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精选6篇）

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第1篇

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以及要求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是关于研究、指导和实现中国科学发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7)04-0009-03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以及要求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是关于研究、指导和实现中国科学发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是对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它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阶段和新的境界。

一、科学发展观是社会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任何思想、任何理论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既离不开对当代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也离不开对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的吸取和借鉴，它之所以能产生和形成，能存在和发展，总是植根于一定时代的“土壤”，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关于发展的学说，它不仅揭示了自然、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给人们提供了思考、研究和实现发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对如何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新论断。这些新思想新论断，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成为社会理论家、思想家和学者们对社会发展理论进行进一步探索、研究和创新的新的逻辑起点，成为发展新思想的重要理论源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创立了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发展观，这一发展观，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它不仅更新了发展的观念和战略性思维，而且以“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基本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践经验为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对自己时代内容的体现，对自己时代本质特征和时代精神的反映。它的产生形成必须适应自己时代发展的需要，符合自己时代的人们对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的理论武器的需要。科学发展观，是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本质特征的反映，是当代中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它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逐步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中心聚焦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上。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在近二十年的建设时期内，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曾偏离过正确的发展轨道，给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以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损失，失去了发展的良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步入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轨道。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建设，基本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中的第一、第二步战略目标，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抗御风险的能力得到增强。然而，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制约了人的全面发展。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解决好这些突出矛盾，如何抓住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战略机遇，如何才能真正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科学发展轨道，实现新时代赋予我党的历史使命，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就需要进一步创新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就此应运而生。

(三)当代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为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形成提供了外部条件。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内部因素是促使其产生形成的依据，外部因素是推动其产生形成的条件。科学发展观的产生不仅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发展要求等基本国情有密切的关系，且与当代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是促其产生的催化剂。从国际总体局势来看，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能的。当前，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相互交织，相互依存逐步加深，对话合作意愿不断加强，国际战略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稳定的基本态势。这一国际形势为各国的发展都带来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但同时当代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也为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世界安全、资源、生态、环境、人口以及国际秩序等方面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延缓或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为解决矛盾，克服困难，抓住良机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迎接挑战，各国纷纷调整本国的发展战略目标，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探索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和途径，大胆进行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顺应时代潮流，科学发展观就在这样的“土壤”中萌芽并逐渐形成。

二、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思想体系的新拓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系统全面深入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什 么、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关于发展的基本问题，在发展的价值取向、根本目的、基本要求、基本方法以及精神实质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贯穿于各个方面，进一步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本质特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和根本价值取向。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久，并对这一理念的内涵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一论断，不仅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而且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新的时代内涵。(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这个自由联合体的前提。人必须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具有从事多种劳动的本领。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党中央提出’“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突出强调了人民群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把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动力。(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科学发展观要求人们要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强调全面发展，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并举的良好格局。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经济基础地位的同时，推进政治、文化、社会全面进步。强调协调发展，就是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关系，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关系，做好“五个统筹”，推进经济社会以及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促进和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四)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就是要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关系，用矛盾分析法分析问题，从全局上科学统筹好事关发展的各方面矛盾关系，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五)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发展是目的。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是要正确处理质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重速度，更重质量、重效益，要把速度、质量、效益辩证地统一起来，不可轻视或忽视任何一面。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完善各种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三、科学发展观是新时代党的指导思想的新飞跃

20世纪初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已形成了三大创新理论成果。第一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创立，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第二大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三大成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回答了在新形势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跨入21世纪新阶段，着眼适应时代发展和履行党的历史使命的需要，党的指导思想也随之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发展为主题，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和深刻分析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地阐述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创新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科学指南，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首先，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科学发展观不仅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鲜明的时代特色，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内容，把以人为本和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性观念和要求纳入科学发展的范畴，强调社会运行规律与自然运行规律的统一与协调，强调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深刻认识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其次，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发展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统一。科学发展观既是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党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又是解决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科学方法。它不仅为指导和实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也为解决世界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问题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为世界的和谐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第三，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发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在认识、驾驭和尊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人的主体价值，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科学发展的正确轨道，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第2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已整整30 年了。这30 年,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30 年,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并取得新发展和新突破的30 年。30 年来,党和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以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创新,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创立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体现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重要著作和一系列讲话中,也体现在这一时期党的重要文献中。这一理论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也有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贡献

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和新突破有哪些呢? 下面拟用比较分析方法作一概要叙述。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

苏联是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1936 年宣布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谈到当时苏联社会阶级关系时指出:“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级了。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相反地,是互相友爱的。”“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正在消除,而从前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失”;“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在缩小”,“政治矛盾也在缩小”。当联共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时,斯大林又夸大了斗争形势,混淆了矛盾的性质,把与他意见不一致的领导人统统看作是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派遣的“间谋、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到1952 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虽然承认了还有不适应的方面,但仍不彻底。他认为“‘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1]。

在我国,1956 年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毛泽东和党中央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分析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矛盾,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1956 年9 月27 日党的八大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还首次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他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但是,在这之后不久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结论。他在1957 年10 月19 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在此后长达20 年的时间内,毛泽东把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要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有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于是,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状况,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了正确判断和理论概括。1979 年6 月18 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在我国,“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2],“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报告重申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强调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无论处理哪一类矛盾,都必须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则进一步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2 年9 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分析了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存在的原因和我党处理阶级斗争问题的方针,提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的重要思想。

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在探索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时,曾经对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作过论述。他在1875 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他还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1917 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中,重申了马克思的观点,并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后来,他又认为,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要经历最初阶段(即过渡时期)、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他还把每个大阶段划分为若干小阶段,在他的著作中曾使用过“社会主义的最初级形式”、“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巩固的胜利的社会主义社会”等概念。但是,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出现过两方面失误:一是把社会主义看得很短暂,不分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如苏联1936 年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 度,1939 年苏共十八大就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二是对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估计偏高。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要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 要在1980 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与此同时,当时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党的文件中修改了过去的判断,提出“最近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

在我国,毛泽东在1953 年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原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需要15 年,但后来只经过4 年就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 ⋯⋯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过了一年,在大跃进过程中,他认为:“在所有制方面,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认为将很快进入共产主义。1959～1960 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纠正了急于求成的错误认识,指出: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但由于他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坚持贯彻到底, 加上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在政策上和实际工作中犯了急躁冒进、超越阶段的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我国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主要内容的现阶段国情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0 年4 月,邓小平同国外朋友谈话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后来,在1981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以及党的十二大报告、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都明确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 年10 月25日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基本特征、起迄时间、基本路线、指导方针作了全面阐述,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作出了“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等初步概括。根据基本国情,党制定了“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1997 年9 月12 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其实际运用过程中,“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曾经指出:“一切民族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他在1923 年写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毛泽东在1954 年4 月《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不能盲目地学, 不能一切照抄, 机械搬运”。他还说:“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后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虽然也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实际上是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社会主义缺乏生机和活力,影响了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经过30 年的探索,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点越来越清晰,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作了科学概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又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作了高度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还具体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自主创新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城镇化道路、政治发展道路、文化发展道路以及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国防建设道路等,构成了完整的体系。

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理论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曾作过原则性的设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条:消灭私有制,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费品的分配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在作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以后),即不用货币结算的按劳分配;消灭了商品、货币,实行直接的产品调拨和分配;消灭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实行有计划的调节;消灭了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国家的对内职能主要是保卫劳动和分配的平等权利等。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段时间内,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和马恩差不多,后来,他和斯大林修正和发展了马恩的某些设想,认识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一个长时期内要采取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商品、货币不会很快取消,而要保留很长时间;按劳分配将取消劳动券形式,通过货币来实现;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会立即消灭,而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仅在过渡时期是必要的,而且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存在,并保留其政治职能。后来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不同特色的社会主义反映了在不同社会环境下革命人民的共同要求。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仍然是我们的理论基点。

我国在建国后的头30 年时间里,党虽然在宣传社会主义,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但事实上正如邓小平多次谈到的,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当时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平均”,要实现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然热衷于变革生产关系,同时这种变革又是通过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来实现,因而在实践中发生了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重新认识。党的十二大报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从8 个方面作了全面论述,为人们在实践中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拓展了新视野。但邓小平独具慧眼,他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来反衬什么是社会主义,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

1992 年春天,邓小平在巡视南方谈话中科学精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科学概括,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廓清了一系列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认识,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虽然没有作出十分明确的回答,但他们的一些论述包含了改革的思想。恩格斯曾经预言:“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写的文章《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论述到改革问题,他认为在整个革命全部胜利的进程中,为了解决新的任务,在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不要采取革命的行动。在这里,“改良”、“改善”、“改造”就是改革的意思。1922～1923 年,在被称为列宁“晚年政治遗嘱”的8 篇文章和书信中,列宁提出要改组工农检查院,要革新和改善苏维埃机关,要“削减机关”,提高国家机关的人员素质,提高工作效率等。毛泽东在20 世纪50 年代就提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但是,后来毛泽东仍然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动力,他的一些正确思想并没有付诸实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他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后来, 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一场革命性变革”等等。改革是要对原有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不是细微末节的修补,即改革过去那套僵化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使生产力获得解放。改革是全面的,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和其他体制。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就体制而言,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变革,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改革中要遵循以下一些原则:(1)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2)不能用搞运动的方法,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断推进改革;(3)大胆试,不争论,既勇于探索,又细心谨慎;(4)必须立足本国,同时吸取其他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由于明确了改革的性质、目的、内容和原则,因此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

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列宁也说过:“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4]他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把苏维埃优越的社会制度同资本主义进步的东西结合起来,“苏维埃政权+ 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 总和= 社会主义”,这是列宁全面开放的公式。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但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虽然同一些国家保持着经济文化往来,但规模并不大,而且存在种种顾虑和限制,因而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差距仍很大。

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早在1975 年, 他就提出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出口的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他又提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年春天在巡视南方的谈话中,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还用历史经验说明对外开放的必要,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邓小平不仅全面阐述了对外开放的意义,而且对对外开放的对象、地域、内容、方针等作了一系列具体阐述。关于对外开放的对象,邓小平指出不是只对世界上某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开放,而是对全世界开放,全面的开放。关于对外开放的方针、原则,邓小平认为,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不能忽视国家机器的作用;必须立足自力更生,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必须“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做到排污不排外,防止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

七、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

关于经济建设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继承者历来十分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许多著作中,都十分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苏维埃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十分强调经济建设,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从总体而言,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方面的失误: 一是在1957 年以后长达20 年的时间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经济建设;二是违背了经济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盲目发动了“大跃进”,对生产力造成了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端正党的思路路线的同时,也端正了党的政治路线,作出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后来,他又明确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如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抓好农业、能源、交通和教育科技等战略重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既坚持邓小平的经济建设思想,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方针,强调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事关全局的重大系。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落实到经济建设中,就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对生产和消费实行计划调节,消灭商品、货币。列宁后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仍要发展商业,保留商品、货币,但很强调生产的计划性,强调统计和监督。斯大林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有商品,但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 ⋯⋯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5]。毛泽东也说过,社会主义仍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要尊重价格规律。可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财政统收统支、人员统包统分、物资统分统配,政府对企业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使地方基层和群众缺乏自主权,使社会主义缺少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探索。从实践上来看,1979 年起开始农村改革,建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 年开始城市改革,先是放权让利,接着实行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1992 年邓小平巡视南方谈话发表后,改革进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阶段;1994 年开展了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计划和投资体制、外汇和外贸体制、物价和流通体制五大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了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1995 年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改革实践要求理论突破,理论上创新又指导着改革实践发展。30 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理论成果是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早在1979 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87 年10 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后来邓小平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在1992 年巡视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著名论断,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特有东西的思想束缚。此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解决了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提出了新的所有制度结构理论和分配理论。他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含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 年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首次提出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

八、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

马克思早就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工人革命的第一步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他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是新型民主,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其实质是人民群众对国家的管理,要依据本国国情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要用制度化的方式、公开性的原则、多样化的渠道开展对国家的监督;政权机关民主化的程度在于加强改革的力度;民主建设如果没有法制作保证等于零;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大敌;党内生活民主化是建立和发展新型民主的前提和关键;不断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执政党建设的组织保证和伟大工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强调: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要按照人民民主原则进行政权建设;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没有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要贯彻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反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但是,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教训十分深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总结了建国以后在民主法制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邓小平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要的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因而它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做到有法有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党本身也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江泽民围绕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概念;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提出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并强调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指出“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的进步、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胡锦涛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86 年9 月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党的十三大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概括为“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邓小平在1986 年11月指出:“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 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党的十三大报告则概括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实行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建立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和原则,邓小平提出:第一,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定而谨慎、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第二,要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第三,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第四,要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江泽民与胡锦涛则反复强调,改革政治体制,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着重加强制度建设。

九、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社会主义要重视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要发展文化教育和艺术事业,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列宁多次强调要发展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消灭文盲。要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发扬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毛泽东指出,新中国既要有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也要有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要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逐步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要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树立共产主义想、道德和纪律,要建立互助合作友爱的人际关系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邓小平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他的多篇著作和历次重要讲话中都深刻阐明了“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先后作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主要内容、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等问题从理论上和政策上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指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江泽民、胡锦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全面小康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思想和组成部分,提出了新的创新思想和战略要求。强调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十、总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除了以上的理论外，我们党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以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理论和政策等, 这里不一一细述。当然,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全面小康奋斗目标的实践 中, 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不断探索。实践在发展, 理论也必将随之发展。随着时代、实践、科学的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将会有新的飞跃。

参考文献：

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第3篇

关键词：代价论,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理论

0 引言

代价（cost）指的是人类社会在实现发展进步的实践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以及所造成的一系列消极后果。就代价而言，我们可以将社会发展分成高代价、低代价、无代价三种发展状态。[1]无代价的发展指的是在发展中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发展，是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性化的发展状态。所以，实际中的发展模式只有低代价与高代价两种，它们均是由一定的发展观作指导而形成。传统的高代价发展被科学发展观取代，科学发展观是低代价的发展观，该展观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代价理论有了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1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代价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研究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坚持的根本出发点是把社会发展同代价联系起来再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考察，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代价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关于代价产生的客观必然性问题分析说明

第一它认为，历史到资本主义社会后，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快速提高，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也相应地改变与调整了社会制度；然而伴随资本主义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的贫富悬殊、劳资对立、为富不仁的社会代价。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总结这种现象为“物的世界的增殖和人的世界的贬值”。随后，他还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2]。这表明历史的自我肯定及进步总是通过对自我的否定甚至对抗来实现。

第二它又认为，在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工业经济就开始有了疾速发展，人类对大自然进行改造，为人类造福，但同时也急剧恶化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口增加、污染越来越严重、生态平衡被破坏、资源面临枯竭，人类付出的环境代价巨大。早在100多年前，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考察古代文明的衰落之后，针对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恶果就指出：“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它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中心和储存水库”[3]。

1.2 对于社会发展中的代价问题做了科学的评价

它认为社会发展代价的产生及社会发展代价的付出，总是有一定的历史性在其中。马克思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4]这表明社会发展必须有代价的付出。

1.3 科学地预测了扬弃代价的正确途径

在对资本主义的异化致使人的畸形发展、片面发展进行剖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和分工的条件下，人类个体的发展会随人类总体的支配自然界的能力的不断发展而更片面，这就会造成越严重的自我异化。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创造着最终将异化扬弃的条件。[5]

1.4 提出了用最小的代价推动历史发展基本原则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说明社会进步要付出代价。然而我们不只看代价和发展的统一性就将二者的对立性忽略、否定，原因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基础目标是以代价的最小化换得发展的最大化。马克思早就预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

2 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代价理论

第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低代价发展观，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

以往“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一种高代价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下的社会发展付出的代价是人的畸形发展，该发展观是西方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观的主导，该发展观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主导，同时也体现出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在人的发展中，市场经济的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是它肯定了人的主体意义，创造使人能够全面发展的条件；二是易导致“物”对人的主宰对人的奴役，使人深受物化所困。后者，就是市场经济就导致了人被“物”所主宰和奴役，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中，由于这种自发性的影响，形成了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它归纳为“物的世界的增殖个人的世界的贬值”这一社会现象，使人在财富、金钱等物的支配下成为“经济人”，甚至沦为“经济动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一方面肯定了人的主体意义，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物”对人的主宰和奴役，使人陷入物化的泥潭发展趋势。

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述了市场经济根本历史作用；它扬弃了“以物为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把人作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将人的发展看作发展的本质、目的、动力及标志，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就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的目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人的全面发展指的是所有人均能得到完整、自由、和谐、充分的发展。

第二、科学发展观注重将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的低代价发展观。

众所周知，“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为解放个人、将微观经济单位的活力与效率调动起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了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它所焕发出的生产力要大于以往人类创造出的生产力的总和。它使得早先就有市场经济模式发展的民族与国家获得了繁荣和富强，使得西方过去落后的局面彻底被改变。然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的灾难与痛苦，其中社会不平等的严重加剧是最根本也是最突出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以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7]。实践表明早期市场经济要想发展，前提是要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早先发展起来国家内部都是以剥夺方式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

由于深受传统的“以物为本”发展观的影响，我国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实施，旨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因该政策的推动，有了快速增长，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有社会分配不公与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的产生。根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2005年逼近0.47。根据中国人民人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3-0.54。[8]也就是说，虽然近些年经济发展迅速，我国居民在整体上收入增加了，然而社会成员中分配不均的程度在扩大，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注重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低代价的发展观，是因为科学发展观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作了以下几点的说明：

第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统一的。公平必然会促进效率，“以人为本”最根本的就是对待所有的人都要公平、公正，赋予人们最基本的、同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利。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要想实现效率，必须要实现公平。因为人的劳动创造性与积极性是所有效率的根源，若不能给主体以平等的机会与权力，主体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就会严重受到挫伤，效率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必须给予广大劳动者以均等的机会与平等的权利，使所有劳动者的创造性与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使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配置最优化，从而提高效率。再一个就是，效率能够推动经济公平，这样使更高层次上的公平得以实现。效率提高了，才有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给社会，这样较高水平的公平的实现就有了物质前提。因而效率和公平之间没有对立的存在，而是有机相统一的。

第二，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科学发展观指出要统一筹划城乡发展，要求重点解决“三农”问题，加强农业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支持与保护，努力使农民收入增加；统一筹划区域发展，要求给予中西部地区大力支持使其加快发展，努力形成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统一筹划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大力推进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发展也要更加注意，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低代价发展观。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是传统发展观所坚持的观点，传统发展观认为人类可以支配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类可支配的对象，人类不但能够认识自然界、利用自然，还能够改造自然界甚至能够征服自然。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人类在为物质繁荣而庆幸的同时，也遭到自然界的惩罚与报复，使人类社会到了“增长的极限”。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趋向恶化，环境问题已经成了全球性的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环境破坏最严，污染最严重的一个国家，生态系统很脆弱。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地上相继发生1998年南方地区发生严重洪水泛滥、2008年初发生南方雪灾、2008年月我国四川汶川发生的特大地震、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0年东北地区、南方地区发生严重洪水泛滥等，展示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尤其是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在环境保护和发展经济相协调显得尤为重要；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我国在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为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低代价发展观，是因为科学发展观以人和自然和谐共处、人和自然可持续发展为准则来认识及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科学发展观，认为人们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重新认识，不再是把人与自然看成单纯的征服和被征服、改造和被改造、利用和被利用的对立关系，要把两者看作是一个整体，共生共荣。自然界是所有生物的摇篮，包括了认真内，自然界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建设自然就是为人类造福，保保护自然也就是保护人类。人类在对自然进行索取、利用的同时，也应承担起建设自然、养护自然、补偿自然的责任，将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建立起来。

第二，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尤其强调自然资源不只属于当代人，它也属于子孙后代，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前人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在我们这一代决不能将其消耗殆尽，要为后人留下广阔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同时，同代人之间也要公正、和谐，一个人不应占用其他人的自然资源。当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要正确处理好，实现机会均等、利益均等。

显而易见，科学发展观是有利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低代价发展观。

由此观之，科学发展观克服了马克思主义扬弃代价的途径及以最小的代价推动历史发展基本原则进行了抽象性分析研究的局限性，它明确指出了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走低代价的发展道路的具体措施，它在发展理念上奉行“以人为本”，在对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中此发展理念注重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在对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中该发展理念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因此，这一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代价理论。

参考文献

[1]邱耕田.简论低代价发展[J].哲学研究,2005(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3.

论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观的新发展 第4篇

关键词：共产党；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进步

收稿日期：2011-03-18

作者简介：戴岩(1984-)，男，河北清县人，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系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周玉萍（1964-），女，山西太原人，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化与文化。

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观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尚处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统治之下，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当时社会性质的认识，中共“一大”强调只有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高悬的目标就是通过激进的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实现社会的转变，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实现共产主义。

1944年，革命即将成功，毛泽东等领导人开始考虑社会发展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P.146)可以说在考虑到社会发展问题时，毛泽东将工业化问题放在首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毛泽东立刻将中国的工业化问题提上了日程。1949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任务。1953年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观就是急速发展。其原因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处在战争与革命的环境中，所以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工业发展上赶上发达国家。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观指导下，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在经济方面实现了高速发展。“一五计划”后，中国的工业基础初步建立起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经济自给，人民生活安定，社会风气良好。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偏离了现代化建设轨道，走入了歧途，最后酿成“十年动乱”，社会发展几乎停滞。1964年，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提出了分两步走，用36年，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社会发展的目标重新显示，而且向多方面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我党并没有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所以社会发展观没有落到实处，这是我党历史上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观的转变

第一，从单一的工业化转变为全面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发展的重点是经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反复说到发展问题，他说：“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2](P.244)“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2](P.264-265)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2](P.105)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又语重心长地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他所提出的社会发展思想，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使经济成为社会变革的基础。

第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邓小平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强调政治改革。他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他说：“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又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呢？会在另一个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这就把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时，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良好风尚。

第三，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到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环境的建设结合在一起。邓小平在强调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提出要采取有力措施，使我国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他认为人口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而劳动者的素质又是决定我国发展后劲的关键；他多次强调我国能源和其他资源紧张，要求合理使用，节约使用。

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发展观的深化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20世纪90年代和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与演进，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探索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在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上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首先，在经济发展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新形势、新要求，提出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方针，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上的历史责任。在发展阶段上，进一步提出用20年左右的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在发展内容上，在注重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江泽民继承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特别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指出：“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大力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从而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

其次，深化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讲到：“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人口增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这已经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在现代化建设中，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坚决遏制和扭转一些地方资源受到破坏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第三，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发展，就是在人的各种素质综合作用的基础上人的个性的发展。在整个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内容，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观内涵的深化。

四、科学发展观——社会发展观的新飞跃

第一，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但又注重科学发展，可以说是面对这新世纪中国已经有了在相当程度发展的情况下，为如何进一步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科学发展的指导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才能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抓住“为了人、依靠人、尊重人”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科学发展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科学发展观把依靠人民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三，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是对人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理论升华。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在实现社会全面進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协调。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国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四，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找到了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机制，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方法。统筹兼顾是我们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基本方针。所谓统筹兼顾，就是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谋划、兼顾全面，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现阶段，按照统筹兼顾的思想，特别是要搞好“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注重实现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这些特点表明：它既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又符合当代中国国情；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对地球、对人类的负责态度，所以它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观上的一个新飞跃。

综观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观的进步，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到现在对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全面，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时代特点的把握，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学习科学发展观、把握科学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第5篇

一、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仰。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充分证明，它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二、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坚定不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哪些重要原则？胡锦涛同志在“6·25”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论述，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四个坚定不移”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强大动力、根本要求和奋斗目标。做到“四个坚定不移”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

三、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六大之后，我们党根据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思想，从而将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这“三个建设”发展为“四个建设”，即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社会建设，将“三个文明”发展为“四个文明”，并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充实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格局。与此同时，胡锦涛同志还具体阐述了“四个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方针，强调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认真抓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千方百计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四、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最早是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系统概括。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针。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

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发展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发展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最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命题，胡锦涛在“6·25”重要讲话中，把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概括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思想

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第6篇

摘要：本文主要从十八大报告的内容出发，以理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五个方面简要地阐释了十八大报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强国；社会和谐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也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因此，此次大会对我国未来几年的发展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要求我们更好地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是当代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发展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主线，发展范畴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范畴。[2]自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不断地努力和探索，使该理论不断具体化，科学化，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审时度势，结合世界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势，联系中国实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具体表现在：丰富了党的指导思想，更新了经济发展路径，拓展了政治体制改革途径，具体了文化强国战略，加强了社会建设力度。

一、丰富了党的指导思想

众所周知，十八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3]而十七大的主题是这样表述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仅仅作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指导方针，它还没有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上。

十七大以来，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内社会矛盾突出，因此，对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提出了更为高度的要求和挑战。[4]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思想建设，党的思想建设作为党建设的生命线，对于党的发展性命攸关。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党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初步建设等一系列伟大胜利，都是我党重视思想建设的结果。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尤为重要，也是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客观要求。而科学发展观作为新时期的新理论，正确地指导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以及文化建设，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朝着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轨道转变，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已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它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它必定指导我国将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因而，党的十八大顺应实践、时代发展和人民的要求把科学发展观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

二、更新了经济发展路径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持续攀升，2012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霸权主义、贸易壁垒、资源短缺、结构不合理等等。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提出新的经济建设思想，确立新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有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特别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表明我国经济建设思想的转变，从资源消耗型转变为技术集约型，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3]还要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扩大内需，发展实体经济，统筹城乡一体化，拓展对外开放水平。至此，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理论建设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成果。十八大报告在经济发展的实况下，大胆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路径。

三、拓展了政治体制改革途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5]在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处于主导地位。因此，我国深化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加快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人民的主权意识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对基层民主的建设也被置于更高的层次。此外，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就意味着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是与我国国情和民主政治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的新拓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发展中国特色民主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我国人民会不断地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四、具体了文化强国战略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战略任务，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从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十八大报告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三个具体方面。[3]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出现的社会公德丧失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又一瓶颈。因此，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该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并赋予时代精神的内涵，提高个人修养，改善社会道德环境。另外，政府部门应积极履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最后，政府部门应该统筹文化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把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增强我国的文化竞争力，促使我国成为文化强国。

五、加强了社会建设力度

社会建设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我国的社会建设不断完善，教育，就业等民生项目取得大的突破，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并且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要深切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国的社会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十八大报告也进一步指出，“千方百计增加人民收入”。具体要做到，“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3]调节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难题。另外，我国的城市化也增加了社会建设的负担，正确地处理农民进城问题，其子女教育问题，医保问题，将是我国下一步要做的事情。三农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农业仍对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正确处理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当前我国的社会情况及其复杂多变，但是我们会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总结：

虽然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我国的发展还有着许多可见的和未知的挑战。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全面夺取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的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1]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十八大报告 贯彻十八大精神）2012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范畴浅析 》 刘灵光 来自《学术论坛》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12（11）[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0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