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精选5篇）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第1篇

1“创新”是运动休闲理论本土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在今天, 由于“经济全球化”而导致的“文化全球化”、“文化霸权化”, 使得“文化本土化”的呼声日益响亮。就我国的运动休闲理论而言, 对西方运动休闲理论的引进是需要的, 但应使之本土化, 本土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和西方运动休闲理论的交流过程[1]。在这一过程中, 应始终坚持“创新”的原则, 通过文化的“综合创造”, 创生出适合我国实践需要的、符合世界运动休闲娱乐文化发展方向的本土理论[2]。

由于我国的运动休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 在运动休闲理论的建构方面, 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从我国运动休闲理论研究的现状看, 众学者一直在探讨“体育休闲”、“休闲体育”、“运动休闲”等名词的含义, 力争构建出适用于认识和解释中国运动休闲娱乐文化的概念体系, 从而去解释和解决当前中国运动休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3,4]。但客观的说, 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概念体系, 这是目前我国运动休闲研究的最大问题所在。

而如果对近些年运动休闲理论的研究进展进行具体分析, 不难看出, 在林林总总的研究成果中, “移植”的还是居多, 真正“创新”的东西少之又少。不过要想有所创新, 最终形成中国的运动休闲理论体系, 或许首先要做的就是真正理解理论产生的过程以及文化和理论的关系, 才能找到创新所需要的方法和路径。

2 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学说对运动休闲理论本土化发展的导向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 为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从认识的发展过程来说, 强调知识来源于实践, 强调经验事实先于理论存在, 主张以人的活动作为哲学思考的中心[5]。

具体到文化和理论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学说认为“文化学”和“文化研究”是两个互相辩证地、矛盾着的层次。文化学属于理论层次, 是一般文化理论, 它研究文化现象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文化研究, 则属于经验层次, 它比较具体的反映、描述客体, 即它是对个别的、历史上存在过的或者现存的各种丰富的文化现象的具体描述[6]。

文化和理论的基本联系为:

一方面, 文化经验研究是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对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 经验材料不仅预先规定着相应的理论结构的内容, 同时也是进一步研究和完善这个理论结构的路标。其次, 经验研究在实践道路上可以检验文化理论的标准性。

另一方面, 文化理论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研究的结果。因为虽然客观对象本身是科学理论的最终决定者, 但最初的理论立场决定着这个客体的观察方式及其其中的“所见之物”, 规定着主体认识客体的方法之性质。所以, 理论研究会影响经验研究的进程和结果。

作为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哲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学说, 对运动休闲理论在我国的本土化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主要体现在:

由于文化经验研究总是先于理论研究, 经验研究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 规定着理论的框架和结构, 因此, 要创生本土的运动休闲理论, 对国内外的运动休闲文化, 特别是本民族的体育文化, 应该花大力气进行挖掘和整理;另外, 要对其中的休闲娱乐文化轨迹进行了解, 并和当前的运动休闲实践相结合, 以寻找中国运动休闲的文化特色, 并力图能对未来的运动休闲文化走向做出一定的预测。在此过程中, 依据认识的规律, “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 经历了“去伪存真”、“去粗存精”, 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 才能最终升华成中国本土的运动休闲理论。

3 运动休闲理论本土化的基本方法

毋容置疑且已得到共识是, 体育是一种文化形态, 而且, 体育文化是一种多层次的、内容极其丰富的综合性的文化形态。它既有自己的小系统, 又存在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这个大系统中。运动休闲理论作为运动休闲文化的一部分, 其同样也是不断的在发展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 稳定是相对的, 而变化是绝对的, 其发展的过程中要受到内层的文化心态, 也就是本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核心文化的强烈制约[7], 这也是运动休闲理论需要本土化的深层原因所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提供了运动休闲理论本土化的哲学导向, 遵循理论的产生过程,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3.1 要注重对引进理论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入考察和研究

近些年来, 不少国外运动休闲著作和文章被引进, 其中不乏佳作, 这反映了我国学者对外国休闲研究的敏感和重视, 也是休闲理论本土化所必要的途径之一。不过, 有一点需要强调, 那就是无论那个国家的那种理论, 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哲学理论渊源, 具有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学术背景, 因此要想深入透彻的理解某种国外理论所蕴含的真正意义, 必须重视对引进理论学术背景的考证。

如果不去理会所引进理论的哲学基础、社会根源、割断历史联系, 是很难真正理解某种理论的内涵, 从而也会对本国的休闲理论建构造成不良的影响。我国的休闲研究者对此也有着深刻的思考, 其中胡小明就指出:综观目前国内对运动休闲研究, 基本上都是对西方现代理论的引进和拓展;这样的“拿来”是捷径, 也很有效;不过, 不同的文明有自己不同的发展道路, 各国有自己不同的国情, 正如人体只有部分器官可以移植一样, 发达国家的体育理论并不能全盘照搬到一个发展中国家[8]。

这一评价是深刻而发人深省的,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 任何一种体育理论, 无论是内容和方法, 风格或是理论演化过程, 价值和目的, 都会被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 并深切的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 反映着本民族的文化底蕴。比如, 美国体育文化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 德国体育文化具有典型的理性主义色彩, 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泛伦理主义的色彩, 也分别体现出美国的实用主义、德国的理性主义和中国的中庸之道。

因此, 在引进国外运动休闲理论时, 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引进理论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 分析共性和差异, 在“移植”中注重创新, 这是运动休闲理论本土化的方法之一。

3.2 注重从中国传统休闲娱乐文化中提炼理论概念

中国具有绵延不断几千年的文明传统, 且地域广阔, 民族众多。只就汉族文化而言, 在不同地区的发展也不会完全相同, 汉族文化还不同程度地渗入到少数民族文化中, 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 也有互相借用的情况。例如, 从民族传统节庆体育文化来看, 许多少数民族不但有自己的传统节庆体育活动, 还同时参与重阳、端午、清明、中秋这些中国人共有的节庆活动。这些现象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 如果用外国休闲理论解释, 未免牵强附会, 自然也不可能有相应的概念去定义。

其实, 自古以来, 中国人就很注重“闲”, 认为“宁静能容纳百川”、“心闲体静”、“闲能生静”, 心情悠闲可以达到修身养性、提升人格之目的。当内心宁静时, 感知会特别敏锐和细腻, 这时你会听到大山的呼吸微风拂过、小草的呢喃、流水的笑声, 所以才会有“流水之声可以养耳, 青禾绿草可以养目, 观书绎理可以养心, 弹琴学字可以养脑, 逍遥杖履可以养足, 静坐调息可以养筋骸”之说。这种“以闲修身养性”的理念, 是非常值得现代人借鉴的, 特别是当前社会, 人们普遍浮躁, 为功名利禄所累, 更应该“闹中取静”, 学会自省、自律, 学会“雅闲”, 摆脱浮躁带来的种种弊处。可以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运动休闲理论本土化的源泉, 是可供提炼理论概念的储藏丰富的大宝藏。

当然, 要从传统文化这个大宝藏中挖掘并提炼概念, 第一、是要对传统文化中关于体育现象描述的典籍能熟练掌握, 真正意义上的去了解传统休闲、娱乐文化的特色。第二、是要对当前社会上的体育休闲、娱乐现象有敏锐的、全面的观察, 才能把握住当前社会运动休闲文化的脉动。其三、是要将传统体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运动休闲文化进行比照印证, 以寻找中国运动休闲的文化特色和发展规律, 如此, 才能提炼出用中国概念表达的解释中国运动休闲文化的理论。

3.3 运动休闲理论研究要走进人们的生活世界

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认为, 世界是人的根基, 人生活“在世界中”, 人的生活世界是由与个人实际生活发生真实牵涉的世界的总和所组成的。由此可以理解, 为什么运动休闲理论研究归根到底还是要走入大众体育生活中去, 因为人不能超越生活世界的界限, 所有和体育有牵涉的人也都在人的“生活世界”之中, 运动休闲理论事实上就是一门生活之学, 需要为当前大众的体育生活做出应答, 探寻体育生活之本色和运动休闲对于大众生活的价值关涉。因此, 运动休闲理论就是一门引导大众与体育相关的休闲生活走向的学问。

2008年9月29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发出了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号召。如何才是大?怎样才算强?这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也是中国体育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但无论是“体育大国”还是“体育强国”, “民本”思想都应被视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基础和重要的战略方针, 体育的社会功能应该回归它的本来面貌:“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这就需要研究者改变观念, 重视体育理论赖以生长的经验基础, 重视与普通人民体育休闲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基础, 加强对体育生活世界的关怀。

从另一面看, 缺乏理论关照的运动休闲实践是盲目的、缺乏方向的。在我国运动休闲的现实中, 不难找到这种例子:如有些占用大量耕地被叫停的高尔夫项目;被称为“吸草机”的环球嘉年华以及在西方国家就备受争议的人造滑雪场等, 这些休闲娱乐项目, 在引进中国经历了最初的繁荣后, 慢慢也在理性回归。没有充分对我国当前的休闲生活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 盲目上马一些不合国情的东西, 只能造成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 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我国运动休闲实践是多么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

因此, 运动休闲理论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体育生活的需要, 对我国的休闲实践做出应答。也只有进入无限丰富的体育日常生活世界, 才可能创生出本土的运动休闲理论, 并得以持续发展和充满生命力。

3.4 运动休闲理论研究还要走进广袤的学术世界

运动休闲理论本土化的最终目标, 就是创生出我国的运动休闲理论体系, 因此, “运动休闲理论的生活世界”和“运动休闲理论的学术世界”是并行不悖的, 不但需要走进体育生活中去, 还需要对体育生活进行学术意义上的观察。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学术观察, 也就是说学术观察的意义在哪里呢?首先必须明确的是, 学术观察和普通意义观察不同的是, 它不但需要描述研究材料, 更重要的是学术观察试图对研究材料背后的意义进行挖掘和透视, 它是有理论框架的、有目的的观察, 这就是所说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世界。在这里, 理论的应用和构成是一个对立统一、并循环往复的过程。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知道问卷调查法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对于通过问卷所获得的数据, 有的人看到的可能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数据或零散的答案, 但在问卷设计者的眼里, 这些数据和答案具有非常的价值, 因为它们是在某一理论指导下完成的, 是具有一定理论含义的数据, 而这些数据在整理、分析后, 经判断后又可以升华成理论, 这个过程是循环往复的。

同样, 运动休闲理论提倡走进运动休闲生活中去, 当然也并不是简单的去收集一些关于体育现象的碎片, 或是纯粹去描绘运动休闲的具体场景, 而是应用已有的运动休闲理论对体育的日常生活进行透视, 通过具体体育现象来看本质, 以寻找我国运动休闲实践的规律, 并对已有理论进行检验和升华。

4 结语

“实践—理论—实践”表达的是运动休闲理论研究的过程, 也体现着其本土化的规律和方法。运动休闲理论的本土化, 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学说指导下, 始终坚持创新的原则, 既要立足于我国的运动休闲实践, 立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还要进入到理论构成的学术意义中去。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做到文化理论与文化研究实践的结合, 最终创生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运动休闲理论来。

参考文献

[1]陈惠娜, 彭业仁.我国体育休闲娱乐理论的发展[J].体育科学研究, 2009, (2) :36.

[2]陈惠娜.近现代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中的“综合创造”——兼谈我国体育文化的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 2007, (8) :37-38.

[3]梁利民.休闲体育学的学科形成与发展[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0, (1) :56-59.

[4]张晓宁.休闲体育的科学理论基础及理论体系构建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 2006:7-13.

[5]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149-173.

[6]E.A.瓦维林.溪洁人译.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171.

[7]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 (修订本) [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1:238-240.

[8]胡小明.小康社会体育休闲娱乐理论的研究[J].体育科学, 2004, 24 (10) :11.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第2篇

一、“还我普通人”［1］与“把摄像机扛到大街上”［2］——《一次别离》对新现实主义题材的承袭与表现形式的借鉴

（一）题材与剧本立意诉求

“还我普通人”是新现实主义著名编剧柴伐蒂尼提出的，其主张题材表现普通民众。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品《偷自行车的人》、《温别尔托•D》、《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均是着力表现普通人命运的题材。与新现实主义的先驱一样，《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也将镜头聚焦于伊朗人的日常生活，直面伊朗社会现状，关注现实生活中处于道德、法律、宗教拉力中的伊朗普通百姓。影片的切入点极小——从纳德与西敏的分居为切入，但这个小切入点却深刻地扎进了伊朗社会的肌理脉络之中：一次意外事件后各种矛盾接踵产生，逐步深入最终走向一个不可逆转的别离结局。剧中两个普通的伊朗家庭在法律与道德面前的矛盾展现了伊朗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也揭示了一次分离：伊朗社会凝聚力的分离。

导演用旁观者视角贴近而不动声色地记录事件，同时洞悉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把大量日常生活的要素和情境升华为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对人性的刻画极其深刻，在原生态的生活展现过程中反映了伊朗人真实而又颇为无奈的生活，质朴真诚地强调了新现实主义人文精神的延续。

（二）表现形式

在拍摄手法上，新现实主义还提倡“把摄像机扛到大街上”的创作口号——对拍摄手法与表现手段方面提出了一定的纪实要求。新现实主义很少布景拍摄，强调手持摄像；在光线处理上，倾向于采用自然光。《一次别离》也继承了新现实主义这种典型的摄制方式，全片长达两小时，多是利用自然光线手持跟拍，如一部不加修饰的记录片；大量的主观镜头干净而克制地将观众带入情境之中。无论室内室外都狭小逼仄，密闭的空间内人们心事重重；走出室外，映入眼帘的是伊朗城市的车水马龙，又让人觉得心绪纷乱。镜头之下，伊朗的风土民情虽然遥远而陌生，但观众对这些城市景象却非常熟悉，因为就如每天环绕在自己身旁的生活一隅。

在艺术表现手段上，《一次别离》也丝毫不给观众有出戏疏离的机会。注重运用长镜头，以连贯的拍摄获取真实效果一直是新现实主义纪实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新现实主义电影采用的长镜头，是用连续摄影法拍摄的景深镜头，强调的是镜头内部的空间调度和场面调度，从而在一个统一的时空中相对完整的展现动作和事件。这样，长镜头对现实的表现就具有空间的完整性、时间的连续性和影像的客观性。”［3］而“长镜头纪实美学”来源于安德烈•巴赞［4］，其运用的意义首先在于真实感，不作分切的一次性连续拍摄,使银幕画面人物活动的影像完整性与被表现的客观现实达到高度统一。例如，《偷自行车的人》中大部分段落都是用长镜头描述的,如失业者围着政府职员求职, 里西到典当铺赎回自行车.里西和儿子在旧货市场寻找被偷的自行车; 里西偷别人的自行车时被发现等,这些段落都没有镜头的切换, 保持了人物行动和事件的连续和相对完整。另外, 长镜头保留了现实本身的多义性。蒙太奇强制观众跟着导演的意图去被动地理解影片, 长镜头却让观众直接参与银幕中的现实，由观众自己去作判断解释。

《一次别离》中，长镜头使用突出表现在影片的开头与结尾：电影开篇记录式的拍摄手法，近四分钟一镜到底、甚至带有些轻微晃动的长镜头，直截了当地让西敏和纳德这对夫妻对簿公堂，上演了一出你来我往的家庭纷争，有着很强的感染力。观众被置于法官的视野位置去审视这场纠纷的是与非。难以判断谁是谁非的法官，最后令其签字回家和解，不予离婚，画面中只留下两张空椅。此时，观众已被这个连续的长镜头带入故事情境之中，旋即被卷入环环相扣的剧情里。而影片以一个长镜头开始，也是以一个长镜头结尾，场景仍旧是法院，不同的是二人已在等待离婚后女儿的抉择。一气呵成的镜头冷静客观地对着这个长廊，人来人往中，纳德和西敏相向而坐，二人中间以一扇破裂的玻璃门作为分界，两人各占据画面的一角，茫然而又无言以对，等待女儿的决定，等着着别离。玻璃上的裂痕仿佛就是纳德和西敏这个家庭之间，也是整个伊朗社会之间的裂痕与隔阂。这时，长镜头带来的强烈冲击力审问观众，如果是你我，当如何选择。这两处首尾呼应的长镜头耐人寻味，犹如“神来之笔”：相同的地点、不同的命运走向，扫视着剧中主人公纳德与西敏对于生活的无奈，也调动了观众融入剧情的参与感，同时也完美地展现了导演对于新现实主义电影纪实美学的推崇。

而开放式结局也是新现实主义电影艺术表现手段的一个不可磨灭的特征。柴伐蒂尼提出“不给观众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 ［5］——对比《偷自行车的人》影片结尾，里西与儿子一起走，没有台词，没有音乐，仅有周围的环境声的开放式结局，《一次别离》则通篇都只有真实的环境音，仅在影片结尾突然插入了两段钢琴声，缓慢而沉重的和弦一鸣惊人。这悲怆伤感的音乐——也是本片唯一的配乐，犹如沉默中情感的喷发，让观众陷入一种沉重的、难以言表的延续性思考，且直至片尾音乐结束，观众也没有等到女儿特梅的最终选择。音乐声中，极富深意的长镜头已完成了影片开放式结局，这种戛然而止的开放式结局处理方式甚至比《偷自行车的人》显得更甚一筹。

二、融合伊朗宗教文化和经典的戏剧化策略进行叙事表达——《一次别离》是对新现实主义的伊朗本土化诠释

就题材、主题、人物形象塑造、人文精神、艺术手法与表现手段运用上而言，《一次别离》无疑是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个完美样本。但罗伯托•罗西里尼［6］说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新现实主义。”［7］伊朗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当局严苛的审查制度使电影题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宗教文化与政治氛围一直萦绕着伊朗电影，也因此伊朗电影在国际影坛上存在着一种有别于西方电影的神秘性与特殊性。

当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执导的影片《樱桃的滋味》1997年在戛纳摘下金棕榈奖，电影界才发现新现实主义在伊朗仍兴盛着。事实上，伊朗三大导演除了阿巴斯之外，莫森•玛克玛尔巴夫、贾法•帕纳西的电影风格均带有深刻的新现实主义美学印记。几代伊朗导演都将新现实主义美学之根植于伊朗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表现出“对本土现实、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8］但是伊朗过去的新现实主义电影非戏剧化的叙事虽含有诗意哲学，但剧情张力不强，电影表达只触及了伊朗社会生活的现实表面，主题不够深刻。

“文化离开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便无从发展。”［9］作为第三代伊朗导演的阿斯哈•法哈蒂深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恪守新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原则外，对伊朗本土化具有现实意义的多重问题（伊朗人民的信仰、阶级、感情、法律、伦理、教育）进行了思考，交织了经典的戏剧化冲突叙事策略：严格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逻辑线索来结构故事，将矛盾冲突与戏剧悬念埋入叙事，追求情节结构上的环环相扣。

经典的戏剧化冲突叙事策略还是《别离》好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影片的叙事主线基本上是通过悬念来牵引的。首先“纳德和西敏的婚姻最终会是什么结局，离婚还是和好？”是贯穿影片始终的一个悬念。而结尾又留下了“女儿会选择谁？”的悬念待人深思。另外一条叙事线——纳德与女佣瑞茨的纠葛段落中，也是采用了制造悬念的叙事手法，“谁偷了钱？他听到没有？她有没有撒谎？他们会不会和解？他们会不会拿钱？”一个个悬念在引导着叙事迂回地深入，直至结局。如果说从原本的故事角度来看，《别离》的故事并不讨好大多数观众，它只讲述了一个简单的家庭和社会悲剧，那么是导演法哈蒂通过娴熟的经典叙事手法使内容具有了观赏性。

“冲突实质上体现了电影中人物的想法、行动与社会的一种对抗性关系。”［10］纵观全剧，多重矛盾关系或隐或显，或大或小，构成了形态各异的冲突：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纳德一家所代表的是中产阶层，有房有车有稳定的工作；而瑞茨代表的是伊朗下层的劳动人民，家庭负债，怀孕仍要外出工作，丈夫失业。瑞茨的意外流产，使两个家庭彼此间产生强烈的对立，阶层立场不同又造成和解的困难。随之剧情承载了第二个冲突：伊朗宗教与人性的矛盾，影片在很多情节涉及到：如瑞茨在照顾纳德父亲时所犹豫的宗教禁忌、家庭教师在对着《古兰经》作伪证后又复而到法院改口供的前后变化以及最后双方和解过程中瑞茨对教义会惩戒女儿的疑虑……暗含的强烈冲突便是宗教与人性的矛盾，在伊朗这个国度，现代化过程中宗教信仰对于人的束缚与人对束缚的挣扎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冲突使《一次别离》的叙事形成特有的张力，它不仅激发了观众的观赏兴致，还在冲突中彰显了剧中人物的个性，并生发出更富意味的叙事隐喻。

三、结语

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外延在不断变化中，但其核心仍旧是对普通民众的关怀与纪实的本质。《一次别离》紧贴时代的脉搏，既承袭了新现实主义典型精神内核，又实现了伊朗电影对新现实主义的本土化美学延展与诠释——将戏剧化的冲突叙事策略运用于伊朗本土主题思考进行电影叙事表达。《一次别离》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民族化电影道路，也完成了一次电影艺术的扬弃过程，这种探索值得中国现代电影人加以研究与借鉴。

［1］［2］周星.影视艺术史［M］.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3（132）

［3］肖体元.试论新现实主义电影［J］.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4）

［4］安德烈•巴赞(1919--1958)：法国理论家和批评家，真实美学的倡导者，法国新浪潮电影领袖.巴赞简介转引自(英)彼得•马修斯，李时，译.探究现实——安德烈•巴赞在昨天和今天［J］.世界电影 2006（6）

［5］转引自倪祥保.试论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J］.中国高教影学会教育委员会年会2009

［6］罗伯托•罗西里尼 （1906-1977），意大利导演，代表作《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419350.htm

［7］（英）罗伊• 阿米斯，沈善，译.二十年后回顾意大利新现实主义［J］.世界电影1980.4（原文摘译自现实主义的型式: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研究一书(1971年伦敦出版)第四章一种风格的剖析）

［8］陆绍阳.从简单出发——与天堂的孩子有关［J］.当代电影，2001(2).

［9］（美）罗伯特•麦基.故事［M］.周铁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16）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第3篇

一、协同主义的中国式话语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相对于先前的诉讼模式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诉讼模式, 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纠纷, 让其能够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进行, 同时对民事纠纷进行彻底的消除, 使得社会的关系得以恢复, 达到一种和谐的稳定状态。协同诉讼属于一种恢复性的司法, 又被称为和谐注意的诉讼模式。对于当事人的意愿必须充分的尊重是协同主义民事诉讼的核心与根本, 这就主要体现在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动地位必须得到充分的保证, 必须依法享有变更、放弃、和解以及撤诉的相关的权利, 即使是法官对于当事者的这些权利也无法进行干涉。事实是法院进行裁决和审判的根本依据, 而案件的事实需要当事人双方通过辩论来将其充分揭示出来。法官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也应该发挥自身的作用, 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具体来说就是在诉讼案件中实际上当事人和法官都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双方共同的作用一起促进诉讼案件不断向前推进。民事诉讼的本质实际上就是采用公共的救济手段来解决民事纠纷, 所以在民事诉讼中必须要把握好度的问题, 及要求国家公权利的合理的介入, 同时也要求当事人具有一定的自治的权利。在协同主义的民事诉讼中, 比较强调的就是法官和当事人之间权利和职能的划分, 同时又对于两者之间的合作与配合给予重视。

民事审判的模式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年的时间了, 在不断的改革探索中, 协同主义在我国的民事司法改革过程当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在很多的方面已经体现出了对于这种模式的追求。协同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以将法庭作为民事活动的中心, 通过各种方式来体现当事人与法官的协同作用。在这种模式些具有很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首先就是当事人在程序上的主体地位得到了保证, 对于法院的职权的干预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在这项规定当中给予了当事人更多的权利, 明确了其主动的地位, 包括收集证据以及向法院举证等等一些主动的权利借给了当事人, 同时对于法院进行调查以及职权的范围进行了界定, 更好的限制了法院的权利。在者就是对于法院于当事人的协同作用有了更加明确的体现, 对于法官的释明权进行了界定, 因为其适当的介入对于诉讼案件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最后就是针对当事人双方的协同作用进行了明确, 根据证据规则, 被告当事人提出书面答辩应该是在答辩期满之前, 同时对于证据的交互的法定程序进行了确立, 赋予了当事人双方同样的权利和机会, 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双方当事人的证据交互方面的协同。

二、协同主义的中国式构建

(一) 协同主义承认对抗和制约, 在民事诉讼中确立当事人主义的两项原则

关于当事人之间的对抗, 民事诉讼存在的前提是有纠纷的存在, 而纠纷是发生于对立的两方之间的, 只有存在处于对抗状态的双方当事人, 民事诉讼程序才能被启动。当事人是民事诉讼当然的主角,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双方的对抗。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 因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调和性, 其所持的立场是相互对立的, 他们都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 不与对方寻求和解乃至妥协而处于对抗状态, 将他们之间的争议诉诸法院, 期待法官运用其审判权进行裁判。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程序方面以法官职权行为为主而当事人起辅助作用, 因而该模式下, 法官对当事人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程序方面。

协同主义承认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对抗以及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存在制约, 必须也承认当事人主义的两项原则及其积极作用, 案件事实的主张及证明责任仍在于当事人, 当事人承担案件事实解明的第一责任, 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强调了法官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增强了当事人之间的义务。因此, 我国应先确立当事人主义的两项原则, 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 再吸收协同主义的诉讼观对其进行全面改造。

(二) 体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同

在当事人处于相互敌对立场的基础下, 除了要保持对立与争斗外, 还要做到相互合作、相互配合。这就是双方当事人的协同概念。采用协同诉讼的模式的目的是为了使双方当事人能获得公正高效的解决方式, 如果双方当事人能提供如实的信息, 这就是协同。如果当事人将自己掌握的有利信息当成取胜的筹码, 并且想通过自己掌握到的对自己的有利的信息, 将自己的利益扩大化, 但却也不能防止别人运用同样的信息进行诉讼, 而当事人双方都在搜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进行诉讼, 而这些信息会对双方都有利, 这样的做法只能造成法庭诉讼在资源上的浪费, 将诉讼时间延长, 对双方的诉讼都没有好处, 因此, 为了使当事人双方都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 做到最公平, 就需要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同诉讼, 构建协同模式。

(三) 体现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协同

民事诉讼中认为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协同当事人的在地位平等、能力平等、守全对等的情况下, 需要采用各种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最大利益, 法官只处于协调作用。在新的诉讼理念中, 除了要求当事人能够保证自己能实现目标, 进行诉讼外, 还要做到公平公正, 保证对方的权益不受侵害, 双方平等是新诉讼理念的基础。除了顾及到对方的利益外, 还要对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负责。要保证协同诉讼的有效开展, 就需要双方当事人与法官共同努力, 积极推进。

摘要：和谐司法是新时期审判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基本要求, 本文从协同主义的中国式话语入手分析, 提出了在中国构建协同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的建议。

关键词：本土化,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

参考文献

[1]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爱国主义教育与本土历史文化教育 第4篇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而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现在青年人中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他们比父辈更有机会去到别的城市学习、生活，接触到不同的观念与事物，回到家乡后一阵嗟嘘不已。他们可以流利地告诉你什么是三山五岳，什么是晋商文化等，然而，对于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却是一知半解。以瑞金为例，现在许多青年人都不能够全面、真实地介绍自己的家乡。究其原因，还是青年人普遍缺乏本土历史文化教育的所致。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家乡的一山一水与祖国的壮丽山河是相通的，家乡的繁荣发展与祖国的富强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人，首先是一位热爱家乡的人，而一个爱家乡的人，首先应该是了解家乡的人。

二、瑞金红色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联系

通过了解家乡历史文化，形成对家乡的认同感、自豪感，从而确立热爱家乡、为家乡发展努力奋斗的使命感。因此，加强本土历史文化教育对于促进爱国主义教育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在大力宣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利用本土历史文化的有利资源，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进而汇聚成一股爱国主义潮流。

如何合理利用这些红色资源，加强本土历史文化教育。这就要求瑞金人民不仅要了解红色故都、了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段历史，去体会历史的厚重与内涵：不只要记住1931年11月7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家乡瑞金成立，更要理解这个政权于中国革命的意义。让家乡的辉煌历史成为我们骄傲、自豪的源泉：让祖辈为中国革命无私奉献、牺牲的精神，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进而增强对家乡的认同感、自豪感。通过我们的重视与宣传教育，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能够人人拥有，那就能汇聚成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进而形成强烈的爱国主义。

三、加强本土历史文化教育的几点思考

本土历史文化的培养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要积极创造一种浓郁的本土历史文化教育氛围，使人们在社会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受到感染，使本土历史文化教育得到普及，进而使爱国主义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此外，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和博物馆、纪念馆更应发挥自身在此方面的作用。

（一）学校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学校是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重要场所，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幼儿园直至大学的教学、育人全过程中去，特别要发挥好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使学生通过本土历史文化的学习，了解家乡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产生对家乡的热爱与认同。具体而言，学校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1、教材改革：2、积极开展以“本土历史文化”为主题的课外活动：3、加强教师本土历史文化的教育。这样，青少年学生才能接受较为规范、全面的本土历史文化教育，学生和教师都是提高了本土历史文化知识的修养。

（二）纪念馆

纪念馆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纪念馆教育已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和延伸，成为青少年学习的第二课堂、社会成员的终身学校。因此，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为例。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直致力于发挥自身的爱国主义教育及本土历史文化教育功能。

l、認真落实免费开放服务

为提高爱国主义教育功能，2008年起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开始实行免费开放。游客仅需登记身份信息便可入馆享受文化盛宴。瑞金馆为认真做好免费开放服务，先后制定出台了《免费开放实施办法》、《文物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提高服务水平：在免费参观的同时，还每天为游客提供5场定时免费讲解服务，另外对于未成年人集体参观还实行随到随讲。

2、巧妙丰富展览陈列。据统计，瑞金现存革命旧居旧址180处，革命文物更是数不胜数。如何利用这些有得资源加强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本土历史文化教育，瑞金馆做了许多探索与偿试。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为例，瑞金馆将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结合，最真实地重现了当年的场景。这个会址的设计，不仅真实地为游客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还真实地表现了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的无私精神。为进一步丰富陈列内容与方式，提升陈展水平。近来，瑞金馆在充实基本陈列的基础上，请专家设计了多媒体动漫项目，其中反“围剿”战斗体验馆尤其受欢迎。反“围剿”战斗体验馆通过与游客的互动，让游客亲身体能反“围剿”战斗情景，寓教于乐，极大地提升了教育效果。

3、加强与其它部门的合作

为充分发挥自身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瑞金馆一直积极与教育局及市政府各部门加强联系与合作，不仅为青少年学生提供免费参加、免费讲解的服务，还经常别出心裁推出一系列活动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例如瑞金馆和关工委、高教育局的配合下，争对边远农村表少年打造的红色文化进课堂活动：或者在2010年瑞金馆还与瑞金电视台合作推出《红色传奇》栏目等。此外，瑞金馆还加强与市歌舞剧团的合作，在旧址群众精心设计了以“选举”“扩红”“送别”等与观众互动的歌舞剧目，生动而真实地为游客重现了当年的战斗、生活情景。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新时期下，培养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我们永恒的主题之一。然而爱国主义教育中最基本的细胞之——本土历史文化教育是万不能被忽略的。因此各地应加强本土历史文化教育的强度，营造学习本土历史文化的氛围，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从而确立为家乡发展而奋斗的使命感，进而确立热爱祖国，为祖国繁荣发展不懈努力的历史使命感，形成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第5篇

一、该节目策划的成功点分析

1. 频道依据的选择

该节目落户湖南卫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选择。湖南卫视的频道理念是“快乐”, 这意味着湖南卫视:“第一, ‘快乐’是所有节目的必备元素;第二, ‘快乐’是节目的整体风格和追求;第三, ‘快乐’是节目的本质内容, 表现的是人最朴实最本质的需求。”

而《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则是模仿了原版节目立足于亲子代际沟通为出发点, 在每期节目父子或父女录制的72小时之内, 不断发现感动点或笑点, 利用竞争、生存体验等各种各样的游戏形式让嘉宾和观看的观众都体会到快乐, 与湖南卫视的频道理念相得益彰。

2. 认清现状, 分析对手

在互联网全球化的现代社会, 人们已经逐渐见识到许多国际上最新的节目形式和节目内容, 因此节目组没有选择绞尽脑汁在节目形式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而是把眼光投向在国外收视率强劲并且有可能成功进行本土化运作的《爸爸去哪儿》。从当下中国的综艺节目, 尤其是真人秀节目来看, 同类节目例如深圳卫视《饭没了秀》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饭没了秀》以孩子为主体进行录制和表现, 强调了孩子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却忽略了孩子们与家长交流的重要性, 没有提到亲子之间的关系。湖南卫视的这档节目则是抓住了这一个契机, 经过引进后的本土化再创作强调了亲子之间的互动交流, 使得父亲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孩子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学会了独立和成长, 增进了父亲与孩子之间的感情, 填补了国内其他节目在这一方面的忽视和缺失, 因此引发了大量观众的共鸣。

3. 品牌策划完整, 定位准确

《爸爸去哪儿》贯彻了湖南卫视其他娱乐节目的一贯风格, 从一开始就注重情感交流的品牌建设, 在节目的策划中强调了如何在节目的功能性特征中传递出电视品牌的情感号召力, 试图在情感上得道观众的倾斜, 引发大众的共鸣, 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塑造有亲和力的电视品牌形象。

从整体包装策划上看, 节目采用了明亮的绿色和橙色为主要色调, 既符合湖南卫视本身的特点, 又充满了活力与希望, 容易引发使得观众内心的快乐。

而在节目内容上, 《爸爸去哪儿》采用拍摄明星和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 综合各种小的竞技比赛, 增加了节目的看点。

节目的主持人也与其他节目主持人不同, 李锐并不是起到贯穿节目或者与观众进行交流的作用, 而只是负责向参与节目的嘉宾传达下一项任务, 这是借鉴了韩国原版节目中PD (现场导演) 的作用, 但是又与原版有所不同, 考虑到我国电视节目中极少出现没有主持人而直接由现场导演把控全部节奏的综艺节目, 因此节目组在主持人方面可以说是做出了适合我国观众的改变。

4. 节目宣传到位

宣传片的制作相当引人眼球, 宣传片采用了明亮的红色橙色和绿色, 带有明显的故事性和趣味性, 使得观众对节目本身充满期待。而在节目正式播出前, 节目组就已经对此节目进行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宣传, 宣传平台也不可谓不丰富。除了占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的广告时间之外, 还有网络媒体其他视频前的广告, 地铁、公交站牌的平面广告以及这些交通工具上拥有的移动数字媒体广告。由此可见, 在节目播出前, 《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已经被很多观众所熟知, 所以节目一开播就拥有了不俗的成绩。

5. 多种传播媒介的综合

为了让节目被更多人了解和喜爱, 提高知名度, 打造自己的品牌, 节目组开通了微博平台, 短信平台, 主持了微博话题“爸爸去哪儿”, 利用舆论、人们的好奇和关注打造出自己的节目品牌。

6. 多机拍摄与后期制作水平提高

节目选择在棚外拍摄, 比棚内更真实, 更贴近生活。为了避免节目显得粗糙, 因此节目组在录制过程中的镜头设计、以及后期的剪辑极力提升品质感, 用了四十多个机位进行拍摄, 还运用了航拍技术, 因此整个节目显得立体生动真实。

7. 播出时间和频率得当

节目播出的平台选择的是湖南卫视与湖南金鹰卡通频道, 首播分别为周五22:00和周六21:00, 两者明显针对的受众群体各有所侧重, 湖南卫视侧重的受众群体是年轻的父亲和青年人, 后者则是针对年龄6岁左右的儿童。重播则选择了周六日中午14:00, 挑选的是孩子们午休起床后的时间, 因此播出的时间选择得当, 而适度重播则巩固了节目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

二、该节目的策划不足点分析

1. 照搬的形式与内容比例过大

韩国MBC原版的《爸爸去哪儿》作为韩国原创节目, 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已经被许多中国年轻人所熟知, 因此在看到湖南卫视改版节目之后就会发现无论是明星的选择、节目中游戏和挑战内容的选择甚至包括宣传片都带有明显原版的影子, 所以小的方面进行了本土化创新, 但大的方向和框架没有改变, 使得熟悉原版节目的中国观众未免会有所失望。

2. 节目形式陷入固有模式

通过已经录制播放的五期节目, 越来越多的观众发现了《爸爸去哪儿》“挑战+吃饭+哄孩子睡觉”的节目流程一成不变, 似乎节目组在节目内容的设计上心有余而力不足。“在韩国, 一档真人秀节目的制作寿命, 取决于能否持续保持“矛盾”对观众的吸引力。比一季节目制作完成后, 他们会做观众分析, 看观众对于哪些细节更为关注, 被关注的内容将会保留甚至强化。相反, 如果观众看腻了就放弃这种节目模式。”1而中国版《爸爸去哪儿》五期过后, 不少观众表示节目内容略缺乏新意, 固有的节目流程已让部分观众感到审美疲劳。拍摄时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 呈现出的效果与观众想象有所落差。

3. 广告植入严重

广告的植入问题可以称得上是韩国综艺与中国综艺节目最大的区别之一。韩国的真人秀电视节目是不插播广告的, 在录制过程中赞助商的品牌也会被打上马赛克避免出现植入广告的嫌疑。而在中国版《爸爸去哪儿》当中, 插播的广告多达两至三次, 每次长达一分钟之久, 即使是网络版观众也要被迫收看广告, 引发观众不满。另外, 节目对拍摄地的大肆宣传, 也有为景区做广告的嫌疑。

4. 工业化制作流程尚未形成

韩国综艺节目的工业化制作流程是相当完善的, 而中国版《爸爸去哪儿》在后期制作上似乎还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如导演谢涤葵所说, “虽然节目的制作很复杂, 但是韩国的制作周期很短, 比如一周内就能完成混音、剪辑等工作, 效率很高, 而且他们的分工很明确, 团队也来自社会上各个行业, 不像我们多数出自电视台。”2

综上而言, 我们不能否认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是一档相对成功的真人秀节目, 它满足了观众情感上的需要, 将视线投向了被忽视的父子父女关系, 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但如果想持续受到观众的喜爱, 还需要在更多的方面寻求突破, 无论是节目固有流程的瓶颈还是后期制作的工业化流程以及媒介融合, 都需要策划者更加详细、更加有创造性的思维和实践。

摘要：《爸爸去哪儿》作为湖南卫视的一档引进节目, 通过引进后的本土化的创新和再创作, 打破了当今我国真人秀节目模仿痕迹重、缺乏创新、观赏性和道德底线相矛盾、缺少应有的"娱乐"氛围的僵局, 掀起了新一轮的收视狂潮, 引发了观众们的热烈讨论。笔者针对这一现象,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分析数据、观看韩国MBC原版和湖南卫视改版的节目并进行记录和分析的综合手段, 从电视节目策划的角度, 主要包括该节目选择湖南卫视的频道依据、节目理念、套用与创新结合的节目形式和内容的策划、节目本土化创新点以及其与国内原有的同类节目之间竞争的优势等方面对该节目进行了探究, 剖析了该节目的得与失, 同时对于《爸爸去哪儿》这样一档引进的真人秀节目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可能进行的工业化作理念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关键词：真人秀,品牌策划,节目本土化,借鉴与创新,工业化制作

参考文献

[1]陈秋农著.《明确理念提升管理创新营销》.《中国电视台管理创新报告2004-2005》.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尹鸿.冉儒学.吴菁著.《真人秀 (Reality TV) 节目课题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