阶段,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必由之路。台湾农业产业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末即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因此,台湾在农业产业化发展方面具备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对于同样是小农经营体制的祖国大陆农业,会有积极的借鉴作用。早期到祖国大陆投资的许多台资农业企业,目前已成为推动祖国大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许多台资农业企业不仅带来资金、技术,同时引进了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克服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产、供、销相互脱节的弊端,加强了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内在有机联系,延伸了产业链条,提高了农产品价值,有力地推动着一个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农业企业的产业化经营水平。以福建省清流县为例,该县近年来积极引进有技术、懂市场、善经营的台资企业,特别是有实力进行深加工台资龙头企业,从而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2008年,台资企业森源兰蕙公司投资2 000万元在福建清流县建成国兰组培中心。组培中心与台湾多家农业大学合作,引进的台湾农业技术涵盖花卉研发、农作物改良等。目前,森源兰蕙公司已建成福建省最大的国兰组培中心,年产量可达300万株花苗。截至目前,清流已从台湾引进涉农企业近50家,引进红心地瓜低温膨化、水产高密度养殖等实用技术58项,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10]。

(四)带动祖国大陆外向型农业发展

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农产品市场全面放开,农产品竞争趋向国际化。祖国大陆的农产品早先由于品质较差,直接导致了祖国大陆农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较弱。台湾已形成一套运行较顺畅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营销机制,占有的农产品国际市场较为广阔,但由于地价昂贵、劳力紧缺,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势必将资金、技术转移到海岛外谋求发展。自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农业以来,通过台资农业出口企业的兴建,不仅大规模地引进台湾资金,而且更多地引进台湾和世界各地的农业优良品种、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这有利于提高祖国大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祖国大陆出口农业的发展,提高祖国大陆农业的出口创汇能力。以福建省为例,据统计,2010年台商农业企业出口额约占福建省农产品出口额的1/3;近年来,台资农业企业从漳州海关直接出口额,占漳州农产品直接出口额的49.9%;作为台湾精细农业的代表,台湾花卉产业从技术、营销等全方面提升了漳州传统花卉产业发展水平。近几年,在台企带动下,漳州花卉出口实现年均100%的增长率;罐头、熟肉制品、水产品、果蔬制品、保鲜蔬菜、保鲜水果、花卉苗木、木制家具等8个品种出口量位居全省同类产品首位[11]。

三、结论与建议

台商投资大陆农业状况分析 第10篇

一、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投资规模逐步扩大

农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产业, 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的经济或政治安全, 属敏感度较高的产业。鉴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日趋激烈, 台湾当局基于整体利益考虑, 并不鼓励岛内厂商赴大陆进行农业投资活动, 台商赴大陆投资主要是为改变经营困境, 谋求投资利益之考虑, 因此从投资件数和投资额来看, 台商对大陆农业的投资总量偏小。根据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会公布的资料可知, 1991年至2008年, 台商对大陆的农业投资件数 (包括食品饮料业) 累计达3106件, 金额累计达256, 739.4万美元, 占大陆台资总件数和总额的比重分别为8.35%与1.79%, 远低于非农业的投资比重。食品饮料业方面, 台商的投资累计件数和金额相对较高, 分别为2553件、229, 887.2万美元, 占大陆台资总件数和总额的比重分别为6.87%, 1.62%。

从平均单件投资金额来看, 1991年至2008年, 台商对大陆各业投资比较中, 农业产业单件平均投资金额远小于非农业产业。台商对农林渔牧业投资的单件平均金额小于非农业平均单件投资额, 若把大型台资食品企业 (如统一集团、顶新集团等) 的投资剔出, 食品饮料业单件平均投资金额则变得更小。在大陆农业投资中, 台资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陆农业领域台资主体素质不高。赴大陆农业投资的台商除少数大型投资主体以外, 有相当一部分为台湾当地的农民、小商人以及中小企业业主。这些投资主体自身素质不高, 投资动机限于利用大陆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及优惠政策进行简单的农业生产, 牟取利润, 资金来源十分有限。尽管大陆农业台资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投资金额不高, 但总体上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二、投资以合作形式为主, 独资倾向日趋明显

台商在大陆农业领域的投资项目多以“三资企业”形式进行, 其中合作形式是台商投资大陆农业的主要形式, 合作的成功典范多见于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以及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投资开发。大陆方面, 1997年以来,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农业部与商务部先后联合批准建立了9个“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 分别分布在:福建全省、海南全省、山东 (平度) 、黑龙江 (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大庆和农垦示范区) 、陕西 (杨凌) 、广东省 (佛山市、湛江市) 和广西省 (玉林市) 、江苏 (昆山、扬州) 、上海 (郊区) 。2006年以来大陆设有15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 分别是福建漳浦、永福、山东栖霞、四川新津、重庆北碚、广东珠海今湾、湖北武汉黄陂、江苏无锡锡山、江苏南京江宁、广东汕头潮南、云南昆明石林。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成为台商投资大陆农业的重要载体。

随着台商在大陆内地的投资进一步增加和扩大, 台商对开拓内销市场和自身的法律权利与义务更为关注, 倾向于以独资形式投资的台资农业企业越来越多。而且台湾人具有“合伙的生意难做”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 认为其他投资方式的实际运作中面临种种困难, 如合资企业经营时, 必须兼顾合资伙伴的意见, 用人调度不自由, 特别是当发生纠纷时, 如何判定责任归属及分摊损失便成为棘手问题。

三、投资项目相对集中在

食品饮料业

从产业投资结构来看, 台商投资大陆农业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其中, 食品饮料业台资占据了祖国大陆农业台资的绝大部分, 而农林牧渔业占有份额相对较低, 大型的台资企业主要集中在食品加工业。1991年至2008年间台商对大陆饮料业及食品业投资额则高达22.989亿美元, 台商对大陆农林牧渔业投资额为2.585亿美元。

从产业发展趋势来看, 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的领域早期主要集中在种、养业等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行业, 但近年来, 由种、养业为主转向食品和饮料制造业为主, 并进一步扩大到观光休闲农业、农民素质技能培训、农产品营销、生物工程等更广和更深的领域。

综合以上分析, 整个产业链中, 台资农业项目涉足农业农田水利建设、水土保持和粮油大规模开发的生产性项目较少, 大多数企业倾向于农副产品加工、优质高产水果、蔬菜、花卉业的种植以及高产优质的水产品养殖和畜牧业养殖。这种格局的形成乃经济利益所使然。因前来大陆进行农业投资的主体多为私人厂商, 多以获取短期经济利益为主, 农田水利建设、水土保持和粮油开发等生产性项目的投资见效慢、周期长, 不为台商所看好。而加工业附加值较高, 利润丰厚, 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小, 多为台商所看好。而且台湾农业在农产以及食品饮料业加工等方面的技术比较成熟, 转移到大陆比较容易。

四、台湾对大陆农业投资的地区分布情况

台商农企在大陆投资地区分布较为广泛, 但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大中城市, 近年来开始向中西部转移。农林渔牧业台资高度集中在广东, 占台商对大陆农林渔业总投资的27.38%。福建, 占25.26%。江苏、上海、海南、山东占、浙江、北京;食品饮料业台资则高度集中在上海 (16.03%) 、广东 (14.91%) 、江苏 (11.84%) 、福建 (11.0%) 、北京 (8.88%) 、东北 (6.29%) 、浙江 (5.21%) 、辽宁 (4.96%) 、山东 (4.32%) 、四川 (3.58%) 、湖北 (3.44%) , (这些数据是根据“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公布资料整理计算得到) , 这11个省份占食品饮料业台资总额的90.46%。此外, 山东、海南、东北等省市逐步成为台商农业投资的重要地区。这种区位分布与农业的地域性和对自然资源禀赋的高度依赖性 (如农业需要更多的土地面积以供流转等) 有关。

台商在大陆对农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较发达的省市, 有向中西部扩展的趋势, 中西部地区省市投资较为分散, 规模不大, 农业台资占全国农业台资比例较小。虽然台商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额比重较小, 但从动态的发展角度来看, 投资额在不断增加, 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近年来, 由于沿海地区的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外商农业投资处于饱和状态, 可发展空间缩小, 越来越多的台商把资本投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内陆城市, 比较注重大陆市场的整体性布局, 投资形态也由外向型向内销市场占领型转变。

就各个省市来看, 台资农业企业的投资重点、发展层次各不相同, 差异性较大, 地域特色比较鲜明。以福建、海南、山东、广西、东北等几个省份为例, 福建作为台商农业投资最早、最多的省份, 农业利用台资在大陆各省区市中位居前列。

海南省是台商另一投资重点地区。热带农业是台商在海南投资重点, 海南省属热带气候区, 与台湾的气候十分相近, 适宜发展热带水果、花卉、林业。利用海南省丰富的农业原料进行农产品加工是台资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 并形成“二区、一线”的台资企业农产品加工的区域性发展格局。“二区”是指以海口市为中心及以饮料、糖果等加工生产为重点的北部加工区与以三亚市为中心及以水产品加工、保鲜加工为重点的南部加工区, “一线”是指在安定、琼海、万宁、文昌、陵水等县市形成的海南岛东部的加工企业。海南引进农业台资历史较早, 为大陆首批国家级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的省份之一, 是台商农业投资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山东是大陆农业大省, 在出口创汇方面业绩突出, 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台资农业在山东发展态势较好。台商在山东农业方面的投资以种植 (果蔬花卉业) 、水产品与畜产品及其加工为主, 己初步形成食品加工聚集区。

广西省是西部地区利用农业台资最多的省市, 从1989年广西有第一家台资农业企业开始, 台湾逐年有投资者到广西投资开发农业, 投资涉及农林产品的种植、海淡水产品和家禽养殖、花卉、种苗、观光农业、农民培训等多个领域。

中国农业补贴的经济分析 第11篇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其目的是保证本国农业安全、维护农产品价格稳定和保障农民收入。从农民受益的方式来看，农业补贴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价格支持（间接补贴）与直接补贴两种方式。

对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与农户直接补贴政策的利弊评价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短期以及长期角度来看，其相关经济收益和成本的数量及分布情况；第二在资金支持以及执行这些政策的便利程度。

价格支持与收入补贴政策的比较

农产品价格支持与种植者直接补贴安排作为农业补贴政策的两种方式，具有不同的经济收益及成本，而且其各自的融资渠道和政策操作性也有所不同。所有这些都包涵着重要的政策含义。

在短期内，一国政府采用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能够在不加大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提高农户的收入，但其代价是对本国消费者造成的福利损失要远大于农产品生产者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收入补贴。农产品种植者直接补贴的社会成本支出或许仅占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全部社会成本的一半。但是，上述两种可替代的农业补贴政策并非万能，当且仅当是需求的暂时减少，而非供给的非正常增加导致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时，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或者种植者直接补贴安排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并增加农产品种植者的收入。

在长期内，一国政府采用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将无法取得短期内的财政资金“杠杆”效果，并将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由此进一步导致农产品过剩以及资源的错误配置。价格支持政策的长期效果要远差于对种植者直接进行补贴，至少直接补贴政策不会引起消费者福利的损失以及经济资源的错误配置。但在长期内，直接补贴政策的执行效果也要进一步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政府直接补贴与农产品产量无关，则农产品种植者直接补贴安排的长期效果，对于经济效率以及农产品市场价格没有任何影响，其政策效果仅仅相当于一笔“奖金”；二是政府直接补贴以农产品产量为基础，则推行直接补贴安排的长期效果相当于减少农户的成本投入，并将导致供给曲线的右移，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农产品市场价格下降，另一方面也不断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最终以农产品产量为基础的政府直接补贴长期安排将导致农户依然获得农产品种植的平均利润，而政府财政补贴的实际利益则由全体消费者来分配。

中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的问题

从实际执行效果看，随着中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在实现其最初设计的政策目标的同时，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

一是市场机制扭曲。收储数量过多，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发挥，不利于产业链健康发展。不限量的收储政策导致储备粮棉油库存远超常年储备，背离了“托底收购”的政策初衷；同时，流通、加工各类市场主体正常经营积极性下降，交储成为唯一目标，形成事实上的国家统购统销，阻碍了多元市场主体的发育和产业链健康发展。以纺织行业为例，国内棉花价格在临储政策支撑下高位运行，导致国内棉花价格甚至高于进口棉纱价格，纺织企业国际竞争力受到削弱，市场份额不断降低，企业开工率普遍不足，利润下降，整个行业举步维艰，经营持续低迷。

二是国家收储价格制定进退两难。当前国内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国内粮食三大品种价格比国际市场每吨普遍高600元以上。如果继续提高托市价格，势必进一步拉大与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的差距，导致进口进一步激增；不提高托市价格又会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危及国家战略安全。2014年，中国粮食进口数量2008.4亿斤，较托市政策实施前的2003年增加332%。棉花临储政策实施的2011-2013年，国内棉花进口数量平均达到421.5万吨，是国内棉花产量的61%，较临储前的2010年增长48%。2013年全年进口棉花415万吨，其中配额外全关税进口66万吨，同比增长近一倍，关税配额的“防火墙”作用基本丧失。

三是过量收储造成各方面压力剧增。粮棉库存、内外价差、进口数量、加工企业经营成本、财政补贴、信贷资金占用、潜在风险和监管压力等方面居高不下。2014年，国家财政临储粮油利费补贴385亿元，最低收购价粮油利费补贴218亿元，财政负担沉重。棉花按照目前的库存水平预测，国家财政每年需投入超过160亿元的利息和保管费用；根据国储棉竞卖底价测算，潜亏已超过250亿元。此外，粮棉长期储存陈化降质损失也需国家财政负担。

农业收入补贴政策的现实

中国现有农业补贴的基本政策框架以“四补贴”为主体，其他补贴为补充。即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农机购置补贴、良种补贴为基础的“四补贴”，同时又纳入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农业重点生产环节补贴、防灾减灾稳产增产重大关键技术补助等新的农业补贴，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农业补贴制度框架已基本成型。经过近10年的发展，中国农业收入补贴规模已经由2004年的116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2000亿元。

在2004-2013年之间，为了确保大宗农产品基本自足的战略目标，中国采取的是同步加大农业价格支持与收入补贴力度的政策，并取得了粮食生产“十连增”的不俗成绩。但鉴于采用了十年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已无法取得短期内的财政资金“杠杆”效果，使得政府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并由此进一步导致农产品过剩以及资源的错误配置。自2014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对棉花和大豆两个品种试行“目标价格补贴制度”，也即“第五种补贴政策”。按照现行政策设计的思路，如果“目标价格补贴制度”在大豆和棉花两个品种上试行成功，则将进一步推广到小麦、稻谷、玉米等主要粮食品种作物，并取代成本高昂、副作用明显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那么，“目标价格补贴”能够替代“价格支持”政策吗？或者说“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能够起到既提高农民收入又确保主要粮食品种稳定高产吗？

事实上，从2004年至今，中国在农业补贴方面已经逐步确立起以“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为主，以农业“四补贴”为辅的农业补贴体系，其中“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主要起引导大宗农产品价格稳步上升，刺激农户增加产量的作用，而农业“四补贴”则与农产品产量脱钩，且不随生产成本、市场形势而变化，对于经济效率以及农产品市场价格没有任何影响，其政策效果越来越类似于一笔“奖金”。如果按照现行政策设计的思路，用“目标价格补贴”替代“价格支持”政策，从短期来看，农业补贴无非增加了“第五种补贴”，从长期来看，中国与大宗农产品产量相挂钩的补贴体系将逐步过渡到与产量脱钩的补贴体系，其背后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放弃稳定增加产量，而单纯以提高农民收入为主要目标，与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并不相符，属于高投入、低公平度、低效率的政策调整。

由于2014年才开始在棉花和大豆两个品种试行“目标价格补贴制度”，系统评估该政策的效果还为时尚早，但从执行的初步情况来看，该制度体系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政策体系设计简单，但操作异常复杂。以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为例，2014年国家公布的棉花目标价格为19800元/吨，目标价格按照成本加基本收益确定，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棉花生产者。试点地区制定统一的棉花目标价格，价格水平一年一定。市场价格采价时间为集中上市期试点地区棉农棉花平均销售价格。补贴标准由国家根据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和国家统计局调查的棉花产量测算。但由于补贴的实际操作过于复杂，极易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且偏差出现后的主体责任也很难认定。

二是政策目标指向不清晰。面积和产量申报多环节存在人为推定因素，目标价格补贴与农户实际销售价格和实际产量脱节。目前，一个棉农的种植面积需要7遍层层核实，产量确认区分本地交售和异地交售，补贴方式区分面积补贴和产量补贴，其中多个环节存在人为推定、统计汇总和分解到户。每一次的统计过程就是一次信息失真的过程，再加上目标价格补贴以试点地区棉农交售棉花的平均价格为准，与农户实际销售价格无关，补贴统计产量也与农户实际产量脱节，由此将导致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变异为单纯的“第五种农业补贴政策”，而无法承担起稳定大宗农产品产量的重担。

三是补贴资金分批多次到位，存在较长的时滞效应。按现行制度设计，一季棉花的种植补贴要在半年内分成四次完成。2014年11月，财政部第一批预拨补贴资金到位，新疆自治区第一批预拨资金的兑付对象全部为基本农户，亩均补贴标准为191元/亩。2015年1月，第二批预拨补贴资金到位后，已获得每亩191元补贴的基本农户按照33元/亩标准兑付第二批预拨资金，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和因漏报面积未取得第一批补贴的基本农户按照224元/亩的标准兑付。2015年3月底之前，按照面积补贴43.63元/亩，籽棉交售量补贴陆地棉0.688元/公斤、特种棉0.893元/公斤，拨付第三批和第四批补贴。

政策建议

1.按收入补贴思路改造当前的农业保险体系。中国农业补贴的政策目标一是确保大宗农产品稳定高产；二是持续提高农民收入。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作为当前农业补贴制度体系的核心，其支柱作用也恰恰体现在通过价格支持刺激农产品供给上。如果价格支持政策退出，那么替代政策也必须承担起确保大宗农产品稳定高产的首要政策目标。反观现行的农业补贴体系，只有农业保险的补贴政策自始至终与产量相衔接。因此，建议改造农业保险体系，使其在承担起农业补贴核心支柱职能的同时，达到高投入、高公平度、高效率的政策目标。

当前，中国的农业保险一直沿着风险补偿的设计思路在稳步推进。未来，如果选择农业保险作为农业补贴体系核心支柱，进一步通过“绿箱政策”措施加大对农业支持力度，其主要调整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将目前农业保险的风险补偿设计思路调整为收入补贴设计思路。政策调整的核心是由以前的“保产量”调整为“保收入。当然，“保收入”的前提条件是产量要稳产、高产，而非任意撂荒土地情况下的保收入。具体来讲就是将原来政府财政与参保农户共同分担未来不确定的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政策工具，调整为农户收入补贴的一种方式，在农户实现稳产高产的情况下，通过农业保险的收入保障契约条款，确保农户取得较高的种植收益；在农户面临自然灾害，出现减产亏损的情况下，通过农业保险的风险补偿契约条款，确保农户的前期投入和物化劳动能够得到风险补偿。

二是农业保险的政府补贴机制要建立在支持自由竞争、补充市场竞争不足的基础上。需要建立必要的经济激励机制，使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商业保险机构加入到农业保险的行列，将传统的农业保险经营转变为与区域经济和企业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业，使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在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高效率地完成农业保险的分保业务。

三是设立政策性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其职能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通过再保险机制，有效连接资本市场与农业保险市场，一方面起到在全国范围内分散风险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通过资本市场定期融入巨额的流动性资本以满足商业保险公司理赔农业保险产品的流动性资金需要，并进而降低或分担财政承担的潜在农业风险责任。其次，专司负责精算农业保险费率，设计农业保险产品，审核各个参与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资格及其所做的农业保险业务，然后审定补贴数额。第三，承担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费用补贴及保费补贴等职能。第四，承担“农业生产基础信息管理系统”建立、更新和维护职能，以准确甄别和确定各农户的产量、种植面积、保险理赔等情况。

2.按托市思路适度调整现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体系。中国现行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粮油临时收储政策和棉花临时收储政策等三类农业价格支持政策工具。在2004年设计之初，其启动机制具有预备性，只有在出现市场收购价格下跌到最低收购价或临储收购价以下时，中央政府才启动这一政策；启动之后，在收购一定数量、市场收购价格回升到最低收购价或临储收购价格以上时则停止收购。这一机制一直到2007年都是按照“托市”的思路在运行。从2008年起，农业价格支持政策放弃“托市”思路，转变为引导大宗农产品市场价格连年持续走高的工具，并运行至今。未来，在农业保险承担起“保产量”和“保收入”两项核心职能的前提下，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体系可回归“托市”思路，但建议在两方面进行适度调整。

一是托市价格要参照同品种进口大宗农产品到岸完税价，并适度下浮。这由中国当前大宗农产品价格全面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国情决定。近十年的农业价格支持政策实践也一再证明，要尊重市场定价原则，可在短期内适度通过价格支持政策对市场机制的缺陷进行必要的补充，而不能将价格支持政策长期化，否则价格的扭曲将导致沉重的财政负担和过度的消费者福利损失。

二是政策实施区域要覆盖全国，一视同仁。限于财政补贴的实力，中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粮油临时收储政策和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实施区域仅限于规定品种的重点主产区，而非政策执行区域市场价格完全放开。这种政策导致的市场分割造成了实事上的大宗农产品区域价格双轨制。未来，作为农业保险收入补贴的二线托底政策，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将不再以巨额财政支出为代价，承担价格支撑作用，其职能转变为稳定农户心理收入预期，平抑大宗农产品价格短期内的剧烈波动。因此，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应该与农业保险同步做到覆盖全国，一视同仁。

3.按“稳价格、提收入、调结构、促转型”的思路统筹规划农业收入补贴政策与价格支持政策的调整。为增强农业收入补贴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加大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力度，提高农业收入补贴政策效能，中央政府决定从2015年调整完善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政策，并在部分区域试点将上述三项补贴政策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补贴对象为所有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享受补贴的农民要做到耕地不撂荒，地力不降低；补贴资金与耕地面积或播种面积挂钩，并严格掌握补贴政策界限。此次农业收入补贴政策调整完善恰逢其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生产积极性。但遗憾的是，当前农业收入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农业价格支持政策的调整各自为政，未能做到统筹规划，同步推进。一方面是“目标价格补贴”替代“价格支持”政策带来的市场价格断崖式下降预期，以及由此带来的连锁性市场负面反馈；另一方面是整合农业收入补贴方式，加大补贴力度带来的政策利好。这种不同步的政策调整将产生政策逆周期和顺周期的叠加震荡，对于市场的扰动作用反而更大。

未来，建议按照“稳价格、提收入、调结构、促转型”的思路，在明确农业保险体系承担农业补贴核心支柱职能的前提下，统筹规划农业收入补贴政策与农业价格支持政策的调整，力争做到政策调整环环相扣，互相协同，整体推进。其中，“稳价格”是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的前提。这里的稳价格除了指稳定大宗农产品现货市场价格以外，更重要的是稳定未来市场价格预期。如果价格预期不稳，就会一再出现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价格断崖式下降和价格信号失真情况。“提收入”主要是指提高对种粮农户的收入补贴力度。这方面的改革中央政府已经在2015年进行了全面部署。但要指出的是，“稳价格”是“提收入”的前提，如果价格预期不稳，即便提高种粮农户的收入补贴力度，政策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调结构”主要是指调整农业收入补贴政策的补贴方向、深度和范围，并将农户收入补贴的发放与农业保险的投保、定损、理赔情况相衔接。“促转型”主要指通过统筹规划农业收入补贴政策与农业价格支持政策的调整，达到促进农业生产向适度集约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方式转型的目的。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分析 第12篇

一、黑龙江省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优势条件分析

农业基础设施是从事农业生产所必备的公共基础条件,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非排他性、非消费性和非竞争性,主要由国家供给,部分层次和领域面向市场。本文主要研究水利、公路、电力、耕地和部分农机设备。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显著的生产乘数效应,农业水利等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能够降低自然灾害的成灾率,增强农业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农业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农业电网的建立和改造既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又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耕地和农机的整备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增加了农业发展的后劲。

长期以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薄弱制约了黑龙江省农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黑龙江省要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利机遇,把增加农业基础建设投资放在扩大内需的首位,切实下大力气抓实抓好,以此推进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就业数量的增加和农村消费市场活力的提升。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中央十分重视黑龙江省农业发展,在政策上给予了很大的倾斜。黑龙江省土地条件居全国之首,耕地面积和人均占有量均居全国首位。总耕地面积和可开发的土地后备资源均占全国1/10以上,人均耕地和农民人均经营耕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其中黑土地耕地面积988.0万公顷,占东北黑土地耕地面积的63.9%,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85.6%[1]。黑龙江省拥有发展大农业的优势,良好的土地条件有利于耕地的整备,能够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可以利用扩大内需要资金进行大范围耕地整理,集中连片开发整理黑土地,有力提高黑龙江省土地产出率。

黑龙江省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很快,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居全国前列。“十五”期末,全省机耕、机播、机收程度分别达到90%、74%和31.2%,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75.7%。全省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1 807.7万千瓦,农用拖拉机80万台[2]。据专家测算,在全省农业增产中农机化贡献率已经超过30%,特别是黑龙江省农垦系统农业机械化程度是东北最高的,农垦系统的机械化程度已经超过90%。农机化对黑龙江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扩大内需背景下,要继续增加农机补贴,大量普及农业机械,为黑龙江省农业生产提供坚实的支撑。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逐年增加。2008年中央财政对黑龙江省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的补助专项资金由2007年的10亿元增加到30亿元。黑龙江省从2008年9月至今年4月,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就投入资金13.4亿元,投入资金及使用情况列式如表1。水利设施建设投入的效益将日益彰显。农村公路建设在覆盖行政村的前提下,向自然村屯延伸。近三年来,全省农村公路完成投资231.67亿元,建设农村公路59 265公里。仅在2008年农村公路就完成24 799公里,总投资107亿元,是历史上建设规模最大的一年,新增通畅乡镇89个、通畅行政村1 737个,乡镇和行政村通畅率分别由82%和53%提高到91.6%和71.9%。全省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03亿元,同比增长35%,创历史最高水平[3]。农村公路建设极大地促进了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资料来源:根据黑龙江省农委有关资料统计整理

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黑龙江省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优先发展重化工业战略的影响,“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由于投入不足、缺乏补偿机制、投资重点不集中等原因,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制约了黑龙江省现代农业的大发展。

1.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没有明显上升,缺乏农业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农业基础设施具有公共产品性,国家又是微观利益的收益者,因此国家应该承担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份额的大头,但长久以来国家没有担当起这个职责。我国建国以来农业投入呈连年减少趋势,“二五”至“五五”时期,全国农业在整个建设投入中的比重应在9.8%-11.2%之间,“六五”期间降到5.1%,到1994年只剩下1.9%。据张德华等人研究,在黑龙江省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农业投资总额虽然年年上升,但是在总支出中的占有率却并没有明显上升,甚至还有下降的时候,再加上物价的上涨,实际增加的投资额也就变得很有限了。

2.农业比较效益低,投入缺乏补偿机制,影响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农业比较效益低导致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机制的致命弱点是缺乏投入补偿机制,通常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或少有产出。这与农业的高风险、低收入的产业特征密切相关。由于黑龙江省农业经济市场化程度较低,农业的自我积累功能低下,积累效益差,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后的资金不能迅速有效地聚集成回流,补偿机制无法运行,银行作为投资主体投入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农业银行和农业信用社,真正用于农业综合开发、农业服务配套的信贷资金还不到信贷总量的45%,就是名义上的农业投入基础的资金也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而不得不投向非农产业。与农业相关的一些工商业和服务业,由于商业趋利行为的作用,通过各种行为剥夺农业利润,造成农业投入资金的大量外流,进一步分散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量。

3.耕地质量下降、农田水利建设落后,能源增长缓慢问题依然是黑龙江省农业基础建设的薄弱环节。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良好的耕地资源、水利设施和充足的能源。由于自然灾害和农业污染的严重影响,黑龙江省耕地质量正在下降,现在全省中低产田面积达610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54%,其中水土流失面积500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44%。此外,黑土流失和严重退化、土地盐渍化和沙漠化现象严重,每年因水土流失减少的粮食产量达20-40亿公斤。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看,小型水利设施的缺乏导致井灌水稻面积比重低。黑龙江全省已建成小型农村水利工程26 704处,工程配套率只有70%左右,完好率只有60%左右,设计灌溉面积653.3万亩,实际灌溉面积199.7万亩,仅为设计能力的30%[4];2007年黑龙江省有效灌溉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只占三成以下。水田发展布局又不尽合理。黑龙江省中部地区水田面积高度集中,东部的三江平原井灌水稻面积占73%,西部受干旱制约,井灌水稻1980年几乎为零[5]。此外,从农业能源存在的问题看,电力增长缓慢。黑龙江省农村用电量2000年27.5亿千瓦时,2001年28.7亿千瓦时,2002年29.4亿千瓦时,2003年30.7亿千瓦时,年增长率不到5%[5]。

三、政策建议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作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之一。2009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投资4万亿元资金扩大内需,重点投向农业基础建设和民生领域。黑龙江省要以此为契机,用足用好国家扩大内需财政资金,大幅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总量,明确投资产权,整合投资重点,开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局面,为实现黑龙江省打造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和建设现代农业,提供坚实的农业基础建设条件。

1.国家要继续增加对黑龙江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支持总量。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理论认为,国家是大型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黑龙江省是产量大省,粮食产量对全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意义重大。黑龙江省农业大省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决定了黑龙江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外溢性,在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前景下,需要国家财政资金的更多支持和倾斜。一是抓好重要粮食主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突出抓好良田建设等关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环节;二是继续抓好农田水利建设。不断加强农田水利建设,逐步建立起农田水利建设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三是抓好“绿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补贴优质化、专用化农产品、绿色产品以及精深加工农产品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完善信贷支农服务。要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大对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逐步建立由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等多样化金融机构组成的内在互补功能的农村金融体系,以满足农业基础建设的金融需求。

2.政府要调动企业、中介组织和农民等社会力量参与小型公共设施建设积极性。由于黑龙江省财力紧张,无力支撑农业基础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因此,在努力增加政府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应适当引入市场机制,积极探索建立政府主导、集体辅助、个人补充、市场运作相结合的筹资机制。世界发达农业国家发展史表明,仅靠政府的财政资金,不能适应形势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环境特点。要按照市场化运作规律,运用多渠道的融资方式来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财力。应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调动县、乡、村的积极性,约束和激励农民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建设。通过财政引导带动社会投资,拉动银行贷款,启动民间资金乃至引进外资,拓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供给渠道。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按照“谁使用、谁付费”、“谁投资、谁收费”的原则,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民间投资给予优惠和鼓励,吸引民间资金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事业。

3.各级地方政府要整合投入资金,调整农业基础设施资金投入重点。一方面,要整合农业基础建设投入资金。目前支农资金的安排是分部门管理的。这种管理模式使不同渠道的投资在使用方向、实施范围、项目安排等方面有一定程度的重复和交叉,造成了各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多头管理,力量分散,不利于统一监督、管理和协调,不能形成合力。因此,应对现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资金进行整合,加强统筹协调和统一安排,防止项目重复投资或投资过于分散,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对各分管部门的职能分工也要加以明确,确保支农资金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另一方面,优先解决广大农民最急需的生产设施。黑龙江省在使用扩大内需资金上,要积极调整农业基础建设资金投资方向,加大对平整土地、土壤改良、节水灌溉、小型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农村水电、农业机械化等农业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摘要：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黑龙江省农业基础建设投资具有一定优势,但也存在投入资金规模小、投入结构不合理、投入重点不突出等问题。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黑龙江省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大力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效益。

关键词：扩大内需,农村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张德华,车明诚.黑龙江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及对策[J].商场现代化,2008,12(中旬刊).

[2]温薇.强化农业基础建设提高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J].黑龙江粮食,2008(5).

[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黑龙江省农村公路、水利、能源重点项目全面展开[Z].财政部信息网络中心.

[4]周慧秋.黑龙江省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产量影响及应对措施[J].农场经济管理,2008(6).

[5]章磷,姜丽.黑龙江省农业基础设施竞争力研究[J].农场经济管理,20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