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转移就业范文

农民转移就业范文（精选11篇）

农民转移就业 第1篇

一、转移就业农民的来源

目前,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 市场化的经济因素和城镇化的政策因素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 兼有职业和身份属性的农民工群体不断壮大, 在过去五年里保持了每年1000万左右的人数增长。关于转移就业的农民的来源和构成, 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陶然、徐志刚 (2005) 认为, 在官方城镇化的统计数据中, 包括了数亿没有户籍的农村移民, 2000——2500万土地被征用但户籍没有转换的失地农民, 以及相当部分由于统计口径偏差, 户籍在农村但被计入城镇人口的农民[1];另一种是根据转移就业是否是自发转移, 农业转移人口包括自发的改变就业方式和居住地域、现在已经发生改变的农民工群体和城镇化政策推动下的就业方式和居住空间发生转换的农民群体。2011年, 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了50%, 按户籍人口计算仅约35%。说明城镇中存在着大量单身、短期的候鸟型流动就业的农民。

二、转移就业农民的特征

(一) 转移就业不彻底

伴随着工业化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 是全世界工业化的普遍特征;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民就业的主要形式是打工性就业, 以就地转移、向农村工业部门转移为主和兼业型转移为主要模式。在微观领域, 中国转移就业的农民具有普遍的“离乡不放土”的特征, 由于存在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歧视等个体无力解决的障碍, 使他们在打工性就业时, 有意地忽略了就业中的各项合理权利是否实现, 劳动报酬的拖欠、劳动条件的恶化和社会保障的缺失;表现在宏观领域, 中国工业化的特色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两个高度分离的过程, 工业化没有伴随着同步的城市化, 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同时, 却无法在城市安家, 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发生分离。

(二) 转移就业农民的代际特征明显

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下, 第二代农民工已经流动到城市。根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 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 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 大多数人纯粹从事二三产业, 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他们一般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城, 或从小就随父辈进城务工并在城市里长大, 对土地的依赖情结淡漠, 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 渴望在城市永久居留, 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均以城市为坐标。因此, 他们客观上需要外在的帮助使他们更快地明确自身定位、融入城市社会。由于平均年龄仅23岁左右, 经济压力相对较小, 他们不仅看重岗位的工资水平, 更看重职业的发展前景。[2]。

(三) 中国二元社会的第三元

从总体状况看, 转移就业的农民普遍具有非稳态迁移的特征, 具有城市、乡村双重边缘人的角色;从职业角度来看, 已经实现流动的农民工已经不是农民, 但并没有在城市定居, 没有实现劳动力的彻底迁移;从身份角度来看, 户籍制度将他们定位为农民, 却在非农产业从事劳动。从社会学意义上, 他们成了城乡二元格局之外的“第三元”;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 对土地的依赖情结淡漠之后, 对故乡的情结仅限于有血缘的亲人。

三、转移就业农民的困境分析

(一) 边缘人地位导致生活质量低下

单独离家外出的农民工由于工作条件的脏乱、各地农民工生活方式的差异、知识水平和个人素养等多方面的原因, 与城市人的沟通方式和途径的缺乏, 很难融入城市的生活圈, 只能在相同工作或老乡的群体中找到归属感, 只是栖居城市社会的边缘人。作为生活必需的居住场所方面, 外出农民工是以雇主或单位提供住宿为主。在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在单位宿舍中居住, 占32.3%;建筑行业多在工地或工棚居住, 占10.4%;在餐饮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 占6.1%;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占19.7%, 仅有0.6%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在业余文化方面, 建筑业的农民工的业余活动就是晚饭后结伴溜达溜达、偶尔喝点小酒外, 几乎没有任何活动。生活的质量低下, 仅是最低标准的生活水平。工作之外还是工作, 默默地在小群体中生活, 走在人群里却是莫名的孤独。

(二) 抗灾害能力脆弱导致弱势地位

农民工工作生活在城市中, 收入高于农村的收入, 但是, 生活或工作的任何不利变动, 都会让他们在城市中跌入无依无靠的贫困生活中去, 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而繁重的工作和随之而来的职业病的侵袭会给身体不同的部位带来伤害, 比如瓦工累腰, 钢筋工累腿和腰;建筑施工现场灰尘弥漫和挥发性材料的气味给呼吸系统带来伤害;而相应的劳动保护条件的缺失使这些伤害常伴随中毒并发病。住宿条件的简陋更是加剧了腰腿风湿类疾病。

从近5年调查数据看, 外出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率提高4个百分点左右。2012年,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有所提高, 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4.3%、24%、16.9%、8.4%和6.1%, 分别比上年提高0.4、0.4、0.2、0.4和0.5个百分点。但总体仍然较低。

参考文献

[1]陶然, 徐志刚.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J].经济研究, 2011, (5) :45-56

农民转移就业 第2篇

一、指导思想

通过开展“送技能、送岗位、送政策、送温暖”等四送活动，推荐有一技之长的返乡农民工到对口企业上岗，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企业主体、部门主动的有效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新路子。

二、活动时间

2012年元月—4月。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动态监控，及时掌握农民工返乡情况。全市18个乡镇及3个涉农街道设立监控点，各县区、乡镇、村要安排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实施周报制度，每周五下班之前集中汇总市农民工办。春节前，乡镇（街道）、村劳动保障工作人员开展一次返乡农民工调查摸底活动，深入村户，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分门别类建立基础台帐，掌握培训需求，拟就业情况和创业意向，为下一步实施就业服务、技能培训、创业扶持提供依据。

（二）收集用工信息，拓宽转移就业渠道。一是收集本地就业信息。2012年元月份，市、县区和乡镇（街道）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深入市各类用工单位广泛收集用工信息，重点加强对工业园区新建项目跟踪服务，全面摸清全市用工需求情况，分门别类建立台帐。二是收集外地信息。市、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做好跨省劳务协作，安排专人负责收集泛长三角等地区劳务信息，与当地人社部门建立长期信息交流合作工作机制，摸清用工数量、行业工种、工资待遇等需求情况。三是及时互通信息。县区、乡镇（街道）三级就业服务机构，每周五将收集信息汇总上报到市人力资源市场；“淮北就业网”、《淮北就业报》设立返乡农民工转移就业信息专版。

（三）加强“就业岗位对接”，强化就业服务。从2012年元月起，市、县区人力资源市场要设立农民工就业服务专门窗口，为每位前来求职的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政策咨询、就业失业登记等公共就业服务，街道（乡镇）、社区（村）劳动保障工作机构要开展返乡农民工转移就业服务，在信息户外发布栏统一张贴国家、省市有关促进农民工就业政策和用工信息。春节前后，各县区要至少组织1场大型农民工专场招聘会，乡镇至少组织1场劳务对接洽谈会。市、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组织开展一次“送岗位下乡”活动，组织招聘单位以移动招聘形式，深入各镇村将就业信息、政策送到农民工家门口。

（四）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提升转移就业能力。在新闻媒体公布全市农民工定点培训机构名单、培训工种和联系方式，引导农民工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和培训专业工种。县区、乡镇要建立农民工技能培训登记台帐，引导定点培训机构开展定单、定向培训，做好培训与就业的衔接。

（五）强化创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农民工创业培训工作，通过创业培训，提高其创业能力。加强创业项目库建设，广泛征集适合于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投资少、见效快、市场前景好的创业项目，免费提供给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在税收优惠、金融信贷、就业扶持、创业服务等方面予以支持。各县区就业再就业创业园和返乡农民工创业园，要积极向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开放，并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

（六）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2012年12底前将农民工就业创业政策编印成册或印制印发宣传单，利用火车站、汽车站和社会保障工作平台广泛发放。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宣传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和先进典型。2012年1月10日起，各乡镇要统一悬挂 “我为家乡建设添光彩”、“返乡创业光荣”等引导回乡创业口号标语。春节前后，县区、乡镇要组织召开返乡农民工工作会议，表彰农民工转移就业先进典型。

农民转移就业 第3篇

关键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6；F224文献标识码：ADOI编号：10.14025/j.cnki.jlny.2015.10.076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

1.1文化素质偏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

虽然，我国大力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文盲，但是从整体来看，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占绝大多数，高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可谓少之又少，这对于现代企业用工来讲，已经很难满足需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代企业的运作已从过去的单纯体力型转向专业型、技能型，过低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难以适应现代企业的运作，造成一方面企业急需用工却无工可用，另一方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却无法适应企业的用工需求。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的原因相对复杂，一方面是历史原因，另一方面是地理原因，农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工作条件落后，在教育方面，无论是设施还是师资力量都明显不足，另外国家在农村教育投入上还比较欠缺。

1.2二元经济制度，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一直以来，我国都实行城乡二元经济制度，这种二元经济模式最终导致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局面产生，使得城市发展日新月异，而乡村发展一直处于缓慢的状态，很多地方的经济甚至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发展日趋现代化、信息化、科技化，而乡村基本原地踏步，同时造成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滞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停留在土地耕作上，但是随着机械化的普及以及土地面积的减少，土地所需的劳动力也日渐减少，而劳动力的整体文化水平、工作技能仅限于体力劳动层面，难于适应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节奏。另外，二元制社会的发展，导致各种制度都把城市和农村隔离开来，在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等方面都使得城市优于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想真正转移到城市中来，需要面临的问题很多，多数农民工进程就如同候鸟一样，四处漂泊，在城市中多数如同过客，难以找到归属感，想要以城市为家，完全融入城市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积极性。

1.3产业结构的变化是阻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社会的发展进步，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变化，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不断下降，逐渐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社会越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就会越强，但第二、第三产业在优化升级过程中，对于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专业型、技术型的劳动力才能在第二、第三产业的浪潮中生存下来，传统的体力型劳动力会越发窘困，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企业用工难以满足，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却又无法转移的矛盾。再有随着第二、第三产业优化升级，科技的不断进步，一些高科技生产工艺加上现代化和科学管理，第二产业发展向资本型、技术密集型发展，而第三产业也日趋网络化、信息化，对于传统的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弱，第二、三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呈明显不足的态势，这也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面。

2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分析

2.1按照企业的用工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技能培训

政府部门要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根据企业的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工作，使农民工能很好的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这样一方面提升农民工的技术水平，以适应企业的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能很好地解决企业的用工难问题。发挥职业技能培训的作用，坚持市场配置和政府的扶持相结合，政府为培训机构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在农民工培训方面进行法律法规的教育，在提高农民工自身能力素质的同时也要对其自身的利益给予保障。另外，也要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自主创业，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对于一些有创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给以大力的支持，进行信息、项目、资金、政策等方面的帮扶和引导。

2.2深化经济社会制度改革

我国的二元制城乡发展模式，使得城市和乡村隔离成两个世界，户籍制度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屏障，一个农村户口就使农民工贴上了落后的标签，农民工进入城市，始终是无根的浮萍，在各个方面都面临不平等的待遇，所以要深化户籍制改革，使得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别无二致，在就业、就学、社会福利、医疗、住房等方面给予保障，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2.3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使农民工就近就业

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加快小城镇建设，但在整体发展水平上，还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城镇多数都处于乡村的附近，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很多便利之处，可以实现就地转移劳动力的目标。同时要考虑把城市化和农村的现代化结合起来，既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对外转移，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根据农村实际，鼓励发展多种经营，通过特色农业、特色乡村旅游业、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劳动力的就地轉移。

参考文献

[1]刁学峰.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及解决对策选择[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3）.

[2]曾梅芳.二元结构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探析[J].广西广播大学学报，2007，（3）.

云南省农民工转移就业状况研究 第4篇

农民工群体是推动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农民工的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是我国实现由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必经阶段, 也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转移到外地的云南省农民工, 研究目的在于, 通过实证调查, 分析云南省外出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针对性政策提供一些参考, 减少农民工转移就业的额外损失。

2008年7月, 我们对云南省部分县市的农民工进行了调查, 调查采取现场发放问卷、现场回收问卷的方式获得样本,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350份, 回收问卷330份, 回收率94.3%。有效问卷321份。课题组运用excell、spss等统计软件, 从当前云南省农民工的转移就业情况对问卷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2 云南省农民工转移就业状况

2.1 流向区域

在321份调查问卷中, 有50.6%的农民工选择省外就业, 而且在省外就业的农民工中, 选择东部沿海城市就业的占到95.7%, 这说明云南省农民工的转移地点仍以东部沿海城市为主, 这与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发达、就业渠道广、工资收入高有关。另外, 农民工选择本县外本省内就业的人数占到41.3%, 但有78.5%的农民工选择在省会昆明就业。

2.2 转移产业以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为主

总体来看, 云南省农民工从事行业比较广泛, 但相对比较集中, 以从事建筑业、加工制造业为主, 其中, 前者占39.1%, 后者占38.3%, 二者共计占77.4%。

2.3 年龄结构

从年龄上来看, 云南省外出农民工主要以21~40岁的青壮年为主。处于21~40岁的人员比例占到45.0%,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0.1%, 其中, 21~30岁人员比例是25.4%, 31~40岁人员比例是%;另外, 40岁以上和16~20岁人员分别占8.7%和%, 分别低于全国水平的11.4%和8.7%。

2.4 性别特征

本次调查显示, 云南省省外出劳动力以男性为主, 占67.3%, 女性仅占32.7%。这与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为主有关。

2.5 文化层次

云南省外出农民工文化层次总体低于全国外出农民工文化水平。调查结果显示,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为92.7%, 高于全国8.8个百分点。

2.6 农民工务工时间

调查表明, 云南省每年外出农民工打工时间大于10个月的比例高达83.1%, 6~10个月的有11.2%, 而小于6个月的只有5.7%, 这也充分反映出农民工几乎常年在外生活打工。

2.7 务工信息来源

调查显示, 在样本中, 只有1.9%的农民工通过政府组织找工作, 有2.3%的农民工通过学校分配和推荐找工作, 而有54.6%的农民工是通过亲友、熟人找工作。还有41.2%的农民工则是自发找工作。可见, 流出途径以非正式途径为主。

3 存在的问题

3.1 转移地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 而且基本上转向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

本次调查显示, 云南省农民工选择广州、上海、昆明等大中城市的人员比例为80.84%, 转移地的集中一方面会使农民工外出就业拥挤, 另一方面会造成地区、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

3.2 整体文化素质低, 竞争力弱

在本次调查的云南省农民工中, 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只占7.3%, 相对偏低的文化素质, 使得外出农民工在学习新技术、新技能方面受到很大制约。近年来, 随着沿海城市产业的技术进步、结构升级和国际化进程步伐加快, 企业对员工的综合素质包括文化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相对较低的文化程度, 必然对云南省农民工的就业带来更大的挑战。

3.3 就业层次低, 就业领域受限

按照职业特点, 可以把职业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受技能素质低和供应总量大的双重制约, 云南省外出农民工多在低职业层次就业, 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调查数据显示, 77.4%的农民工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目前, 处于劳务市场低端的低职业层次已基本处于饱和甚至供大于求的阶段, 一旦市场收紧, 这些行业从业人员的就业机会随时可能受到冲击。因此, 他们随时可能面临更换职业、甚至重新返回农村。

3.4 就业途径非正式化

农民工外出就业时缺乏必要的组织和信息引导, 存在明显的自发性、盲目性。问卷调查显示, 仅有1.9%的农民工是通过政府找工作, 而有54.6%的人是通过亲友、熟人外出务工, 超过四成 (41.2%) 的农民工是自己在找。可见, 政府部门在组织农村劳动力输出发面发挥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 农民工外出就业仍然以“血缘、人缘、地缘”关系为主, 就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4 对策建议

4.1 各级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工向中西部城市转移和回流创业

在积极引导农民工转移就业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加强与中西部城市相关部门的交流和沟通, 促使本省农民工向中西部有发展潜力的城市转移;另一方面还要及时准确了解农民工的创业意图和需求动向, 通过制定各种创业优惠政策、强化创业技能培训、加大小额贷款力度等方式, 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4.2 开展对农民工的培训, 提升农民工素质

对农民工就业技能的培训既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方式, 因此必须做好农民工的培训工作。一是完善培训服务体系, 形成多形式、多途径、多技能的培训格局;二是建立良好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 实现培训经费由政府、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的局面, 保证农民工培训经费的来源;三是成立与培训机构相对应的劳务输出中心, 保证农民工学有所用。

4.3 加强政府部门组织引导, 使农民工就业途径正式化

各级政府部门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机构, 随时掌握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情况, 了解外出打工人员的社会深度信息 (数量、就业趋向、外出时间、工作状况、健康状况等) , 分析和研究农民外出打工规律和趋势。有条件的地方, 应该考虑建立本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数据库和就业务工信息网站, 掌握农村富余劳动力情况, 及时发布经过政府部门把关筛选后的就业务工信息, 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和培训等在内就业服务体系, 帮助农民工就业, 尽量避免因盲目流动而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赵恒志.安徽省外出劳动力打工状况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8 (3) :37-39.

[2]李仕蓉.当前贵州省农民工转移模式及生存状况研究[J].农业经济, 2008 (4) :70-71.

农民转移就业 第5篇

职业中学农民工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安置情况汇报

公文

强化劳务开发

促进人才转变

——职业中学农民工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安置情况汇报

XX职中2004年7月被四川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命名为“四川省扶贫办劳动力转移培训示范基地”以来，在各级党政的领导下、在各级扶贫开发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坚持贴近产业办专业，面向市场育人才，“先定单，再培训，后就业，长短结合精技能”的特色办学之路，实现了农村劳动力资源向人才资本的转变。学校先后被评为巴中市劳动转移培训先进单位，巴中名校，四川省职业技术先进单位，四川省劳务扶贫先进示范基地，先后被命名为“四川省重点职业高中”，“国家示范专业教学点”、“全国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学校先后开办了电子装配、计算机应用、家政服务、车工、钳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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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电动缝纫、饭店服务等十多个专业的强化技能培训，还为的“三大产业”培训了“南江黄羊饲养员”、“乡村兽医”、“银花、核桃、银杏的栽培及加工技术”等人才。几年来共培训安置了4860人到富士康、亚特兰斯、步步高、康佳、华维、托普、松下、恩斯迈等电子集团，北京、西安、青岛等地的建设公司，正大、希望、大北农等享有盛誉的企业。2004年2月以来，培训了各类技工2520人，其中农民工1669人，2380人到外地务工就业，人平月工资都在1200.00元以上。

一、党政领导重视

组织机构健全

党政充分发挥小河职业中学“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示范基地”的龙头作用，有效地整合师资、设备资源，实施了“绿色证书培训”工程，农村党员科技培训工程，服务就业技能培训工程和科技扶贫致富工程。

2004年来，委组织部、委宣传部、扶贫开发办、小河职业中学叁仟余名师生等“四板块”狠抓农民工转移培训基地的招生工作。组织部2004年培训两期308人，100%的学员获得“农村党员适用技术合格证书”，85%的领到了“农民技术员等级证书”，20%的学员达到中、高级技术资格水平。96人外出务工，其中39人竞争到管理人员岗位，月收入在1800元左右。宣传部到各乡镇中小学、卫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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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调查研究，与各中小学校长、卫生院院长一同制定规划，签订目标责任书，用三年时间将教师、医生在农村40岁以下的家属进行一次种植、养殖、劳务技能等的培训，并把此项工作列为中小学、医院的工作考核范畴。2004年参训的家属98人，其中75人到特区务工，年纯收入都在壹万元以上。县扶贫办深入到各企业、机关调查了解自愿外出务工者及贫困乡村务工人员的情况，造册登记、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经费到位、统一组织到小河职中进行培训。招收265人，通过强化技能培训安置到全国四个大中城市15家企业，月收入都在1200元以上，小河职中的3000余名职高学生来自全县的各个乡村，学校印发了10000余份招生简章，在电视、报纸进行宣传：劳务输出要由数量体力型逐步向技能、智能型转变，增强劳动力综合竞争能力，3000余师生齐动员，顶烈日、冒严寒，走乡串户招收学员970余名。学校把招生宣传列为对学生“社会活动能力”的考核。每期大规模从小河职中送走的农民工，县委书记、县长都要在欢送会上进行热情洋溢的讲话，预祝他们人人都能抱回一个金娃娃。

学校于2004年7月份成立了以分管副校长杨志成为组长的“农民工转移培训基地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常年坚持办公，制定了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培训规划，负责招生培训安置等工作。并在深圳设立了“安置就业指导小组”，对已安置的农民工进行跟踪服务，确保他们有业可就，就业稳定，收入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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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聘请了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的专业课教师12人为实习指导技能培训教师，还在建设局、旅游局、磷肥厂、水泥厂等单位聘请了8人为技工指导教师。

二、设备设施齐全

保证培训需要

学校在相当紧张的财力中，拿出120万元来解决硬件设备。1.首先解决培训场所。在县政府关怀下，购买了原东榆粮管全部房屋3000余平方米。粉刷更新了房舍，重新安装了生产用电线，修通了学校到粮管所的桥梁、公路，总投资68万元。2.购置了设备。计算机80台、电动缝纫机二十五台、彩电、VD、40多种电子原件、机床全套设备、电焊机十台、电工部分设备等总投资40万元。3.添置200人住宿用的钢架床100架、200架床铺设备，投资6万元。4.多媒体教室180平方米、投影仪、手提电脑等设备，投资6万余元(房屋在外)。

三、远走高飞闯市场

安置就业铸辉煌

学校通过培训90%以上农民工找到较为理想的职业且收入丰厚。就业务工的同志深有感触的说：外出务工练了胆子，换了脑子，挣了票子，找了路子。据初步调查：进入厂家有高技工328人、中技工758人、管理干部1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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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培训后统一输送到沿海特区的李斌，现任“瑞华皮革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技术总监”，年薪50万人民币。在成都从事养殖业的鲜成雄，现任“成都金小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引资伍仟万人民币，年创利润800万元，在自贡、乐山、华阳有其分支公司，受到历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接见。曾在“松下集团”打工的曾敏，现任“松下集团”住西北总代理，在兰州设立市场时，个人投资500万元，年薪50万人民币。还有在正大、希望、通威、大北农集团任一方总代理和销售部总经理，年薪在20万人民币以上有岳立、马恩强、冯学礼、赵海章等十多人。在西安、北京等地从事建筑装璜承包的陈江林、黄菊华等年创纯利都有在20万以上。通过订单培养，保证了学员有业可就，有业能就，就业稳定，收入丰厚。2005年3月，家政服务班26位结业生中的彭俊、殷文艳、苏小梅被输送到北京中央首长家从事家政服务工作。计算机、保安专业的余慧娟、何秀峰等五人被输送到“珠海包机有限公司”从事前厅服务 工作，月薪1500元以上。目前在训的128人，三月底将奔赴上海就业。

学校坚持为“科技扶贫、服务三农”的原则，围绕“一专多能市场化，务工创业闯天下”的培养目标，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工业化，面向第二、三产业，面向城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培训，既培养了“远走高飞找门路，立竿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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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挣现钱”的4000多名技能劳动大军，也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了二千多名精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猪状元”、“羊司令”、“种植大王”。

四、几点成功经验

（一）抓好“五个一”

1、更新一个观念。通过培训过程中举办的讲座反复给农民工灌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牢固树立“干技术活，吃技术饭，挣轻省钱”的观念。

2、掌握一门技术。在开展的十多项岗前培训中，自选一门或几门实用技术，使其一进厂就是一位较为熟练的技工、多面手。

3、办好一个证书：在培训结束时，与劳动人事部门一起对学员进行严格考核，合格者发给结业证和技能等级证书。

4、就业一个厂家。

5、致富一方百姓。把学了实用技术后不能外出务工的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地方经济，使他们成为科技致富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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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五个“三”工程

1、做到“三个结合”：即把职高学生长期的学历培训和农民工短期的技能培训相结合，把单项专业技能培训与多专业多技能转换培训相结合，把培养低层次员工和高层次白领管理干部相结合。

2、实行“三个合作”：即学校、企业、劳务扶贫部门通力合作。

3、搞好“三个设置”：设置好课程，添置实验实习设备，配备好教师队伍。

4、唱好“三步曲”：一是实行定向、定点、定单培训。二是培训好后派专人护送。三是保证头天到，第二天就上岗。

5、实行“三包”。一包送到工厂。工资不低于800.00元（出全勤者）。三包安置三次，跟踪调查指导两年。

概括起来，我们主要抓了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全方位、多层面、宽领域跑“订单”；二是按“订单”需要设置专业，增置设备；三是按订单要求优化课程结构，配备教师队伍；四是以技能培训为重点，强化学员动手能力；五是搞好就业安置，确保培训人员有业可就，就业稳定，收入丰厚；六是强化服务意识，搞好跟踪指导。公文

搭建供需平台促进转移就业 第6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信长星强调，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搭建供需平台，促进转移就业”，旨在帮助有转移就业意愿或创业愿望的农村劳动者、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以及其他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劳动者。通过宣传和落实就业创业政策、实施有针对性的公共就业服务，使有培训愿望的农村劳动者得到免费技能培训，有就业意愿的农村劳动者得到有效的免费就业信息和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服务，使常住城镇的农民工得到均等化的公共就业服务，返乡农民工得到就业和创业服务。信长星副部长要求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基层平台工作人员要带着感情做好工作，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带着热情来服务群众，努力提高服务质量，让广大农村劳动兄弟姐妹们真正感受到“春风行动”所提供的高效、便捷的服务。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喻红秋要求各级妇联组织要充分认识农民工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发挥职能优势，促进女性农民工创业就业；要维护好女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女性农民工提供法律宣传和法律援助；要进一步解决农村“三留守”问题，力所能及地帮助农民工解决进城务工的后顾之忧；要帮助女性农民工尽快融入城镇生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副部长陈杰平代表全国总工会对各级工会组织提出明确要求，要求进一步推进工会促进就业工作深入开展，切实维护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的劳动经济权益。

在启动仪式上，徐州市人社局局长孟铁林表示，全国“春风行动”启动仪式在徐州举行，是对徐州就业、创业工作的鼓舞和鞭策。徐州将以此为契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政策措施，强化跟踪服务，让“春风行动”成为就业惠民的春风、农民致富的春风、推动发展的春风。

农民转移就业 第7篇

一、农民转移就业培训情况

(一) 农民转移就业总体情况

农民的转移培训就业主要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教育部门实施, 根据已公布的数据, 河南省农村富余劳动力3200万人, 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2640万人, 还有600万人需要进一步转移。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人数中, 男女比例为1.4∶1, 年龄在50岁以下的人员占转移总人数的88%, 30岁以下的占49%,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39%, 2012年-2014年, 全省实现各项技能培训达350万人, 累计培训农村劳动力1200多万人。

(二) 主要运行方式

一是科学规范运作。各省辖市的培训采取政府定点机构的方式开展培训, 各定点机构严格按照《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操作规程》开展培训、鉴定、就业三位一体的培训模式, 同时实行统一办学资质、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学课时、统一教学制度、统一管理制度、统一技能鉴定的“六统一”规范, 使技能培训工作实现培训质量品牌化、教学内容特色化、培训管理规范化的“三化”培训目标。

二是提高培训针对性。各培训的主管部门发挥行业管理优势, 注重培训实效。如住房建设厅结合建筑业特点, 丰富培训方式, 突出培训特色, 打造建筑劳务品牌。妇联通过实施“巾帼科技星火工程”、“巾帼扶贫培训工程”等, 加强对农村妇女骨干的农业新技术、新知识培训,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女农民。

三是形式多样。培训机构以促进就业为目标, 根据当地产业发展和企业用工需要, 开展的培训有“农民工培训进产业集聚区”“农民工培训进创业园区”、“农民工培训进重点建设项目场地”等, 提升培训效果。

四是打造劳务品牌。各地及省有关部门进一步结合当地和行业特色, 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 打造劳务品牌。目前全省有较大规模的劳务品牌90多个, 涉及30多个行业50多个工种, 其中, 35个劳务品牌被授予全国优秀劳务品牌称号。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 从我省农民转移就业和培训工作情况看, 虽然各方面工作稳健推进, 形势稳定向好, 但也面临许多突出性、挑战性问题:

(一)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体系基层服务平台建设仍然薄弱。

目前基层就业服务培训体系与城乡就业形势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存在一定差距, 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功能设施和服务管理有待加强和完善。特别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县和交通偏远的乡镇培训机构在人员配置、设施配备、功能服务、经费保障等方面严重不足, 农民转移就业和培训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开展。

(二) 技能培训补贴标准低、资金兑现操作难。

鉴于当前国家就业专项资金支出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的培训补贴标准仍然偏低、资金兑付操作程序繁杂以及用工企业门槛普遍不高, 挫伤农民工及培训机构的积极性, 培训机构垫支难、低收入者认定难的现象普遍存在, 导致农民工参加培训和培训机构承担培训的积极性不强、培训效果不佳。

(三) 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执行力不强。

一是由于大部分用工企业没有很好地执行国家就业准入制度, 给农民工造成“学不学技术一个样, 有无职业资格证一个样”的错误理念;二是一些企业单纯追逐自身利益, 对参加过培训鉴定的农民工在待遇上不能挂钩, 农民工看不到技能就业和职业资格证书的优势, 缺乏培训主动性。

(四) 农民就业培训意识不强, 参加培训积极性不高。

部分农村劳动力观念落后, 短期行为较重, 只重眼前利益, 不看长远效益, 认为参加培训既费时又耽误挣钱;加之一些培训机构重招生轻培训、重理论轻实践的状况存在, 培训的学员不能满足用工单位需求, 就业率较低, 导致大部分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不高。

(五) 培训专业课程设置与农民就业实际需求结合不够紧密。

农民工技能培训专业设置目前还不能很好的适应市场需求, 培训时间短、针对性不强, 培训教材落后, 师资力量短缺, 大多数承担农民工培训的机构, 教学基础薄弱, 教学设施和实训设备缺乏, 培训内容停留在电脑操作, 营业员等实用性针对性较差的专业上, 与农民工就业的需求相脱节, 导致培训质量不高, 培训的实际效果不被农民工认可。

三、政策建议

鉴于以上情况, 笔者认为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着力加强基层平台建设。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完善县乡村就业培训服务体系。要围绕统筹城乡和农村劳动者转移就业培训的实际需要, 加强县乡两级就业服务机构建设, 明确工作人员编制及其经费, 配备相关设备, 提升技能培训质量。

2.大力提高职业院校培养、培训能力。要以建设适应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化职业院校为目标, 加大职业教育投入, 进一步提高全省职业教育与培训能力建设水平, 增强职业院校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民转移培训的能力, 全面提高全省劳动者素质和能力。

3.强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质量效益。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升级换代、产业聚集区发展对劳动者技能素质要求会越来越高。要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源的统筹协调, 扩大培训规模, 完善培训制度, 规范操作流程, 提高培训质量。同时, 加大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资金投入, 提高培训补贴标准, 调动培训机构和农民工参培积极性。

4.进一步整合培训资源, 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在整合和发挥现有培训资源作用基础上, 以全省职业院校为骨干, 统一认定培训机构, 统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管理软件、转移就业台账和培训教材, 杜绝套取财政补贴资金现象;将分配下达的各类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计划统一起来, 指导性分配到各培训机构, 实行动态调整, 确保培训质量。

农民转移就业 第8篇

(一) 现状

目前我国各地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较大, 黑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全国平均值保持同步增长趋势。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71.65元增长到2008年的4856元, 年增长速度为11.8%。2009年达到5207元, 虽略高于全国平均值, 但与发达的浙江省和江苏省差距很大, 也低于相邻的吉林省和辽宁省 (见表1) 。此外, 省内地区之间分布也不平衡, 2008年, 全省68个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4 694元, 分布在1150～8109元, 尤以粮食主产区偏低。

注:数据来源于2009年各地统计公报。

随着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渠道不断拓宽, 收入结构逐渐发生变化, 第一产业纯收入所占比重下降, 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例增加, 但第一产业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 种粮收入在农民收入中一直占有很大比例。

(二) 特点

一是黑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逐年升高, 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 家庭经营纯收入所占比重近年来逐年下降, 转移性及财产性收入所占的比重一直较小但仍有上升的趋势。尽管这几十年中, 各种收入来源的比重有所变化, 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主要来自于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为3164元, 占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65.16%;工资性收入为917元, 占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88%;转移性收入为532元, 占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0.96%;财产性收入为244元, 占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5.02%。

二是黑龙江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明显低于全国水平, 更是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城市的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而家庭经营纯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更是远远高于东部沿海城市的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2008年全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为1854元, 占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8.94%, 比黑龙江高20.06个百分点;上海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为8108元, 占上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70.87%, 比黑龙江高51.99个百分点。全国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为2436元, 占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51.17%, 比黑龙江低13.99个百分点;上海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为711元, 占上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6.22%, 比黑龙江低58.94个百分点。

三是地区之间及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 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日益加大。2008年十弱县的拜泉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1299.9元, 同比增长10.2%;十强县的绥芬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917元, 是拜泉县的6.1倍, 同比增长18.4%, 增速比拜泉县快8.2个百分点。1980年黑龙江省城乡收入差为212元, 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725元, 收入差距以年均13.1%的速度扩大。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增收效应分析

(一)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使得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减少, 从而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进而使得人均农业收入增加;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村居民的时间资源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由就业不足转向较为充分地就业, 从而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非农收入是拉开省际农民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原因。在农民转移不充分, 外出打工收入不足以使他们的收入赶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情况下, 城乡收入差距就不能缩小。

(二)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深层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而低效率的劳动生产率是由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农业部门存在着工作分摊现象造成的。因此, 控制农村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实现农民增收, 并最终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1. 实现农业规模经营而增加农民收入

目前, 黑龙江省大部分土地被限制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狭小范围。这种小规模的家庭农业难以采用规模化的现代耕作手段, 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的集约化经营, 导致农产品的生产费用普遍偏高, 农业产出效率很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实现集约经营则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增加农民收入水平。

2. 提高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而增加农民收入

随着耕地资源的减少和农村劳动力人口的不断增加, 人均耕地资源占有量将越来越少, 势必降低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和农业劳动力的平均贡献率, 导致农业生产的非效率性。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改善资源配置, 缓解人地关系的矛盾提高农民的劳动平均产出水平, 这是其它增收措施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3. 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而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增收的实质是农民获得货币性纯收入的增加, 而货币性纯收入的增加, 还取决于对农产品的需求。而多少农产品能够实现顺利销售, 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城市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量。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减少农业人口, 降低农产品的自给率, 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率, 从而真正实现农民增产也增收。

三、黑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一) 剩余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 就业竞争力差

黑龙江省大多数农民缺乏技术专长和资金, 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 不能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和企业生产的需要, 就业竞争能力差, 最终滞留于低级产业部门, 工作范围局限于狭小的农业生产圈子中, 从事非农产业的空间较小。

(二)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环境不宽松

在劳动力转移中, 就地就近转移的人数较多, 向省外转移的人数少, 劳动者主要利用亲缘朋友等关系找工作, 盲目性较大, 劳动力基本上是自然流动;此外,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歧视并没有完全消除, 农村劳动力在就业中可能还会受到某些方面的阻碍, 制约着他们的就业。

(三) 劳动力需求信息闭塞

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农民转移就业、外出务工的信息匮乏以及交通不畅通等因素, 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中会出现盲目流动, 劳动者就业的岗位与自己所具有的技能不匹配等现象, 影响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 政府政策引导不足, 劳动力转移出现阻碍

首先, 城乡二元体制阻隔了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 其次, 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力不强, 同时, 黑龙江省工业化路径的偏差也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些政策引导的不足使得黑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障碍, 阻碍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

四、推进黑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 政府加强教育培训, 提高农民就业能力

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是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的根本前提。首先, 抓好农村基础教育, 其核心内容是要依法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大力扫除青壮年文盲, 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其次, 大力发展农民技能培训。加强对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技能培训的统筹规划, 开展不同形式的培训, 并针对培训进行后期职业指导, 增强农民就业能力, 实现其由农业领域向非农领域由农村到城镇的平稳转移。

(二) 努力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渠道

首先, 结合黑龙江省的实际情况, 积极引导和发展乡镇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 加快小城镇建设, 广泛地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此外, 还要进一步开辟国内外劳务市场, 利用地缘优势, 大力发展对俄贸易, 对俄进行劳务输出, 从而扩大农村剩余人口的转移渠道。

(三) 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就业中介组织以及心理咨询机构

一方面, 积极发挥就业中介组织的作用, 在就业信息咨询和职业介绍等方面与劳动者进行沟通与交流;另一方面, 对劳动者进行心理方面的咨询与调节, 让他们正确地看待培训、就业及目前失业的处境, 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劳动力转移中的主体作用, 增强他们再就业的信心。

(四)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消除城乡二元分割

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指在劳动力交换过程中, 无论城镇还是乡村, 都履行统一的政策制度, 不能歧视某一群体。具体应该做到:一是发挥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的保障作用, 对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保留承包合同, 给予土地承包者出租、入股抵押等权利, 切实保障农户的经济利益。二是强化政府的政策性导向作用, 改变劳动就业城乡分治的格局。三是给予农村转移劳动力与市民同等的待遇, 引导城乡劳动力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开展公平竞争, 消除身份歧视。四是逐步将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

摘要：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 而农民收入的高低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黑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 就业环境不宽松, 劳动力需求信息闭塞, 政府引导不足等问题。应加强农民教育培训, 拓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渠道, 发展多种形式的就业中介组织,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关键词：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

参考文献

[1]蔡昉.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理论前沿, 2005 (20.)

[2]金英, 郭翔宇.黑龙江省农民产业转移的现实问题与对策研究[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2006 (3.)

农民转移对乡村土地利用的影响分析 第9篇

一、农民转移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影响

从总体看, 随着农民流出乡村,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利用效率不断降低、利用强度不断减弱。但这种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

首先, 城郊附近村庄的居民点用地利用效率会得到提高。由于农民纷纷到大城市打工, 而他们的工资又难以满足其在城市核心区购房或租房的需要, 打工农民只能到城郊租房, 因而城郊村庄吸纳了大量流动人口, 使城郊居民点的建筑容积率不断增大、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的人口不断增加。

其次, 偏远落后村庄的居民点用地利用效率下降迅速。在偏远落后的山区丘陵和高原地带, 耕种条件较差、务农的比较收入过低, 非农产业又不发达, 农民难以就近实现非农就业, 许多农民, 尤其是年轻农民纷纷外出打工, 村庄存在严重的“人口空心化”现象, 使居民点用地利用效率降低。更有甚者, 由于无法在城市扎根, 外出农民只能把家安在村里, 于是他们把打工积攒下来的钱用于在村里建房扩屋, 导致宅基地面积扩张、利用效率下降。

最后, 较发达地区村庄居民点用地利用效率变化不大。在较发达地区, 农地耕作条件一般较好, 且乡镇企业发达, 农民就近从事二三产业的机会很多, 外流人口相对少一些。同时, 这些乡村还能吸纳一些落后地区的农民到这里生活, 因而村庄内的人口数量变化不大, 居民点用地利用效率比较稳定。

二、农民转移对耕地利用的影响

(一) 农民转移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总体来看, 随着农民转移步伐的加快, 耕地利用效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一些地方出现了农地短期或季节性撂荒现象, 一些边缘土地甚至退出耕种。由于农村劳动力, 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男性劳动力、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力大量外出, 务农劳力变成了“3899”部队, 随着这些人员年龄的逐渐增大, 其体力将逐渐下降, 对农地的劳动投入会逐渐减少, 从而使耕地利用强度降低。此外, 由于外出打工的收入比在家务农的收入高很多, 使得种地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种地在农民生计中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由主要提供收入的功能转变为主要提供生计保障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种地追求的是省事、够自家用, 因而在种地中投入的精力减少了。比如过去农民之间经常互相比较谁家的地种得好, 地里干净没有杂草、庄稼长得好产量高, 现在农民对此已不屑一顾, 这自然会引起耕地利用效率的降低。此外, 由于大量农民转移出农业和村庄, 农民的家庭养殖业日益萎缩, 零散的养猪户、养羊户、养鸡户大量减少, 农家肥数量减少, 农民种地越来越依靠化肥, 从而导致耕地地力减退、耕地持续生产能力受到影响。

(二) 农民转移对耕地配置的影响

现在在家务农农民的年龄大多已超过45岁, 再过20年, 这些人就将陆续退出农业舞台。而年轻劳动力大多没有务农经验, 甚至少数新生代农民根本就没有在农村呆过, 他们难以承继起务农的责任。农村虽然存在少数愿意种地的年轻农民, 但却因耕地不足而难以扩大再生产。随着农民转移步伐的加快, 通过农地流转对耕地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就成为一种客观需要, 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的三权相对独立的制度安排也为其实现提供了可能。

近十年来, 农村土地流转现象逐渐增加, 但这种变化带有很强的区域色彩。通过对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租出、包出耕地的农户所占比重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 而西部地区租入、包入和转入耕地的农户所占比重则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这说明东部地区非农产业发达, 农民的就业趋向、收入来源都非农化了, 农民流出耕地的动力更强。而西部地区非农产业不发达, 农业仍然是农民就业和获得收入的主渠道, 所以流入耕地的农户较多。总体来看, 东部地区的流转规模超过中西部。

(三) 农民转移对耕地利用方向和利用结构的影响

农民转移给耕地利用方向和利用结构带来了一定影响。一是造成耕地的非法转用。一些农民转移后, 将耕地出租给非农产业经营者变相用于非农产业开发, 以牟取“农转非”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根据卫星遥感技术监测执法检查的实际数据估算, 目前被监测城市每年新增建设用地的95%以上属于集体农用地, 而在新增建设用地中, 违法占用集体农用地的宗数、面积, 几乎都在50%以上。二是改变了耕地种植结构。农业, 尤其是粮食产业, 不是一个具有显著规模效应的产业, 所以, 当转移出去的农民将耕地租赁给工商企业或地方精英后, 承租者出于利益的考虑往往会经营高效益的作物, 而不再种植粮食。据农业部经管司统计, 成规模转入企业、农场主的土地中用于种粮食的比重仅为6.4%。此外, 由于大量年轻劳动力外流, 留守乡村的“3899”部队已经难以承担起费时费力的农作物种植, 比如东北农村主要种植玉米、华北平原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等, 乡村的种植结构越来越简单化, 上世纪70、80年代常见的多种作物小块拼图状种植的局面越来越少见, 间作套作的耕地面积也越来越少。

三、农民转移对基础设施用地利用的影响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 第10篇

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是农村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农村经济收入的半壁江山。

一、综合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和农村经济发展状况，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途径在于劳动力转移

1. 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加大第三产业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容纳。

农村富力劳动力压力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总量小、专业化、社会化水平低，不仅制约了农村一二产业的发展，而且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容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第一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必然会越来越旺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推动饮食、商业、文化娱乐、旅游等行业的繁荣与兴旺。

2. 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一方面保证现有的乡镇企业职工稳定就业，另一方面能够吸收更多的富余劳动力。

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起到重要的作用。乡镇企业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乡镇企业发展很不平衡，越是落后的乡镇，乡镇企业越不发达，农村富余劳动力越多。因此，各级政府今后必须把发展乡镇企业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积极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3.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大规模开发生产基地，带动千家万户从事专业化生产，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通过对加工的农产品进行销售转移富余劳动力;通过开发农业中的多条产业链，以及产业链的拉长和深化，大量吸收富余劳动力;通过农科教及社会化服务体系消化富余劳动力。其次，发展庭院经济。发展庭院经济不受时间的限制，很少受自然条件和体力的约束，投入少、见效快、收入高，尤其对消化隐性富余劳动力很有意义。

4. 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步伐，提高农村小城镇容纳富余劳动力的能力。

农村富余劳动力存量较大，与滞后的城市化水平和小城镇建设缓慢是相关的。城镇规模小，结构分散，经济聚集规模低;产业结构层次低、功能单一、质量差。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乡镇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扶持力度，积极发展小城镇，把小城镇的发展同乡镇企业的改造提高结合起来，以城镇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5. 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培训。

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与走出去的劳动力和城市的素质相差甚远，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国内外的转移。今后要千方百计改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现状，要在农村真正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保证适龄儿童入学，为以后的就业打好基础;要搞好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比重，扩大职业教育办学规模，在职业中学设置实用的专业课程，使职业中学毕业的学生系统地撑握一两门实用技术，以便毕业后能尽快就业;农村就业培训要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地建立就业培训网络，使农民掌握必要的基本职业技能，以适应就业工作的需要。

二、目前，鹤岗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1. 中央和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黑龙江省全部免征农业税，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和良种补贴政策以及粮价上涨等因素，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提高，激发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一些外出务工的农民返回家乡要承包地，还有一些打算外出的农民比较犹豫，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

2. 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较低。从文化素质看，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仅有16%左右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半文盲占2%，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23%，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59%。而且，这些劳动力中85%以上没有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随着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素质较过去虽有所提高，但从总体来看，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仍然较低，一方面难以接受科技知识，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另一方面，使得农村劳动力适应不了非农产业的发展要求，无法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劳务市场对农民工的技术文化素质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制约因素。

3. 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农村城镇化滞后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小城镇发展滞后。县域经济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主要靠乡镇地域内非农企业，在县域经济吸纳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县级市吸纳劳动力2.3万人，占38%;乡镇地域内的非农企业吸纳劳动力1.5万人，占25%。二是城镇化进程慢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造成农村第三产业不能随农村工业化的推进而发展，使农村非农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延缓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

三、根据鹤岗市现状，提出下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几点建议

1. 加大宣传、组织引导力度。

为更好地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认识，深入做好宣传、组织引导工作。要总结推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树立和表彰一批自主创业、劳务输出、培训服务等方面的先进典型，尽快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典型群体。还要帮助农民算好账，通过算账处理好种粮和务工的关系，处理好长远效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处理好农产品销售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关系，做到种粮和务工两不误，农业和劳务双丰收。

2. 各级政府要制定严谨、科学的劳动力转移规划和政策，引导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扩大转移规模。

加快转移速度是目前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必须做好的重要工作。只有让富余劳动力这潭“死水”动起来，就可能带动多种行业的发展，就可能扩大全市的农村经济规模。

3. 健全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农民转移就业 第11篇

户籍制度自1951年建立后, 在几十年中一直没有重大的实质性突破。然而, 最近这些年来, 有迹象表明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在逐步加快。2010年7月28日,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正式启动。重庆市长宣称这是“几十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规模最大、配套制度设计最完善、影响最深的一次”;计划2010—2011两年用攻坚战使300多万农民转户进城, 到2010年转户达到1000万;设计了土地、就业、社保、教育、卫生等配套制度;细数了保护农民工权益、启消费扩内需、提升农村生产率致富农民、延缓城镇老龄化、降低社会成本等诸多好处 (黄奇帆, 2010b) 。作为农民工输出大市和就业大市, 重庆将户改开始阶段的突破口和重中之重放在农民工上面, 因此重庆户改案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政府帮农民工“穿新衣脱旧衣”的动人故事。

二、转移制度

转移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转移和市民化的成本, 从而型塑其社会关系的约束。在两类转移制度中, 正式转移制度居支配地位。现实如何?的确如此。正在重庆发生的故事中, 耐人寻味的线索正是政府帮农民工着想的, 代表转移制度的5件“新衣”、3件“旧衣”与1张“票子”。

5件“新衣”。一是通过住房制度“新衣”实现“住有所居”。农民工转户后, 可申请公租房居住, 条件成熟时, 还可以转为购买。符合条件的还可纳入廉租住房保障 (1) 。同时, 政府大体量推进公租房建设 (2) , 科学安排准入机制和规划布局 (3) , 确保保障属性 (4) , 最大限度降低租金 (黄奇帆, 2010a, 2010c) , 同时对转户农民工购买普通商品房还给予税费减免等政策优惠。二是就业制度“新衣”——特殊优待。不仅将转户农民工纳入城镇就业服务体系, 而且劳动年龄段的转户农民工可以享受免费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 自主创业人员可以享受城镇创业扶持政策, 就业困难人员还可以享受“一对一”的就业帮扶以及公益性岗位的托底安置政策。同时, 政府大力扶持中小企业 (5) 。三是教育制度“新衣”——市民待遇。转户农民工子女可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就读城市学校 (6) , 享受与现有城镇学生同等的待遇。同时, 政府调整利益格局, 保障教育投入, 在预算内和预算外、预算和决算、地方决算和中央决算这三个环节, 保持了相同的教育投入比例。四是社保制度“新衣”——双重待遇。在养老方面, 符合条件的可参加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 到年龄后可领取城市居民养老金;在社会救助方面, 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 可按规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并且, 转户农民工在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后5年内, 可继续享受原户籍所在地农村的计划生育及农村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五是医疗制度“新衣”——市民待遇。农民工转户后, 可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自愿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障。

3件“旧衣”与1张“票子”。政府帮农民工“脱”下3件“旧衣”——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遵循有偿原则。转户农民工退出承包地, 可以按照本轮土地承包期内剩余年限和同类土地的平均流转收益标准得到相应补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的, 将获得三笔补偿资金。“旧衣”脱了才有“票子”。重庆成立了全国首个农村土地交易所, 作为城乡之间建设用地交易的平台;发明了一个地票 (7) , 使得土地的实物交易变成虚拟交易 (黄奇帆, 2009;刘健、徐旭忠等, 2010) 。

小结以上故事的线索, 用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办公室的话说, 重庆户改一句话概括, 综合配套, 自愿有偿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办公室, 2010) 。一方面, 重庆户改通过综合配套降低农民工的转移成本。摈弃了“就户籍改户籍”的做法, 设计形成由土地、就业、社保、教育、卫生等5个方面组成的系统的制度体系, 努力消除附在户籍上的城乡差异。另一方面, 重庆户改坚持自愿有偿改善农民工和政府的关系。整个户籍制度改革的设计和推进过程中, 充分尊重农民转户意愿, 同时实行有偿退地, 增强了转户吸引力。

三、转移制度变迁与转移能力

转移制度决定转移能力, 关键在于正式转移制度及变迁对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市民化成本的影响机制。重庆的故事对此有精彩演绎。政府各级官员为了心中的梦想, 不得不应对制约, 对所需知识的投资引起要素价格变化, 形成渐进和突变并存的组合式正式制度变迁, 改变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和城市转移就业及市民化成本。

关于政府官员的目标。一方面, 政府高层官员最希望实现的是政治抱负。在重庆户改案例中, 高层官员不仅宣称以农民工转户为主要内容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民转市民运动, 而且誓言该改革将破中国发展三大悖论 (8) (程维, 2010;朱雨晨, 2010) , 可以缩小“三大差距”, 有助于转变发展方式, 还是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 政府中层官员和基层职员最渴求增加的是收入。对重庆户改进行反证, 假设他们最大化的目标并非收入或业绩, 他们的实际收入取决于以所在部门财政状况体现的业绩, 他们的正当工作。那么, 当部门财政紧张时, 他们不会太在乎。事实是, 在重庆的经济账中, 政府为户籍改革的投入并不多。但越到基层, 官员越担心此项改革的成本, 担心动辄万人的转户补偿, 担心以亿元计的启动资金 (朱雨晨, 2010) 。

关于政府官员的约束。一方面, 政府高层官员的最大约束来自政治投票者。在重庆户改案例中, 这些官员主要需要突破的是政治领袖 (9) 和社会公众, 此外可能还有媒体和学者, 总之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0) 。对于领袖和公众, 既得有高调姿态认同他们的偏好!, 也得有充分耐心提高他们的兴趣@, 还得有实际行动赢得他们的支持#;对于媒体和学者, 不仅要引起他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而且要引导他们的深入思考和共识$。另一方面, 政府中层官员和基层职员的最强制约是组织文化。他们力图固化对其约束最小的文化, 但当组织战略出现实质性突变, 即使历史悠久的僵化组织文化也可能迅速松动。在重庆, 由高层官员发起的“唱读讲传”活动和“打黑除恶”行动并非心血来潮, 户籍及相关制度改革所需的公共组织文化因此得以重塑, 各县区已忙碌起来, 着手落实分解到自己部门的年度转籍计划人数指标%。

关于知识投资与要素价格变化。在重庆户改案例中, 一方面, 政府高层官员发起户籍及配套制度改革, 以获得史无前例的城市化经验。对这种“干中学”知识的投资必然引起相关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目前最明显的是, 土地指标作为城乡建设重要的生产要素, 一旦流动起来, 必然带动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 有力地促进资本、产权、技术等其他要素市场建设^ (黄奇帆, 2009) 。另一方面, 政府中层官员和基层职员逐步达成默契, 在执行户改的任务中试图建立他们收入和户改的正相关关系。对这些可沟通知识和默会知识的投资也会对要素价格产生影响。

关于转移制度变迁。主动的突变与渐进“混交”的制度变迁堪称重庆户改的又一大创新。一方面是决心求大变, 在先期, 用2年时间给338万人一次穿上5件“新衣”, 一步到位享有与城镇居民完全同等的就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等待遇。这些人包括280多万有条件农民工及新生代&, 以及44万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是多方持小变, 在后期, 用8年时间解决不到700万人的转户;在布局上, 转户居民分三个层级 (;在农民权益上, 实行三件“衣服”保留三年) , 三件“衣服”有偿退出, 三项权益暂时保留_ (黄奇帆, 2010b) 。当然, 这种主动的创新仍然离不开官员们投资于知识的努力+。

关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和城市转移就业及市民化成本的变化。不同性质的转移制度变迁对不同的农民工有不同影响。制度突变对失地或年轻力壮的农民工是喜事, 他们会为此而高兴不已, “孩子不用再缴择校费了”, “女儿更好找工作了”, “不愁今后没钱养老了”, “在场镇上安个新家了” (重庆日报, 2010) 。制度渐进对有地或年长的农民工是忧虑, 因此这部分农民工的担心是“我还要再等等, 再看看” (朱雨晨, 2010) 。

四、转移能力与转移就业及市民化

转移能力的本质是对收入的一种理性预期。如果农民工对于在现行转移制度的成本约束下能够通过在城市非农行业工作获得至少和农村同样行业同样收入存在一种肯定而理性的预期, 那么他就具备了转移能力。在重庆户改案例中, 户改的重点对象和突破口是农民工这点已经明确和周知, 但是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具有不同程度的转移能力这点却未必被全面理解。他们主要是哪些类型的人, 喜欢什么, 缺少什么, 怎么思考和抉择?这些将是接下来要重点分析的问题。

转移能力决定转移就业和市民化的选择。主要通过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和预期, 以及农民工面临的转移制度这两方面的因素, 转移能力决定了农民工城市转移就业和市民化的决策及其进程。在重庆户改案例中, 主要是短期中正式转移制度的突发性变迁, 施加影响于过程理性的农民工及新生代的预期, 从而改变了他们城市转移就业和市民化的决策。

一方面, 无疑有很多农民工对转移制度突变的态度是认同的, 对城市转移就业和市民化是积极主动的。这部分人中, 有一种是政府认定的“有条件农民工”1, 即在主城区务工经商5年以上、在远郊区县城务工经商3年以上的农民工。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较强, 或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 或较为年轻, 或是男性, 因此也被政府看作是在城市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有较好基础, 已初步具备城市生活条件。这部分人中的另外一种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强烈追求城市生活的愿望, “宁要城里一张床, 不要农村一间房”,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 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已与城市接轨, 对子女在城市就学的诉求强烈, 融入城市生活没有大的障碍。对于这些强调渴望市民化的农民工, 一旦有足够强度的转移制度变迁提高他们的转移能力, 就会理性地选择转移就业和市民化。

另一方面, 的确也有不少农民工及新生代对转移制度变迁的后果是担心怀疑的, 其城市转移就业和市民化决策是“被自愿”的。这部分人都对转户口有着成本-收益的理性考虑, 转, 抑或不转2, 抑或以征地等其他方式转3?是他们经常做的权衡和比较, 而这种对转户口的犹豫、担心或怀疑关键在于土地情结4。这部分人中, 有一种是农村户籍的大中专学生 (如果不转户口, 他们也是不久将来的农民工) 。这些学生及其家人的担心疑虑主要包括三点。一是5, 被迫转户口后, 将来的农村老家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可能被迫退出, 那么读书毕业一旦找不到工作就会失去土地作保障。二是6, 被迫转户口后, 可能使家庭由于失地而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三是7, 被迫转户口后, 可能会导致失去拆迁时获得更高补偿的机会。这部分人中, 另外一种是还没有失去土地, 同时人力资本也还比较低的农民工。这些人对转移制度突变的担心和怀疑还会由于基层干部, 例如村级干部8, 的政策执行不当而强化和加剧。

对于“被自愿”作出城市转移就业和市民化决策, 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这一部分农民工及新生代而言, 问题的重点在于他们穿上的是5件货真价实的“保暖棉衣”, 还是偷工减料甚至似有实无的“皇帝的新装”?在于政府及企业给予他们的是公平高效的转移制度安排, 还是刻板、滞后甚或另有企图的政策措施?正如重庆市长所言9, 配套政策如何细化完善, 特别是转户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如何全部落实到位, 将成为重庆面临的最大考验。故事的真相是, 这两种情景均有发生, 但是其中的角色扮演者大不一样。

第一种情况, 体现的主要是转移制度设计者和具备转移能力的农民工的最大化目标, 也是转移制度设计者和 (向) 大多数媒体肯定和认同的现象。首先, 转移制度设计者的最大化目标具有结合具备转移能力农民工的最大化目标的务实基础。一方面, 转移制度设计者最大化目标既体现在平稳有序推进的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五大特征:完全自愿、“五件衣服”一步到位、农民权益保留、宅基地退出补偿0、顶层设计严密-, 更体现在他们所追求的重大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 即不以农民的土地换城市户口, 不以农民的土地换城市保障, 不以农民的土地换城市待遇。另一方面, 具备转移能力的农民的最大化目标主要体现为实现市民化的愿望和积性。两方面结合后, 一旦转移制度设计具有吸引力这部分主要由城镇有稳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农民及其家属组成的群体就会下定决心转为城市户口=

然后, 转移制度设计者和 (向) 大多数媒体定和认同的现象印证了户改顺利的这一面。户改动以来, 从2010年8月最初每天转户1000多人到2010年10月平均每天转户近1万人, 再到20年12月平均每天转户1.5万人, 户改得到广大农工的积极响应。截至2011年2月底, 重庆已有1万农民工转户进城。

第二种情况, 体现的主要是转移制度落实者不具备转移能力的农民工为实现最大化目标而产的矛盾, 这也是大多数不愿转户口的农民工所反或少数媒体所报道的焦点问题。首先, 转移制度实者和不具备转移能力的农民工在追求各自最大目标时属于矛盾高发期。一方面, 转移制度落实的最大化目标主要体现为追求实现其考核目标, 管这点被转移制度设计者一再否认Q, 并反复强“农民工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主人”, “把尊重农工意愿作为改革的基本前提, 赋予他们充分的自选择权”, “不搞强迫命令, 不搞‘一刀切’”, “完由农民工自己说了算”。但是事实是, 不管是在政府W, 还是在区政府E和县政府, 转户指标化考核常态化已经成为转移制度落实者的要务。另方面, 不具备转移能力的农民工的最大化目标主体现为对土地的留恋。对于这些农民工, 土地实上是他们最大的社会保障, 特别是宅基地和承包起着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福利作用。

然后, 大多数不愿转户口的农民工所反映或数媒体所报道的焦点问题, 证实了转移制度落实和不具备转移能力的农民工之间的突出矛盾。第个例子是R, 有村级干部没有和农民商量及经过们同意就直接把他们的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二个例子是T, 有不少重庆的大中专院校将转户学生毕业证书颁发、资助、奖学金、评优评先和党等挂钩, 以此强迫农村大学生转户口。而市教主任更是要求确立“自愿不等于自由, 尊重不等放任”的观念Y。第三个例子是U, 地票制度也未能实现设计者初衷的情况。《重庆农村土地交所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复垦形成的地票指标优用于农村发展需要, 节余的用地指标才作为地票行交易。但政策执行却不一定如此。据报道, 基乡村的做法正好相反, 他们尽量多换取地票, 甚占用了学校、卫生所等公共服务机构用地。第四个例子是I, “五件衣服”保障的配套措施落实不到位。许多农村居民找政府询问、提意见。

以上两方面情况对比的一点重要启示是, 农民工的预期, 对于理解转移能力以及转移制度变迁影响城市转移就业和市民化至关重要。只有当这种预期被转移制度创新而改变, 即农民自愿“穿上”进城的“保暖棉衣”时, 故事才会有圆满的结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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