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观（精选12篇）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观 第1篇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与“三大发现”

对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 西方一些著名的哲学家早就用自然科学来论证哲学理论的正确性, 或者用哲学来说明自然科学的理论。只不过, 他们的哲学是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方面立足于批判、继承以往哲学, 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另一方面, 从作为基础地位的实践出发, 从现实的人出发, 观察和审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能客观、科学地对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 并利用这些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 存在着共同立场:客观。

早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进化论体系就已建立。从中世纪哲学到近代以来的机械唯物主义, 在世界的起源以及发展问题上, 达尔文的进化论以更强的力量冲击着以往的哲学思维。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 这种革命很容易导致人们观念上的重大转变。1687年, 牛顿发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虽然在物理学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可是当最终深入到宇宙的动力时, 牛顿认为上帝是最终的动因。机械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在牛顿这里的融合反映出, 人类在自然观上具有混杂的倾向, 人类在面向自然时产生的认识上的困惑, 进而影响到哲学上的变革。伴随着自然领域中科学研究的不断进行, 人们越来越发现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为唯物主义自然观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 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这方面有力的说明。

万事万物是联系和发展的, 这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被冠以唯心主义的联系。1838年德国施莱登教授提出的细胞学说验证了有机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细胞由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这体现出生物遵循一定的共同规律, 体现出唯物辩证法的联系、变化和发展。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说明, 自然界中的物质形态存在着唯物辩证法的运动、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原理。这种原理在形而上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不合情理的。

二、恩格斯的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

19世纪80年代, 恩格斯总结哲学和自然科学成果时提出:“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 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恩格斯对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论述在《反杜林论》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杜林认为, 人类认识的出发点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 而是某些“原则”。从这个基本点出发, 杜林主张先有思想后有物质, 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 把人的意识看成是纯粹思维的产物。恩格斯指出, 思维和意识所具有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意识一旦产生, 就有相对的独立性, 然而这种独立性只是相对的东西。思维、意识来源于实践, 它们也必须同实际情况相结合, 如果离开实践, 它就会成为不可想象的东西。通过对杜林谬论的批判, 恩格斯简明地论述了意识的起源和本质, 阐明了包括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在内的认识辩证法, 论证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

在世界的统一问题上, 杜林提出“世界统一于存在”。按照杜林的说法, “精神”、“上帝”都是“存在”的。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只有这个科学命题, 才真正揭示出问题的本质:世界上的现象无论多么千差万别, 都是根源于物质的统一性, 都是物质的表现形态, 都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列宁的物质概念与物理学革命

随着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唯物主义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但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场物理学革命对唯物主义造成了强烈冲击。列宁在反思以往成果的基础上, 对物质进行了经典的界定:“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 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 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牛顿物理学在当时已经达到了顶峰, 被认为可以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可是, 人们发现有些问题似乎牛顿物理学也难以解释, 如迈克尔孙一莫雷实验的“零结果”。迈克尔孙和莫雷实验的失败, 意味着有人已经开始怀疑经典物理学的适用范围了。但更多的人还是沉浸在对经典物理学的认识上。所以, 当量子理论和相对论出现时, 质疑的呼声就更加疯狂了。

1905年6月, 爱因斯坦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爱因斯坦已经认识到洛伦兹收缩和“地方时”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数学上的技巧, 也不是物理上的幻觉, 而正是触及到了人们的空间和时间概念。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不仅仅是一场物理学革命, 更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革命。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物质与运动、时间与空间等物理现象的认识, 打破了牛顿绝对时空观的思维限制, 对于扩展人类认识以及不断推动哲学向纵深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量子理论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关于人类认识的理论。1900年12月14日, 普朗克发表《论正常光谱的能量分布定律的理沦》—文, 这一天被视为量子物理学诞生的标志。量子理论与通常的认识也存在巨大反差。

四、结语

通过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可以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 丰富研究成果, 提供一条良好的途径。将之与中世纪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史相比较, 更能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特征, 从而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 人民出版社, 1995, 35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 人民出版社, 1995, 34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事 第2篇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他们从1842年第一次会晤起，40年里，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中，团结作战，患难与共，不但建立了真挚的友谊，还互相充满感激之情。

1848年爆发的欧洲革命失败后，各国又处于封建贵族专制统治之下。统治者对工人运动严厉镇压，逮捕了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员。马克思一家从德国迁居到英国伦敦，这时他们几乎一无所有。1851年夏天，马克思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可是所得的稿酬仍不够一家人的开销。马克思曾经在给恩格斯的信上说：“我不能再出门，因为衣服都在当铺里；我不能再吃肉，因为没有人肯赊给我了。”

1852年，马克思在完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部著作以后，连寄书稿的邮费都没有。他曾十分幽默地说：“小册子的作者因没有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极端贫困的威胁。”

孩子们缺吃少穿，加上不适应英国潮湿的气候，小亨利·吉多刚满1岁就患肺炎死去。过了1年，小女儿弗兰契斯卡也死了。3年以后，马克思又失去了爱子埃德加尔（在家里，大家都叫他“穆希”）。1855年4月6日，马克思在信中把自己的悲伤心情告诉了恩格斯：“可怜的穆希已经不在人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里长眠不醒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可怕的时刻，你的友谊是怎样地减轻了我们的痛苦。”

恩格斯对马克思一家的困难处境是十分关心的。为了“保存最优秀的思想家”，在经济上资助贫困的马克思，使他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撰写理论著作，1850年，恩格斯违背自己本来的意愿，毅然决定重返曼彻斯特，到父亲经营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当店员，从事他十分厌恶的经商工作。从这时候起，恩格斯就常常寄钱给马克思。每个月，有时甚至是每个星期，都有一张张一英镑、二英镑、五英镑或十英镑的汇票从曼彻斯特寄往伦敦。

1864年，恩格斯成为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合伙人，开始对马克思大力援助。几年后，他把公司合伙股权卖出以后，每年赠给马克思350英镑。这些钱加起来，大大超过恩格斯的家庭开支。

恩格斯还常常帮助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修改英文稿件，有时帮助马克思把他用德文写的稿件译成英文。当马克思忙着写《资本论》的时候，恩格斯甚至替马克思为报纸写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因为署的是马克思的名字，所以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发表出来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文章的真正作者是恩格斯。

马克思对此深为感动。他曾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

由于恩格斯的慷慨相助，马克思才有可能一方面关心、指导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坐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里，为撰写《资本论》搜集大量材料和进行深入的研究工作。只要家里没有人生病，也没有特别紧急的事需要办理，他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总是坐在不列颠博物馆里固定的坐位上看书。恩格斯也常把有关资料寄给马克思，并且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867年8月16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凌晨两点，马克思向他的战友报告说，《资本论》第一卷所有印张(一共49个印张)的校对工作，都已结束。他兴奋极了，写信对恩格斯说： “这一卷能够完成，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而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恩格斯尽管做出了巨大牺牲，但他始终认为，能够同马克思并肩战斗40年，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交给出版商以后，曾到曼彻斯特恩格斯家中作客。两个人对下一步工作交换了意见，并且商定要在书的附录中做一点补充。恩格斯自然而然地成了这部巨著的第二个校阅者。

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序跋 第3篇

和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不同，序跋大都是他们为自己的著作写的。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七十余篇序跋，其中为别人的著作写的只有少数几篇。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序，是没有收入《全集》的写得最早的一篇序跋。1841年，马克思以《德谟克利图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写了一篇论文，取得了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他根据古代希腊哲学家留下的零星残篇来全面研究希腊哲学的一部巨著的绪论。当时，马克思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这部巨著也没有完成，但是他在论文前面写下这篇大胆的挑战的序言，批判了神学，强调了哲学的社会作用。

1845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德国出版，这年恩格斯才二十四岁，他写了一篇《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印在书前，叙述自己怎样抛弃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和宴会，避开闲谈和讨厌的礼节，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和普通工人交往，亲身调查工人们的要求，获得了实际的生活知识；又研究了官方文件和广泛的著作，用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然后写成这部著作。过了四十多年，恩格斯为1887年在纽约出版的美国版、1892年英文版和德文第二版写了几篇序言，提到这本书虽然带有他青年时代的烙印，虽然当时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总的理论观点和后来已经不是完全一致的了，但是无论它的优点和缺点，都没有使作者感到脸红的地方。的确，即使在今天，这部描述上一世纪中叶英国工人阶级低贱地位和悲惨境遇的杰出著作，读来仍然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热情激荡。

《共产党宣言》初版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1872年德文版、1882年俄文版写了两篇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为1883年德文版、1888年英文版、1890年德文版、1892年波兰文版和1893年意大利文版写了五篇序言。在这些序言中，他们阐述了这一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的基本思想，说明《宣言》的传播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序言中反复强调，《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用了毕生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他多年研究工作的最初成果。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叙述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第一次揭示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指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辩证法。1867年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72年德文第二版又作了大量的加工和校订，同时分册出版了法文版。在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担起了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的重任，同时还出版了第一卷的第三版、第四版和英文版。对每一种版本，恩格斯都写了序言，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为完成马克思的遗著化费了多么艰巨的劳动。只有他能辨认马克思那了草不清、难于识别的笔迹，以及个别字和整个句子的缩写；他不得不在病床上口述，由别人转抄，再在抄清的稿子上加工；他尽可能用马克思的原话来表述马克思所得出的科学成果，还得把手稿中遇到的无数空白填补起来，以便发表一份“完全符合作者本意”的稿子。凡是对手稿所作的修改、穿插和增补，恩格斯都仔细地加以说明。列宁对于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给马克思建立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上，无意中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1877年至1878年间陆续在《前进报》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恩格斯先后写过三篇序言，说明他在批判杜林的同时，对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正面地作了系统阐述。1880年，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抽印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马克思写了法文版导言，指出这三章是《反杜林论》一书“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这本书后来译成波兰文、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西班牙文、荷兰文、英文、罗马尼亚文等，成为当时传播最广的科学共产主义著作。恩格斯为德文第一版和第四版写了序言，为1892年英文版写了长篇导言，导言概述了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

为了传播马克思的著作，恩格斯还重印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法兰西内战》等书，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给这些著作加了序跋和导言，对这些著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了深刻的分析。1895年，重印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恩格斯写了一篇导言，这是他在逝世前写的最后一篇序跋。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序跋，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实事求是。对于一些历史性的文件，他们认为不应该随意删改，歪曲历史。《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明确指出，随着实践的发展，《宣言》的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个别地方本来可以作某些修改，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只能在序言中加以说明，或者加一些“有助于理解的历史性的附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再版序言中也提到，他虽然很想修改某些叙述，由于这是一部论战性著作，“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作任何修改”。有些解释性的增补，也应该是“论敌不会有所责难的”才行。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说他曾考虑把这本小册子的第六节，即关于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的一节删去，因为这两个人后来的表现是好的，认识了当时的冒险主义错误。但是，马克思说，“对原文的任何删改都是伪造历史文件”，而保留原貌恰恰可以说明在当时处境下，为什么要这样激烈地攻击共同敌人的无意中的帮手。历史文件保存历史原貌，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还表现在科学问题上不能抱有偏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和英文版的序言中，讲到马克思的引证方法。马克思引证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观点，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来的。只要这个见解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马克思是否承认这种论点是没有关系的。对于科学上任何比较重要的成就，马克思总是予以肯定，不抱偏见。恩格斯在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一文中，就讲过这种带有偏见的经济学家是怎样断绝了在科学上进步的可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第一版序言和第四版序言《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一文，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给予很高评价，指出自己的书就是为了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恩格斯指出，有些原始历史学家闭口不谈摩尔根的发现的历史意义，却毫不客气地将他的成果掠为己有。他认为，即使由于发现了新的材料，提出了新的见解，摩尔根的某些假说被动摇，甚至被推翻了，他的基本观点还是无可代替的，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也迄今仍是有效的。

引导读者注意新的情况，研究新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序跋中值得注意的又一特点。

在重印一些几十年前的著作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着眼于这些著作的现实意义。在《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曾以蒲鲁东为例提出问题说，批判的对象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了，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到一边去了，还有没有必要重印这些书，和已经死了的论敌作斗争呢？恩格斯认为，第一，这些书通过论战形式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其次，蒲鲁东的观点虽然没有市场了，但是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曾经起过很大作用，以致不能简单地把他忘掉，要研究现代社会主义，就应当研究已被克服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的这些观点；最后还要看到，现实斗争中的某些倾向，也必然会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寻找武器。这就强调了重印这些文章的现实意义。

在重印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时，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说，如果不写导言，这本书就无法出版。“导言相当长，因为除了对那时以来发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还应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他在导言中指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原来适用的策略方法和斗争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

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处处考虑到读者的需要，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序跋的一个特点。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为例，这是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作的演讲，1849年陆续在《新莱茵报》发表，并出版单行本。1891年重印时，恩格斯写了一篇导言，说明这本书反映了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观点，那时他还没有完成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作，当然，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但是，新版的单行本是为了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如果马克思在世，一定也会使旧的论述同他后来的观点一致起来。而全部的修改归结为一点，就是把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不是什么咬文嚼字，而是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恩格斯在导言中详细说明了这一修改的必要性。

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说，万事开头难。这部著作的开头，即分析商品和价值形式的部分是最难懂的。因为，分析价值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且，用辩证法来分析经济问题，又是没有人使用过的。法文版为了便于工人阅读，分作四十四个分册，马克思担心有些读者会因为一开始几章读起来困难，而不能继续下去，他在序言中提醒读者：“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恩格斯两个转变 第4篇

一、马克思恩格斯两个转变的内容

(一) 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

1. 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就是把人的意志、意识作为世界的本原, 认为其他一切事物都是意识的产物, 意识决定物质。而当我们划分这种思想时, 又把它分为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就是把个人的某种主观精神如感觉、经验、心灵、意识、观念、意志等看做世界上一切事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与基础, 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则是由这种主观精神所派生的, 最终导致“唯我论”。客观唯心主义则认为, 某种客观的精神或原则是先于物质世界并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 物质世界则只不过是这种客观精神或原则的外化或表现, 最终会导致“唯理论”。

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把意识作为世界的本原, 或是把客观精神作为第一性, 这在客观世界是行不通的, 世界的本质就是物质的。而唯物主义正是倡导物质第一性, 意识第二性, 物质决定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存在决定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刚开始也是信仰黑格尔哲学的, 也是唯心主义者, 可他们的思想不断向前迈进, 从工作实践中他们发现了错误, 于是唯物主义成为他们批判唯心主义的有力武器。

2. 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

人类从诞生开始, 就从事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两项基本活动。人们认识世界产生的认识有的是错误的、歪曲的, 难以说服人民大众, 可有时成为统治阶级迷惑人民的武器。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 看到了物质利益对国家和法律的支配作用, 通过对农民贫困的调查研究, 思想进一步转向了唯物主义。当然, 他的这一过程是循序渐进的, 这也要归功于他发表的著作和参加的实践活动。

(二) 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1. 革命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历程、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进行分析, 他们刚开始坚持的革命民主主义时主要是在封建社会, 那时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 要摆脱宗教神学束缚, 推翻封建专制统治, 以武装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 则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广大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深受资本家压迫和剥削, 为了求得政治解放, 就必须以武装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建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 那里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 阶级和国家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灭亡, 人们得到全面发展和自由。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 只能知道要实现共产主义需要漫长的过程和数代人的不懈努力, 而我们只能从现在条件出发, 一步步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2. 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转变中, 都谈到关于宗教问题、私有制问题、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问题。对于宗教, 要真正消灭它的压迫, 就要消灭人间压迫, 消灭剥削劳苦大众的阶级政权;在私有制问题上, 当然他们揭露了私有制本质后, 也主张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关系问题上, 他们主张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广大无生产资料的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求生存, 这其中又存在严重的剥削, 因此, 无产阶级这个进步阶级就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准备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中, 放眼未来, 目光长远, 勾勒了人类美好前景。

二、马克思恩格斯两个转变的比较

(一) 区别

1. 批判角度或是对象不同

马克思从哲学角度出发,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 马克思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 深刻揭露了黑格尔国家观与社会客观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 提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 是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的观点;而恩格斯则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 他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本质, 指出私有制造成的严重后果, 并主张要消灭私有制, 消灭竞争和利益的根本对立, 同时, 他还预测到商业危机的继续将引发社会革命, 无产阶级将求得解放并以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2. 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上的不同

1842年10月, 马克思出任《莱茵报》的主编, 以此为机会, 发表论文, 进行社会主义问题讨论, 钻研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性著作, 为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准备了条件。当《莱茵报》被查封后, 马克思又转移阵地对历史和黑格尔法哲学深入研究。而恩格斯在1842年10月服完兵役后, 来到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 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和社会实践, 深入研究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著作, 还钻研了许多自然科学著作, 尽管二人活动的地区不同, 转变过程中实践不同, 他们都殊途同归, 为马克思主义产生准备了条件。

(二) 相同点

1. 两人都重视黑格尔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两个转变中对社会现象、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分析过程中, 深刻领会辩证法的实质, 利用矛盾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原理对当时一些热点问题辩证分析, 充分利用一分为二的观点, 全面分析社会矛盾问题、私有制问题和宗教问题, 最终才得以获得正确结论。

2. 两人都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无论在完成转变还是创建马克思主义, 都始终坚持这一原则, 从当时客观存在的情况出发, 对当时的哲学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进行了揭露, 进而使广大工人阶级能够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丑恶, 号召条件具备下的社会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对现存的私有制社会, 只有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 才能实现对其彻底的改造。

3. 两人都以《德法年鉴》为批判的主要阵地

马克思在这一杂志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在这两篇文章中, 驳斥了鲍威尔将犹太人的解放归结为废除宗教, 宗教是一切罪恶的源泉的谬论。而恩格斯在上面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等两篇文章, 恩格斯在这两篇文章中分别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本质和卡莱尔唯心主义宗教观和英雄史观。作为一个杂志, 它在马克思、恩格斯两大转变中作为思想阵地, 产生了一些著名的论断和观点。

三、马克思恩格斯两个转变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两大转变初步形成了他们的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观, 随着历史的推进, 他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向前发展, 进而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 两个转变成为人类巨大的思想财富, 指导着世界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0世纪初,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 随后在亚洲、欧洲、美洲相继出现了社会主义政权和共产主义组织。尤其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为先进的共产党人所吸收和应用, 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次次推翻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成为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

第二, 两个转变对人们正确认识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局势有较大帮助。人类进入21世纪, 尤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科技迅速转化成生产力, 加强了世界的联系和沟通, 步入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 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乃至全世界, 美国仍然是超级大国,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揭露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在美国存在, 但经济上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占据着世界经济总量的大部, 美国、西欧、日本都为了各自的利益, 展开了新一轮角逐。另一方面,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 国力在不断提升, 尽管暂时落后于其他欧美强国, 随着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 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目标将实现。这些当我们从世界现状出发, 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来思考, 也不难得到这些观点和结论。

第三, 两个转变也巩固了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思想的地位, 加深了人们对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 还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唯物主义观点已深入人心, 中国共产党更是坚持无神论, 恪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同时, 一个共产党员也是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作为先进的政党, 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 领导着工人、农民及其他爱国分子立足党情、国情,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为实现共产主义作不懈的奋斗。

第四, 两个转变为人们纠正错误思想尤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提供了理论武器, 鼓励人们同错误思潮作斗争的决心。尽管唯物主义观点如何地深入人心, 一些人也存在错误的封建思想, 有的人甚至迷惑群众, 榨取经济利益。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 资本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相继涌入中国, 在中国国力不断强盛的大好形势下, 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也向我们展开了攻势, 我们就要稳住阵脚, 勇于抵制, 分清资本主义世界观的是非和本质, 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参考文献

[1]庄福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第3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李惠斌, 叶汝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1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贾利军, 赵瑾璐.中国经济问题探讨:第1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4]韩庆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疑难解析:第1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读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有感 第5篇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人类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在近150年来，他们的思想引导人类进行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浅读了一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越来越觉得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是发展的科学的理论，它被俄国列宁主义所发展继承，指导了俄国革命；它被中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所继承，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它还会被发展继承，继续指引人类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有提到，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 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是它的实践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

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哲学是科学性的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它坚持唯物主义，坚持辩证法，坚持站在各民族实践文化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所以它是科学的，是符合时代前进的潮流的。

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原则，我想我们最关心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的帮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传入中国的，梁启超是第一个带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

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

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一次飞跃。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

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

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

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

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

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飞跃。中国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

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

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

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

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

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

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

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第三次飞跃。“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坚持，又不拘泥于

个别的论断，反映了世纪之交和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其创新性的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

次飞跃。指导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建设党，怎么样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以江泽

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伟大创新，必将

指导我们继续努力开阔，为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特色主义新中国努力奋斗。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第四次飞跃。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

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同时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人

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性质和宗旨。

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和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则。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促

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人口、环境相协调，体现了一种

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自然观。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继承，适应了新时期发展的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观 第6篇

马克思、恩格斯与“党性”概念的提出

● 王 涛

马克思主义的党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命题，从恩格斯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到列宁批判孟什维克，党性原则都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全方位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正确认识和分析党性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阶级性有机统一，对于始终保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党性；党的建设；纯洁性；先进性

缕析“党性”问题的历史背景及相关理论问题，掌握它在不同历史方位中的规定性内涵和具体指向，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党性原则

（一）恩格斯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党性问题。早在1845年，针对诸如“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否认自身“党性”的倾向，恩格斯提出了理论的“党性”问题，而且马克思、恩格斯话语体系中的“党性”概念，直接影响到了其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观点。

在“费尔巴哈抽象人道主义”和法国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影响下，卡尔·格律恩、海尔曼·克利盖等人鼓吹“抽象的人性”和“普遍的爱”，否认阶级斗争、否认阶级社会中政治学说的阶级性，其主张一度在德国工人中造成相当的理论混乱。

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时，针对空谈“人性”，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无知”的“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恩格斯犀利地指出，“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1]。显而易见，恩格斯在这里所使用的“党性”一词，已经明确指出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政治学说都有其阶级性的问题。

在其后的论辩中，恩格斯进一步强调指出，“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共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这三点是区别真假共产主义的标志。[2]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抓住有无“党性”的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在理论上刻意抹灭、抹杀阶级性的问题，击中了其试图用“普遍的爱”来麻痹工人阶级斗志、鼓吹“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的要害，显示出恩格斯的理论原创力。

（二）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党性问题的阐释。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其理论之剑还刺破了普鲁东倡言的理论无“党性”的“假面”。普鲁东理论上的进攻，反映出政治学说背后的政治倾向。在恩格斯的帮助下，马克思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界定了价值、货币、工资、利润等政治经济学基础概念，揭露了雇佣劳动制度的剥削实质，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它固有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此之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语)”[3]马克思毫不掩饰历史唯物主义的“党性”。《哲学的贫困》用战斗的语言表明了自身的政治态度、阶级立场，是第一本向世界展示唯物史观的著作，把唯物论由自然领域延伸到了社会领域，公开地、充分地展示了自身的阶级性、批判性和战斗性。

（三）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党性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明确宣布自己哲学的阶级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4]。列宁在对司徒卢威的批判中使用“党性”一词，一方面是指哲学的党性、尤其是指哲学党性中的阶级性，实质上是强调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党性”，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性的认识，体现出列宁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5]列宁使用“党性”一词的另一着眼点是强调政治的党性和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他在批判司徒卢威时要求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处理任何问题，分析任何事变，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此，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并且要善于在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6]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党性问题的认识是自觉、深刻和系统的。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党性立场，关系到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的纯洁性这一要害问题。在政党实践的层面，恩格斯也从“党性”的高度，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问题，探讨如何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普鲁东在理论上的挑衅预示普鲁东派在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进攻”，而如何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等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走出行会时代组织的“密谋时代”，建设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是马克思、恩格斯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对政党先进性的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立场问题的最初思考。自身毫无特殊利益、从不隐讳自身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一种特殊表现。1853年3月11日恩格斯致函马克思时使用了“党性”一词评价当时正在与普鲁东派斗争的拉萨尔，将“党性”赋予了人格化的涵义。在同一封书信中，恩格斯还提出“在欧洲革命的所有政党中，我们是向英美公众阐明自己事业的唯一的党”，这是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中“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观点的再诠释，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特性的理解，[7]而如果我们联系到恩格斯对政党政治特性的定位，恩格斯在信札中对拉萨尔的带有保留的肯定，实质上反映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的思考。

马克思本人直接从“党性”的高度评价法国工人自觉捍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抵制普鲁东主义思潮侵蚀的不懈努力。1850-1860年代，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布朗基派抵制了普鲁东派控制法国工人运动方向的企图，马克思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在巴黎，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8]在“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上，法国工人自觉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马克思对这种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纯粹的阶级特性给予充分肯定，认为鲜明的党性已经成为布朗基派的政治品格。

（二）对政党纯洁性和战斗力的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问题的交流。为了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从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一直到领导第二国际的革命实践中，尤其是在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刚刚走出“密谋时代”的组织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触及并思考政党纯洁性和战斗力等“党性”问题。[9]即便马克思、恩格斯竭尽全力，但其后的政治斗争仍然说明“在突然爆发的人民群众运动面前，同盟是个极其软弱的工具”[10]。这给马克思、恩格斯以相当警醒。

在抵制拉萨尔投机倾向时，马克思向恩格斯提到，“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一再强调组织纪律的重要性。[11]恩格斯与马克思同样富于政治敏锐性，他创造性提出了如何看待政党的政治纪律、党内集中制的问题。恩格斯坚决反对迷信权威的东西，又充分重视政党政治纪律的重要性。

（三）确立并褒扬政党的优良作风：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贡献。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权威、政治纪律的同时，恩格斯开始就注意使用“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从作风建设入手增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斗力。

在恩格斯的话语中，敢于自我批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自身的品质问题，它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对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拉萨尔神话”而言，《哥达纲领批判》发表本身是对德国党的重要“历史批判”。恩格斯强烈地希望通过《哥达纲领批判》的公布，唤起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开展积极的批评。他将政党内部严肃的、直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视作增强马克思主义政党战斗力的重要武器。

（四）对政党组织体制的实践探索：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党性问题的思考。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乃至政治纪律等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探索是富有建设性的，对列宁等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

在俄国革命党的特殊组织环境中，列宁继承了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观点。面对党内同志关于党内争论与分歧会给党外“非议”以口实的疑虑，列宁表现出政治家的自信，在《谈谈政治同教育的混淆》一文中坚持认为：“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12]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也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敢于并善于“从错误中学习”，“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13]

为解答俄国革命提出的特殊难题，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具象到政党的组织观念、政治纪律观念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列宁致力于解决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冲突，并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党性问题。加强党性，是“解决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荣誉与尊严的问题”的关键，而且只要能够“治好这种病，我们党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党”。[14]为确保政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列宁在抨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孟什维克的组织分裂行径时，前瞻性地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从庸俗观念过渡到对革命义务的自觉认识，从造谣中伤和施加小组压力过渡到纪律性。”[15]

与恩格斯对权威和集中的相关论述一脉相承，列宁反复提醒党内同志，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要建章立制，必须要加强自身组织建设以确保自身的战斗性。尤其是在孟什维克采取分裂活动之后，为了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使命，列宁高度重视加强政党组织建设与集中制等制度建设。为了确保政党的政治纪律，列宁顶住党内外的压力，在倡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中坚定地要求：“全体党员不分上下都必须无例外和无条件地承认党的纪律！”[16]

从指责列宁“不顾一切的集中制”开始，罗莎·卢森堡就对列宁推行民主集中制心存疑虑。[17]俄国革命内部的认识分歧和派别斗争，驱使列宁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回复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诘难，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置于党的组织建设上。论证在理论上不能将“民主集中制”与“极端集中制的纯粹布朗基主义”等同起来，[18]在政治实践中不能将“集中制同专横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

在俄国革命的特殊背景下，在党的建设思想体系中，列宁高度重视加强党性的问题。“党性”已经不仅是一种纪律观念，列宁已经将其上升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民主集中制等组织建设层面的本质属性：“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19]俄国的革命实践让列宁完成了他对党性原则的基本建构，对俄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前所述，从1840年代开始，针对诸如“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否认自身“党性”的理论思潮，针对普鲁东派把持政党领导权的宗派主义倾向，针对德国工人阶级内部拉萨尔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不同历史场合中使用“党性”一词，据此判定理论的立场、评价人物的品格和评价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纪律性和作风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对“党性”问题的使用和理解，对其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党性”观点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三、对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的思考

从马克思到列宁，对党性原则的探索、继承和坚持一以贯之，并将党性原则视作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纯洁性、先进性的关键：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党性原则是唯物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的属性；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党性原则是区别于宗派主义、行会习气的政治纪律、组织观念和制度安排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艰苦的探索过程。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经历的曲折和反复，根源于党内存在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三种错误的主观主义现象，其实质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党性原则的。实践证明，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建党以来历次重大挫折背后都有主观主义的阴影，而流毒无穷的主观主义暴露出中国共产党很多党员还不能掌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中。有鉴于此，才能够全面和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党要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正是靠着“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的思想路线，才保证了共产党人“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

建党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坚持能动的反映论，承认物质世界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和意识而存在，同时是能够被我们所认识的，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认识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的认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认识的过程。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立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加强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党的自身建设，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必然要求。

新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突出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党内组织锻炼和思想教育。刘少奇反复强调，决定党的自身建设水平的，“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新的历史时期、特殊的执政环境需要执政党加强干部思想教育、尤其需要面对并解决市场原则价值观在党内带来的价值观冲突，克服在一些党员干部中间存在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推崇“等价交换”法则、与党讨价还价的消极因素，教育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自觉地把党和人民的整体、长远、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并在其中实现个人价值。

新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要加强优良作风建设，注意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共产党员不要惧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它们是抵制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应该欢迎正确的、同志式的、积极的批评，时时作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自我批评，使自己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三）增强党员党性原则，要不断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加强党性修养是共产党员自觉的、永恒的功课。坚定理想信念是锤炼坚强党性的重要基础。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上,才会是坚定的、正确的。

组织纪律观念是衡量党性强弱的重要标志。党员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是党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靠理想信念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纪律具有三个明显特征：自觉性、严肃性和统一性。这三个特征，客观上对党员党性修养在遵守纪律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仅就党员组织纪律性修养的自觉性而言，党员组织纪律观念的自觉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共同信仰、共同目标和共同意志的反映，这种自觉性来源于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来源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坚定的信念，来源于把人民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的共产主义道德境界。

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党性原则的坚持还是违背，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之一，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原则的坚持还是违背，是能否确保马克思主义政党纯洁性和先进性的关键之一，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学习真理，探索真理，坚持真理，践行真理，共产党人任重而道远。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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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28X(2012)07-0009-04

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延安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研究》（12XDJ01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交往革命 第7篇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交往革命,电报用时间消灭空间,信息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考“世界交往”的时候, 十分注重交往媒介的发展。1859年, 马克思曾计划专门研究交往工具如何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 因为19世纪初以来, 伴随着工业革命, 世界上正在发生交通和通讯革命, 大众媒体和其他信息产业得到显著发展, 世界呈现出进入密集型社会交往时代的趋势。就此他的写作大纲如下:“交往手段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

一、电报:“物化的知识力量”

现代交往媒介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在论述交往革命时把问题推向一个更深的思考领域。他指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 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2]也就是说, 现代交往媒介的实质是科学和知识的力量, 是人的智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这正是现代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所讨论的问题。

无论用词是“工具”, 还是“手段”、“媒介”, 马恩很早就意识到任何适宜的新媒介的发明, 对于形成世界市场的巨大影响。他们指出:当人们解决了吃穿等基本问题后, “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3]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 电报尚处于试验阶段, 他们就将“电报的使用”与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并列为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的主要标志。

1855年, 电报刚刚在英国应用, 马克思就此写道:“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往手段和交换扩大了100倍。”[4]到恩格斯晚年 (19世纪90年代) , 他描绘的图景更为广阔:“由于交往手段的惊人发展, ——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 ——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5]在这里, 新媒介被视为一种时代的标志。恩格斯把19世纪初交往革命的标志确定为“蒸汽交往体系”, 马克思则把19世纪中期交往革命的标志确定为电报和蒸汽媒介的结合。[6]

马克思对于电报的认识也影响了第一国际。1866年7月, 在获知贯通大西洋的电缆交付使用的消息后, 总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通过的决议,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记录全文如下:[7]

大西洋电缆

公民福克斯在谈到铺设电缆的问题时说, 这件事是极其重要的, 国际工人协会不能对此保持缄默。因此, 他提议如下:

中央委员会 (即总委员会) 欢呼在爱尔兰和纽芬兰之间铺设电缆的成功, 这是科学和毅力对严酷的自然界困难的伟大胜利, 这是促进大西洋两岸欧洲人大家庭成员间交往的设施, 本委员会进一步希望这个电缆只不过是许多别的电缆的先导。

公民德尔在表示支持这项决议时说, 各民族在隔绝和闭塞中一无所得, 但在扩大相互联系中却有希望获得一切。

决议被一致通过。

福克斯在总委员会中是马克思观点的阐发者之一。马克思在会, 对此投了赞成票。

二、交往革命:“用时间消灭空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的“交往革命”, 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这一革命首先发生在19世纪初的英国, 以后逐步扩展到各工业发达国家和一些殖民地。恩格斯晚年曾对这一革命的主要表现作了如下描述:“近五十年来, 交往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 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 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 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迅速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 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线。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8]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各处的论述, 交往革命的结果还包括内河轮船、内陆运河、公路、现代报刊、一便士邮政厅和巨大的工业城市本身。这些大规模交往手段, 为19世纪的物质和精神交往的急速扩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指出:“交往手段的增加和改良, ……建立了精神与贸易的发展所必需的交往。”[9]

交往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工业革命与交往革命的关系时指出:工厂制度成熟到一定程度并普遍推开后, 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的交往运输业必须变革, 以适应狂热的生产速度、巨大的生产规模、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大量的经济和政治信息的传递等新情况。于是, “交往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10]一旦交往革命的势头形成, 它又有力地推动着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不少人曾经把1848-1860年英国的空前繁荣归于实行了自由贸易的政策, 恩格斯从中看到的则是交往革命的结果。他写道:“其实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由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一般交往手段的巨大发展”。[11]马克思进一步把交往革命看作是现代生产大发展的弹力器, 他说:“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 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 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 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12]换句话说, 交往革命大大刺激了资本“到处钻营, 到处落户, 到处建立联系”[13]的内在张力, 强化了这方面的意识。

他们如此重视“交往革命”, 也在于现代交往媒介所具有的强大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即时地还原面对面人际交往的功能。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交往媒介的这种功能得到了资本的强大驱动力。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又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中写道:“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 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 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越发展, 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 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 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 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4]任何物流和信息流都要克服社会生活空间和时间限制, 因而跨越空间的传播技术是实现传播的核心问题。所谓交往革命, 从另一个视角看, 指的是媒介技术上发生了延伸人的手脚、视觉、听觉的突破性变革。

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观点, 现代传播学给予了肯定。文森特·莫斯可引证其他人评价马克思的段落后写道:“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接近空间化的观念, 他在《大纲》里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说成是‘以时间消灭空间’, 这指的是资本利用并改进运输和传播工具, 减少了用于在两地间移动货品、人和信息的时间, 因而空间距离作为资本扩张的限制的重要性也降低了……实际上他承认这意味着资本投入的注意力有了转移, 开始指向不同的空间, 特别是新的市场……最近的批评也追随马克思的观点, 描述了这种空间效应的转移和多重性。”[15]

三、马克思预见未来是信息社会

马克思在现代媒介发展初露端倪的时候, 就敏锐地预见到未来社会的特点。他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生产结构发生变化, 信息产业居主导地位。他在论述交往革命时就意识到传统的劳动方式转变为现代劳动方式, “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 相反地, 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 (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些情况, 同样适用于人类活动的结合和人类交往的发展) ……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 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16]这种生产正是信息产业的工作特征;注意, 他特别提到人类活动、人类交往也会出现这种情形, 而现在, 马克思的预见早已是现实了。另外, 马克思也注意到劳动力明显地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他就人员向电报业、铁路的转移写道:“知识的扩大当然是‘辅助资本’增加的条件之一……例如, 电报的发明为投入‘辅助资本’开辟了完全新的范围, 铁路等也是这样”。[17]

第二, 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 劳动中智力的支出将超过体力的支出。用现在的话说, 即白领工人替代蓝领工人成为劳动力的主导部分。这种新式劳动者的工作特点, 他用学术性语言叙述如下:“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18]这里的“媒介”是指自动化机器体系, 而所论述的工人所处的位置和特点, 正是现代白领的位置和特点。

第三, 资源结构发生变化, 知识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极其重要的资源。论述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的同时, 马克思得出结论:“它表明, 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 不仅以知识的形式, 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 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9]现在的大众媒介, 特别是通讯卫星、电视、电脑等, 不正是知识生产力在社会实践中、生活中的直接的器官吗?用现在的话说, 即资源结构发生变化。

第四, 科学的组织和决策机构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从以上的分析中, 马克思进一步得出结论:未来社会进化程度的标准, 是“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20]这里谈到的“一般智力的控制”, 即是科学的组织和决策机构的控制。原来国家行政官员居于社会中心位置的格局, 要让位给科学的组织, 诸如现在的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等。它们由各种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构成了跨学科、综合性的政策研究组织, 擅长现代科学分析方法及手段, 政策研究和咨询相对独立、客观和富有创造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的论述 第8篇

19篇专题有18篇登载在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另一篇发表于奥地利维也纳的《新闻报》。19篇中有3篇是恩格斯受马克思所托而写。1858年10月21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在星期二之前或大约这个时间,我可以写一篇关于俄中条约的文章……要不要写,请告知……。”[1]后来恩格斯就发表了《俄国在远东的胜利》这篇文章。众所周知,马恩两人长期通信,他们对遥远的东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并经常在信件中进行讨论。由此可知,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与观点与恩格斯是相同的,后来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多次提及中国革命、中国人口等现实问题。所以,此文论及的是他们两者共同的思想。

一、马恩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论述

1. 对近代中国经济现状的认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及之前的东方社会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这和封建社会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出一辙,也道出了封建社会土地国有的事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这也成为阻碍英国在中国打开贸易市场的初衷。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中写道:“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对于外国的商品(以英国为主),中国的农民既没有购买欲望,也没有购买能力。

2. 对近代中国政治状况的认识与分析。

1840年“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1],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完全与世隔绝的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天朝帝国万事长存的迷信破了产,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1]完全封闭的状态被打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3. 马恩眼里的中国人。

作为19世纪的欧洲人,马恩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阅读孟德斯鸠、黑格尔等先哲们的描述。封建社会的中国在他们口中就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在“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帝国,他的人民又是怎样的呢?马恩对中国皇帝、中国官员和普通百姓有着不同的表述和评价。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期,清政府当政的主要是咸丰皇帝。皇帝是中国的“土地的最高所有者”,“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在家中有两个绰号,一曰“中国皇帝”,二曰“高贵的中国人”[2],他的小女儿爱琳娜在家中也被戏称为“中国皇太子古古”[3],皇帝是中国的大家长,黎民百姓是他的子民,文武大臣也得听命于他。这些中国的皇权特点都被马恩所了解。

中国官员的口碑不是甚佳,在《鸦片贸易》中,马克思提出当中国政府采取禁烟的措施时,“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1]官员的贪污受贿使政府的关防如同虚设、但有极个别的清朝大臣得到马恩的赞赏,如禁烟英雄林则徐,与英国据理力争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等。文中对此引用叶的原文,以显示他的秉公执法,也从侧面揭露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法性,“亚罗号”事件纯粹是一个蓄意发动战争的借口。

中国的近四亿人民被恩格斯称为“野蛮人”,“东方人嫉妒、阴险、愚昧、贪婪而又腐败”[1],中国当属东方人。傅里叶等人曾说中国商人做生意都有三把秤,一把过重的,一把过轻的,还有一把正常的。买卖就是这样做成的。“无商不奸”的恶名远扬欧洲,但对普通民众的贫苦生活,马恩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们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只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他们选择逆来顺受。90%的中国人买不起英国的纺织品,他们穿的是和祖祖辈辈一样的自产自销的手织布衣,“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1]而受鸦片毒害的中国人更是可怜可悲之至。马克思借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看法,“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1]

占全球人口38%的中国人的生活状况,马恩都看在眼里,很真切。那中国人应该怎么办,马恩是否看到中国的希望。

二、对中国革命的呼唤

因为“欧洲人的干涉,鸦片贸易、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动摇、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对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1],中国爆发了革命(即太平天国运动)。实际上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就有了农民起义。“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1]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先都对这场“中国革命”寄予厚望,并预示它能带来巨大的影响。“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1]

马恩论述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描述了太平天国运动,也对两次鸦片战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对中国人的反抗给予高度肯定。“英国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1],说到这场战争的性质时恩格斯提到,“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1]

腐朽的帝国统治必须通过革命来摧毁,但中国的革命,在19世纪还没出现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又能改变什么,创造什么。

太平运动进行了多年的斗争,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格局,马恩始终关注事态的发展。在这关注之中也可反映出他们对这一革命发展变化的态度的变化。1851年马恩合写的《国际述评》中略带玩笑性质地写道:“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1]然而到了1962年马克思的最后一篇中国专题《中国记事》中,借用驻宁波的英国领事馆夏福礼先生的口说出,“他们吵吵嚷嚷煞有介事地闹了十年,结果破坏了一切,而什么也没建设起来。”[1]“引起恐惧”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马克思认为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三、中国如何自立

马恩通过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形态等各项特征,揭示出封闭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开放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隔绝状态被英国的坚船利炮给打破,“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继续关注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他致友人的信件中数次提及中国,“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必定欧洲化,开放他们的港口以进行全面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亿万之众的旧制度完全摧毁”[1],“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它去征服了,但当它最终征服中国的时候,它却使自己在自己祖国的存在成为不可能了。”[1]我们可以想见,恩格斯预计中国将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获得重生,并对世界格局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他们也未料到实际中的中国百年之后,未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渡,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期间有几年的过渡期)。

马恩对近代中国的论述切中要害,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这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前提。虽然,因为信息资料不对称、未有亲身实践等原因造成了些许与史实的出入和误解,在部分章节,对中国的用词过于激烈,但通读全文,你会发现这犀利的笔锋实际上实在暗讽自诩为“文明社会”的西方世界。

马恩对中国的论述,对当今中国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今天,也应溯及本源,挖掘其真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43.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10.

马克思、恩格斯公有制理论研究 第9篇

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但是, 我们对公有制的认识却很笼统。现在, 一提到公有制, 大家就想到前苏联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公有制——目前, 被称之为“传统公有制”。但是, 传统公有制与“原始公有制”有什么区别呢?它是不是现代社会所应该实行的“现代公有制”?这样, 就有了传统公有制、原始公有制、现代公有制这三种公有制的概念。在对公有制具有如此重大争议的今天, 说明这三种公有制的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公有制的认识, 首先应该从原始公有制开始。马克思对原始公有制比较系统的研究最早见于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草稿) 》, 虽然当时马克思手头还缺乏详尽的历史资料, 但是他对原始公有制的分析却是相当深刻的, 具有一般历史学家所不可比拟的科学性。以后, 由于出现了摩尔根等古代史学家的详细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补充、完善了他们的理论, 使原始公有制的研究趋于成熟, 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这些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明了原始公有制的本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向私有制转化?这些宝贵的说明在今天看来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提示什么是现代社会所应该实行的现代公有制。

一、对原始公有制本质的再认识

(一) 原始公有制的本质:劳动 (工作) 中的个人占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草稿) 》中指出:原始公有制并不能排除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 是劳动或者工作中的个人占有。他的论述所使用的标题就是《个人占有劳动客观条件的自然的和经济的前提公社的各种形式》[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470页, 下同) 。他指出, 东方公社和古代公社, 是原始共同体的两种主要形式。在这些共同体中, “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是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条件的统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 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是这些共同体的主要特征 (471页) 。“通过劳动过程而实现的实际占有是在这样一些前提下进行的, 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 而是表现为劳动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 (473页) 。“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自己的东西, 看作是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 (483页) , 是原始公有制的本质所在。

由此可见, 公有制并不能排除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生产资料总是通过具体的个人来发挥作用的, 私有制是如此, 公有制也必然这样。可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领会马克思的这个观点, 总把公有制和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对立起来, 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公有制理论的一个最大的误区, 也是我们科学地认识和改革传统公有制的最大障碍。

(二) “共同体”是劳动 (工作) 占有的前提条件

个人占有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另一个前提, 是他们在劳动中结成的共同体:“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 (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 , 或者也可以说是群体, 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和占有再生产这种生活自身并使之物化 (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 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每一个单个的人, 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肢体, 作为共同体的成员, 才能把自己看作是所有者或占有者” (472页) 。这种共同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形成大的氏族、部落共同体。“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和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 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 (473页) 。这样, 马克思就解释了这些由个人占有的东西, 为什么又是公共的:因为没有了共同体, 他 (她) 的个人占有就不可能存在。所以他必须在共同体的组织下, 并且为共同体服务。这样, 个人占有就和共同占有统一起来了。

(三) 共同体的生产:自给自足

“在东方公社制度下以及那里从法律上看似乎并不存在财产的情况下, 这种部落或公社的财产事实上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 这种财产大部分是在一个小公社范围内通过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因此, 这种公社完全能够独立存在, 而且在自身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切条件。” (473页) 。“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的条件下, 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 而只是自给自足, 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作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再生产出来, 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 “他们的剩余时间属于公社, 属于战争事业等等” (477页) 。由此看来, 这种组织形式就决定了它生产的特点:“自给自足”。

(四) 共同体的组织:军事组织

“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难, 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所引起的, 后者或者是先已占领了土地, 或者是到这个共同体占领的土地上来进行骚扰。因此战争就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 或者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因此, 这种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 是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 (475页) 。“某一共同体, 在它把生产的自然条件——土地 (如果我们立即来考察定居的民族) 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对待时, 会碰到的唯一障碍, 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作自己的无机体而加以占据的另一个共同体。因此, 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 既用以保护财产, 又用以获得财产。” (490页) 。这样共同体就成了应付战争而形成的军事组织。

(五) 共同体的不同形式:东方公社、古代公社、日尔曼公社

原始公社由于地区、民族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形式, 主要有东方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 (罗马) 的所有制形式和日尔曼的所有制形式。

东方亚细亚形式是建立在对土地的原始占有的共同体。“在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中, 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 或通过家庭之间的相互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所以, 部落共同体, 即天然的共同体, 并不是共同占有 (暂时的) 和利用土地的结果, 而是其前提。” (472页) 。“在亚细亚的 (至少是占优势的) 形式中, 不存在个人所有, 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而存在” (481页) 。而这种公共所有、个人的实际的占有就为个人所有权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古代 (罗马等) 公社为代表的一种共同体形式。是“原始部落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各种遭遇以及变化的产物, 也要以共同体作为第一个前提, 但不象在第一种情形那样:共同体是实体, 而个人只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 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体的组成部分。” (474页) 。在古代公社, “公社成员的身份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 但作为公社的成员, 每一个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 他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看作就是土地, 同时又看作就是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因而也是由那被看作神授之类的前提做媒介的。” (476页) 。由此可见, 这时已经出现了单个人的私有财产 (土地) 。但是, 这种个人财产也是以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 在东方公社那里, 个人只是对公共财产——土地的占有权, 但是, 在古代公社, 已经在共同体的前提下出现了小块土地的个人所有权。

日尔曼形式。在这种形式的公社中, 个人所有权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贵族在较高的程度上代表共同体, 所以他们是公有地的占有者, 并且通过自己被保护民等等来利用公有地 (后来便逐渐地据为己有) ” (479页) , “因此, 公社便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 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统一体, 而不表现为统一体。” (480页) 。“在日尔曼人那里, 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 并且只有在必须把它当作一个部落的共同占有物来保卫, 使之免遭敌对部落侵犯的情况下, 它才表现出是财产。” (481页) 。由此看来, 个人所有权在日尔曼公社里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个人所有权在更大的程度上取代了劳动中的占有权。所以公社也就更加表现为一种松散的形式:是独立主体的统一体而不是真正的统一体了。统一体名存实亡, 它的解体也就是必然的了。

(六) 共同体演化的机制:劳动 (工作) 的占有导致私有制的发生

从马克思对于原始公社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原始公有制不是排除个人对于劳动资料的占有, 而是个人在劳动和工作中的实际占有。这种实际上的个人占有就为公有制的解体创造了条件:“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 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 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 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 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是过于狭隘的、正在消失的前提。” (497页) 。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的发生, 就为新的生产、新的社会组织提供了新的前提。东方公社、古罗马公社和日尔曼公社, 就显示了从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化的渐进的图谱:开始没有个人所有权、以后有了小块土地的所有权、继之是不断扩大的对土地、畜群等等财产的私人所有权, 这些都是以劳动 (工作) 为媒介发展起来的。所以马克思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从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化的机制:劳动 (工作) 中的个人占有导致了私有制的发生——私有化的原因。这也是当今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

马克思的上述研究, 由于当时缺乏详尽的历史资料, 所以对原始社会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以后, 随着对原始公有制研究的不断深入, 特别是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出现, 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原始社会的认识更加成熟, 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两篇论著中。这些研究更加详尽地说明了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演化过程, 下面再予以详述。

二、19世纪60年代以后, 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公有制的再研究

(一) 男子在劳动中的占有逐渐打破了母权制社会, 向个体家庭的建立, 从而向私有制迈出了第一步

摩尔根等人对原始社会的研究, 是从家庭形式的演进开始的。令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钦佩的是:他的研究发现, 原始社会不是想象中的父权制社会而是母权制社会。在原始社会的蒙昧时代, 人类开始从动物的行列中发展起来。人类的族群处于杂乱的婚姻状态中, 母亲是断定血缘关系的唯一标志, 母亲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加上人类特有的母爱、母亲对子女的照料, 以及人类特有的理性与宽容, 就形成了不同于动物的社会群体。“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 嫉妒的消除, 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 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2]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30页, 1972年版, 下同) 。这只能说明人类是更加有理性、有社会性的动物, 能够认识到血缘关系的重要性、从而能够组织和团结更大族群的动物。

以后, 随着群体社会的发展, 婚姻状态也出现了理性的变化, 逐渐从无序向有序进行。首先排除了血缘家庭中同亲生子女的性关系, 进而排除了女系血缘兄弟和姐妹之间的性关系, 甚至旁系兄弟和姐妹之间的婚姻, “形成一列或者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公社的核心, 而她们的同胞兄弟则成为另一个公社的核心” (34页) , 进入了以群婚为基础的普那路亚家庭。再以后, 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 “不许通婚的‘兄弟’和‘姐妹’类别的日益增多, ……婚姻禁例日益错综复杂, 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对偶家庭排挤了”。所以, “原始时代家庭的发展, 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 (42页) 。从普那路亚家庭向对偶家庭的进化也是必然的。但是, 对偶家庭时代, 仍然是母权制的时代, 恩格斯引用了传教士阿瑟·莱特对易洛魁部落的研究说明了这种母权制家庭:“他们的家庭……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储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种过于懒惰或过于笨拙因而不能给公共储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了多少子女或占有了多少财产, 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 收拾行李, 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 他甚至不敢有反抗的企图;家对于他变成了地狱, 除了回到自己的克兰 (氏族) 去或在别的克兰内重新结婚 (大多如此) 以外, 再也没有别的出路” (44页) 。

但是, 是什么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呢?那就是生产的发展, 劳动方式的进步, 男子在劳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旧大陆, 家畜的训养和畜群的繁殖,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来源, 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日益前进的游牧民族——住在印度五河和恒河地区, 以及当时水草更丰富的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流域的雅利安人, 住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闪米特人——已经有了马、骆驼、驴、牛、绵羊、山羊和猪等畜群, 这些财产只须加以看管和最简单的照顾, 就可以越来越多地繁殖起来, 供给非常丰裕的乳肉食物。” (49页) 。“随着财富的增加, 它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的地位;另一方面, 又产生了利用增强了他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 这是不可能的。因此, 必须废除母权制, 而它也就被废除了。” (51页) 。废除母权制, 不仅发生在游牧民族中, 随着农业、工商业等其他行业生产的发展, 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母权制的全面废除也就成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 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 并且是男子之手, 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 (71页) 。所以, 正是男子在劳动中的占有, 逐渐打破了母权制社会, 才建立了以男子为主体的个体家庭。这种个体家庭逐渐积累自己的财富, 形成了与氏族社会、与原始公有制相抗衡的因素, 从而为私有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所以男子的劳动占有是个体家庭产生的原因, 也私有制发生的第一个推动力。

(二) 对畜群的劳动占有导致畜牧业私有制的发生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 畜牧业的发展最初使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 并最终打破了母权制社会, 使男子成为家庭的主宰, 形成了个体的家庭。几乎与此同时, 私有制也就开始出现了。“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 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 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 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 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这样, 商品的交换也就出现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首长来进行的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 (个人) 财产的时候, 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 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 (156页) 。这样, 畜群的私有化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对畜群的私有制, 一定是很早就已经发展起来了” (49页) 。恩格斯推断, 游牧部落或氏族的私有化是在第一次大分工的阶段上发生的 (157页) , 是最早出现的私有制——当然并不是成熟的私有制。

(三) 对公社土地的劳动占有导致土地私有制的发生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部落或氏族中, 土地是氏族的公共财产, 公社的成员对它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耕地仍然是部落的财产, 最初是交给氏族使用, 后来由氏族交给家庭公社使用, 最后便交给个人使用;他们对耕地或许有一定的占有权, 但是更多的权力是没有的” (157页) 。但是这种使用权的发展、对土地的耕作、改良、保护等等, 使用权逐渐牢固起来:“各个人对于原来由氏族或部落给予他们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 现在变得如此牢固, 以至这些小块土地作为世袭财产而属于他们了。” (163页) 。所以, 正是对土地的在劳动中的占有权, 导致了土地私有制的发生。当然, “完全的、自由的、可以出售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意味着出卖、抵压, 以至失去它的可能性——这只是后话, 它是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而出现的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有在劳动者获得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之后才有可能。而劳动者获得土地的最初机制, 就是他在劳动中对土地的占有权。

(四) 手工业的发展使手工业者获得了自己个人财产的所有权

在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 由于火已经被使用, 生产工具:弓箭、石器等被广泛发明和应用, 进一步的发展就是铁的发现和使用:铸剑的手工业开始了一个新的英雄时代。与此同时, 铁也就逐渐被广泛地应用到生产中。铁犁和铁斧的使用, 不但使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也使手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它首先为手工业工人提供了比石器、骨器、竹器更加锐利和耐用的劳动工具, 由此所引发的开采、冶炼、工具的制造等等, 也就迅速发展, 这就使得手工业者的财富大量增加。“财富在迅速增加, 但这是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 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 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 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 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 (159页) 。手工业者所创造的财富, 成为他们个人的财富。劳动中的占有演变为私有, 这个过程和畜群、和土地的私有化的演变过程是一样的。

(五) 商业的发展大大加速了私有化的进程

商业的出现和发展, 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大分工。是一次“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商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 阶级形成的一切发端, 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 或者分成了较大规模的生产者和较小规模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 它根本不参加生产, 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 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 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人, 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商人是靠什么来进行剥削的呢?就是因为他们占有了商品。他“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 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一直扩展到遥远的市场”。“它很快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 正因为如此, 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越来越大的统治权”。“随着它, 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 随着金属货币就出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 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 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握有它, 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但是谁首先握有了它呢?商人。” (162页) 。所以商人占有了商品、占有了货币, 就把私有制推上了更高的、“完美”的阶段。

(六) 战争“工作”——奴隶制社会的摇篮

前面, 马克思曾经说过, 战争是氏族社会的“巨大的、共同的工作”, 它既可以保卫财产, 又可以获得财产。它之所以被称之为“工作”, 是因为它和一般的工作或劳动有着相同的属性:它也需要付出力量, 做出努力甚至牺牲;它也可以从中获得自己和氏族乃至部落的利益, 而且往往是巨大的、长远的利益。所以战争既有它的工作手段——武器等等, 又有它的工作对象——敌人, 即它需要打倒并占有的对象。但是, 战争是生死攸关、你死我活的斗争。战争所得到的和所失去的一样重要, 战争的结果就是战利品、土地、妇女、俘虏等等的私有权。俘虏开始是被杀掉, 后来就充为奴隶。以后的发展战争就成了经常的“工作”:“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是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 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 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 则纯粹是为了掠夺, 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 (160页) 。“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 特别是父权制确立以来, 就逐渐变为世袭制” (160页) , 这就奠定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阶级基础, 他们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奴隶们, 由此开始, 也就拉开了阶级斗争的序幕。所以, 战争推动了私有制的发生并产生了私有制社会的第一个形态——奴隶制社会。

(七) 管理者、领导者的工作占有是国家产生的政治基础

财富的不断发展, 必然引起社会管理机构的演化。这些由于劳动和占有而得来的财产需要这样一个机关, “它不仅可以保障单个人所获得的财产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 不仅可以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 而且还会给继续发展起来的财产获得新的形式, 因而是给不断加速的财富积累, 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 (104页) 。

但是, 国家具体是怎样产生的呢?显然不能割断历史, 它是由氏族制度演化而来。雅典氏族把全体人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 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 (106) 。“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 已经变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力;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 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特殊的特权阶级, 而刚刚萌芽的国家, 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 (106页) 。“国家首脑人物已由贵族中所选出的执政官来充任。贵族的统治日益加强, 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 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了。” (107页) 。这就是雅典国家的最初形成, 它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也是氏族领导、贵族阶级“工作占有”的延续和加强。是为保护他们既得的财产、并且进一步获得更多的财产而建立的统治机关。

在罗马, 国家的产生过程大致与雅典相同:“氏族首长总是从每个氏族的同一家庭选出的习俗, 在这里也造成了最初的部落显贵;这些家庭自称为贵族, 并且企求加入元老院和担任其他一切官职的独占权。随着时间的进展, 人民容忍了这种企求, 这种乞求就变成了实际的权利” (123页) 。但是由于罗马帝国靠征服而带来大量新的臣民——平民, 他们没有担任公职的权利。他们为获得这种权利所进行的斗争促进了国家制度的演变:“罗马共和国的全部历史也就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演变, 这包括, 共和国的贵族与平民为了担任官职以及分享国有土地而进行的种种斗争, 最后贵族溶化在大土地所有者和金钱巨头的新阶级中” (126页) 。这种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 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的差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入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 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 (144页) 。

总之, 国家的出现, “炸毁”了原有的氏族制度。它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面貌出现。但是世袭的贵族、权贵往往以财、权优势独占这种公共的权力。它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的基础上, 因此它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 成为“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168页) 。

(八) 私有制发生的一般规律:劳动 (工作) 的占有导致私有制的发生

恩格斯对于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过程的论述, 得到了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草稿) 中同样的结论, 只不过在这里更清楚、更详尽, 更加符合原始社会的实际情形。私有制产生的一般规律:各种形式的劳动: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等, 使财富在男子所主导的个体家庭中积累起来, 形成了和氏族、和公社相抗衡的力量, 产生了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各种形式的工作:组织、管理、领导的工作, 战争作为保卫、扩张占有范围的工作等等, 也都是以自己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 占有了工作的对象和公共的权力, 是私有制产生的政治基础。对这种政治利益的巩固、继承、合法化、制度化, 就产生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 最终使私有制成为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社会制度。所以, 私有制是怎样产生的呢?一句话:劳动 (工作) 的占有导致私有制的发生。它既是过程、也是机制, 既是历史、也是逻辑。

三、人类社会进步的大方向:现代公有制

(一) 传统公有制和原始公有制的统一性

传统公有制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公有制。它排除了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 但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状态如何?怎样描述、总结、概括这种实际占有状态呢?这也是我们认识当代传统公有制的关键。如果从概念出发, 传统公有制是大家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是“一大二公”, 是国家所有制主导下的计划经济, 是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 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的社会, 它不应该出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种种弊端。但是, 这些弊端出现了, 而且非常顽固。为什么?因为传统公有制理论上排除了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公有的东西不是悬在空中, 也不可能脱离个人而存在。所以公共的东西, 最后又总是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来使用, 就象原始公有制所表现的那样。传统公有制既是公有、也是劳动 (工作) 中的个人占有, 是原始公有制的现代翻版[3]。这种个人占有以工作 (劳动) 为媒介, 随着工作 (劳动) 的变动而转移, 使公有制的产权不清, 责、权、利不明, 造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僵化;使用权的突出、放大, 就造成了以权谋私、以职谋私, 各行各业“行业不正之风”的泛滥。正是这些弊端, 不断地侵蚀、瓦解着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单位、瓦解着传统公有制的社会根基。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实行了原始公有制:在原始社会表现为自然发生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就表现为随机的、盲目的、落后的关系了;曾经是社会发展动力的劳动或者工作的占有性, 现在则成为不正之风的根源了。虽然社会条件是现代的, 但是所实行的制度却是原始的、落后的, 它导致私有而不是排除私有。这种变化在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 这就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而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在进行着经济体制改革——生产资料产权的个体化。这种“私有化”过程看似是一种倒退, 但它又是合乎历史、合乎逻辑的变化规律。所以实行、或者坚持传统公有制, 必将导致私有制的发生。

这样一来, 社会主义就遇到了这样一种困境:革命的后果不是来到一个新世界、而是来到了私有制的源头, ——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原始公有制。它要发展和进步又必须实行私有化!私有化发展了, 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要把私有化了的经济再拉回到传统公有制的轨道上来, 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走出这个困境必须进行理论上的创新, 突破传统公有制的理论束缚, 建立真正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公有制。

(二)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观念:是现代公有制而不是原始公有制

老一代无产阶级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是特别留心的。在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中, 多次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一种“个人所有制”。从他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手稿”, 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 到成熟的经典著作“资本论”, 都毫不含糊地说明:社会主义是“社会个人所有制”, 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是“实现个人所有权”[4]。作为一个严谨的理论家, 他是轻易地、随便说的吗?是违心说的吗?显然都不可能。如果我们把他的理论前后贯穿起来, 系统起来, 就可以发现他之所以这样强调, 就是因为他要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所要实现的公有制不是原始的而是现代的, 不是以使用权为基础而是以所有权为基础。所以, 马克思提出“社会个人所有制”不是一个偶然的、简单的问题, 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 是原始公有制和现代公有制的分水岭。如果我们不能把他对原始公有制的研究和他的“社会个人所有制”理论联系起来, 这一点是不容易被发现和理解的。这是以往我们认识马克思“社会个人所有制”理论的一个误区。

但是, 马克思的这一提法, 为什么没有得到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老一代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呢?甚至马克思自己也有些模棱两可呢?以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他的“个人所有制”仅仅是指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也没有表示反对呢?这就必须考察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的固有矛盾:他的劳动价值论和他的剩余价值学说, 也是否定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的。所以马克思所心仪、所肯定的东西, 又被他基础的经济理论所否定了。所以只有发展他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5], 现代公有制——“社会个人所有制”才能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现实上的可能性。

值得庆幸的是, 邓小平理论恰恰是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实现了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 突破了传统公有制的束缚, 实际上实现了公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统一。所以, 邓小平理论是现代公有制理论的雏形[6]。在这个意义上认识邓小平理论, 才会使社会主义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草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6卷470—520) .1975.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 1—175.1972.

[3]王孟山.探讨现代公有制观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当代思想宝库 (253页)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5.

[4]王孟山.个人所有制:关于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反思.发现 (增刊) , 2005:46.

[5]王孟山.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导致传统公有制的更新——现代公有制.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 2009, (6上) :120-126.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观 第10篇

“人民报刊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报刊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可以分为几个点的含义来理解, 如“自由性”、“人民性”、“报刊思想”。这一思想的建立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第一篇论文)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等文中均有体现。马克思以他锐利的眼光和犀利的笔锋与政府展开激烈的辩论, 识破政府剥夺人民权利的陷阱, 论据与论辞令人心服口服。文章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文章, 从“自由性”、“人民性”及“报刊思想”三个方面对人民报刊思想进行解读。

一、“自由性”

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 看似是给予了人民书报出版的更宽泛的自由,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指出了法令措辞中的破绽, 揭露了虚伪的“自由”。马克思紧紧抓住“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民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这一句, 剖析这一条的潜台词即为人们对真理的讨论应该是严肃、谦逊的。马克思表示:“法律允许我写作, 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 但是首先必须使这种精神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就是说, 法律如果允许人们去追求真理, 就无权规定追求真理时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把出版自由看作是“天赋人权”, 把报刊看作是“人类理性的最自由的表现”。“没有出版自由, 其它一切自由都将成为泡影。”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因此, 马克思极为憎恨专制统治者的思想压制, 并指出因为检查的结果, 使每一本被禁的书, 不管是好是坏, 都成了“不平凡的作品”, 从而对读者更有诱惑力。

笔者认为, 马克思之所以崇尚出版自由是因为出版物是人民言论的载体, 标志着人们的言论自由。一方面, 只有获得了

介将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 以新思想唤醒民众;另一方面, 人民拥有了言论自由, 是行为自由的前提, 言论自由支持人民能够对政府进行监督与建议, 对社会进步是一种助推力。

二、“人民性”

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中, 马克思使用了“人民报刊”这一概念。马克思说出:“假定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根有据的, 那么, 试问这些指控是用来反对《莱比锡总汇报》的任意行事的特性呢, 或是用来反对刚刚崛起的年轻的人民报刊的必然具有的特性呢?问题所涉及的仅仅是关于某一类报刊的存在呢, 还是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的不存在?”马克思认为, 年轻的人民报刊就是真正的报刊, 这种报刊公开表达刚刚觉醒的人民精神的日常政治思想, 本质是真实的和纯洁的。

“刚刚崛起的年轻的报刊”即使有些偏激, 即使缺乏理智, 即使伴随着非议, 这种人民报刊会不断自我完善, 不断的成长, 因为它追求的是真理。一个报纸只有有了正确的办报目标, 才能迸发出无限活力, 真正的人民的报刊才具有高尚的灵魂, 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个体, 是为人民所欢迎的。马克思认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 没有这种条件, 报刊就会萎靡不振。”这表现出, 报刊要紧密联系广大人民, 因为它的主要受众是人民, 思想要具有人民性, 要紧密联系人民, 关注他们的利益。

三、“报刊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从事过办报活动, 对报纸有着丰富的亲身经验, 其办报理念为新闻学理论做出很大贡献。因为触及到了新闻的本质, 很多观点在当代社会仍然适用。这里主要探讨下新闻业务方面。

“人们总是需要新闻, 需要前所未闻的消息。”这说明了报刊新闻要具有新鲜性, 要是比较罕见的, 以满足人们的求知欲与好奇心, 是一种新闻事件, 而不是闭门造车的某种观点意见的宣传。“报纸文章不能耽误时间, 他们搁得越久, 就越失掉现实性;时事性文章, 如果收到以后不马上发表, 就会失去任何价值。”新闻要求迅速及时, 一旦时间耽搁, 通过口口相传就已经众人皆知了, 人们就没有再去看它的必要了。“报刊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最高的力量, 即斥诸既成事实的力量”只有讲求真实性的报刊才能为人们所信服, 捏造新闻欺骗民众的新闻有违道德, 这样的新闻也根本算不上是新闻。“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 少合些高调, 少来些自我欣赏, 多说些明确的意见, 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 多提供一些知识。”报纸在思想方面不要盲目附和, 要有自己的独立性, 要有实质性的内容出来, 观点清晰明了。做报纸就是要踏踏实实的, 否则, 报纸将变成宣传单。

报纸自出现以来就不断的进行着演化与改革, 马克思恩格斯依近代社会大环境而建立“人民报刊思想”, 为报刊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有了正确的办报思想, 报纸才能健康蓬勃的发展。当然, 这种思想也不一定是亘古不变的, 我们应该吸取马克思恩格斯探求办报真理的经验, 把它作为将来报纸或其他媒体进一步发展的一种开路工具。

参考文献

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悲剧理论的解读 第11篇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悲剧 社会历史

在西方，作为传统美学范畴的悲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的过程。人们对悲剧产生的根源也众说纷纭。古希腊哲学家亚理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过失说”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悲剧的根源是由人物自身的过失所造成的。他认为悲剧主人公“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①(P28)文艺复兴时期，在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的社会思潮下，人们对悲剧根源的认识转向了人物的性格，认为悲剧是两种对立性格的冲突引起的。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就是典型代表。后来，对悲剧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黑格尔把悲剧冲突的实质理解成两种实体性的伦理力量的冲突，也就是善与善的冲突，由于悲剧矛盾的双方都只有片面的合理性，所以“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中”。②(p286)

上述几种观点基本上都是从悲剧主人公自身的角度来寻找悲剧产生的根源。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系统地阐释过悲剧理论，他们对悲剧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写给拉萨尔的两封信中。1959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先后给拉萨尔写了信，对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从一定历史时期的阶级、阶级关系与阶级矛盾中，从当时阶级斗争的总情势中，从与人民革命运动的关系中，揭示出了悲剧产生的深刻原因。

《济金根》是以德国16世纪初以济金根和胡登为首的一次骑士反对皇帝和诸侯的叛乱活动为题材。济金根作为没落骑士阶层的代表，想通过自上而下的战争实现德国的统一。但他严重脱离了农民，最终失败。对于失败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观点是不同的。拉萨尔认为，济金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策略性的错误，用拉萨尔自己的话说就是“观念的无限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诈之间的冲突”。“济金根在领悟到皇帝查理五世不值得信赖后，便决定取而代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耍了一点外交手腕。先以帝国选候特列尔大主教抵赖赎金为借口发兵讨伐他，以便夺取他的冠冕和地盘，再凭这些胜利果实兴师问鼎。但是事与愿违，他的最终目的瞒过了朋友，却没能骗得了敌人。因而敌人采取了联合行动，而民众却无动于衷。”③(p246)

拉萨尔在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中曾指出，济金根作为“卓越的英雄”，他的灭亡不是由于旧东西的优势，而是由于自己的错误。比如在处理与农民结盟问题时的优柔寡断；对贵族的既利用而又戒备的态度等等，这都导致了他的失败。总之，拉萨尔认为济金根悲剧的根源是济金根企图用“狡诈的手段”去“实现革命的目的”。拉萨尔的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革命领导者的错误决策是有可能导致失败的。但是他没有看到更根本的原因。

马克思与恩格斯不赞同拉萨尔的观点。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写到：“济金根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他作为骑士和垂死阶级的代表来反对现有制度，或者说的更确切些，反对现有制度的新形式。”④(p23)

马克思从拉萨尔的阶级属性出发来分析济金根的覆灭，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拉萨尔把济金根失败的根源归结于他的主观错误的观点。作为低级贵族的骑士阶层他们最根本的要求是改革帝国，恢复贵族民主制。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贵族民主制是以农奴制为基础，是最原始的一种社会形态。而当时的封建等级制是比它更高级的一种社会形态。所以济金根他们的行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注定要失败。

恩格斯也表达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看法。他说：“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⑤(p23)恩格斯从骑士跟国民大众的关系这一角度揭示出了济金根命运的真正的悲剧因素。济金根所代表的骑士阶级之所以不可能与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是因为他们与城市和农民是根本对立的。骑士阶级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必须对城市平民和农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因此，城市平民尤其是农民不可能与他们结成联盟，这就注定了济金根的悲惨结局。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人认为恩格斯在这里给悲剧下了定义，那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恩格斯只是从社会历史的层面来理解悲剧冲突的实质，这句话并不能概括悲剧的全部美学特征，而只是涉及悲剧冲突的一种类型。事实上，一些命运悲剧如《俄狄浦斯王》，性格悲剧如《哈姆莱特》，中国古典悲剧如《窦娥冤》等等，“他们虽然只描写了主人公某种善良的、美好的性格和品质，并且把这种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很难说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是他们却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同样可以激起读者、观众强烈的爱憎，取得悲剧的美学效果”。⑥(p250)

除了对悲剧的根源认识不同外，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在悲剧观念的认识上也存在分歧。拉萨尔的悲剧观念受黑格尔的影响。他认为，悲剧的“真正主题”是“文化思潮”或“普遍精神”，悲剧中的人物不过是“普遍精神”的“代表和化身”。革命者无非是革命观念的化身和实现者。他相信观念是世界的本质，而历史乃是观念的运动。这明显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赞同拉萨尔的悲剧观念。他们认为，悲剧冲突的根源不是观念，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与拉萨尔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认为拉萨尔所构想的悲剧冲突是16世纪20年代骑士暴动、农民和平民的运动以及他们所反对的诸侯、僧侣的现实力量的斗争所形成的，而且也针对了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说：“你所构思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⑦(p48)

概括起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悲剧理论的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悲剧冲突必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悲剧是历史地、具体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的事件和人物不是什么“普遍精神”、“永恒正义”等这类观念的化身，而是一定历史的现实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第二，悲剧主人公应该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体现历史的必然要求。“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事件和人物都能成为悲剧的对象，能成为悲剧对象的，只是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历史上具有合理性或至少还没有完全丧失合理性的人物和事件。”⑧(p254)

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悲剧观基本上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悲剧的认识就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在对悲剧主人公的认识上就不一样。对于《济金根》中的主人公济金根的评价，马克思是否定多于肯定，而恩格斯则相反。马克思认为，济金根虽然自认为是革命者，事实上却是“骑士和垂死阶级的代表”。他一方面想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发动阶级的利益”。他“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柯德”。可以说，在马克思看来，济金根完全是一个反动的历史人物。但马克思又说济金根的反抗与歌德的悲剧《葛兹·冯·伯利欣根》中的主人公的反抗一样是悲剧性的，这就意味着反动的历史人物也可以是悲剧性的人物。这无疑与马克思曾说过的悲剧人物是进步的历史力量自相矛盾。

恩格斯既没有把济金根称作悲剧英雄，也没有把他一概否定。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一方面从当时德国已存在着强有力的城市、旧贵族都保存下来了、农奴制没有废除、不存在实行民族中央集权制的条件四个方面论证了济金根的活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但同时又指出当时贵族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他们不满意德国的可怜的政治地位，不满意德国的诸侯勾结外国反对帝国特权，因而掀起了废除诸侯、打倒僧侣、统一帝国重获自由的国民革命，客观上是符合当时广大农民和市民的愿望和利益的。”⑨（p438）

注释：

①亚里斯多德等．诗学·诗艺[C]．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②黑格尔．朱光潜译．美学（第3卷下）[M]．北京：商務印书馆，1979．

③⑥⑧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④⑤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毛宣国．美学新探[M]．长沙：岳麓书社，2002.

[4]熊敬忠．从两封信读解马恩悲剧观[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3）.

[5]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新解[J]．河南大学学报，1994，（3）.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观 第12篇

1. 城乡融合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建立在他们长期参与革命的实践总结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他们批判性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城乡关系思想。他们进一步地阐明城乡关系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进步, 城乡关系最终走向城乡融合。早在1847年, 恩格斯在谈到废除私有制的时候, 就提到了关于城乡融合的问题。恩格斯认为, “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 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 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这一点现在人们就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1]243恩格斯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 他认为城乡对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的结果。同时城乡的对立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消失, 城乡融合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 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 同样这种融合, 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的大众把粪便用于促进植物的生长, 而不是任其引起疾病”。[2]313他强调, 未来社会废除私有制后, “通过消除旧的分工, 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福利, 通过城乡的融合, 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243在恩格斯看来, 未来城乡关系将避免两者的偏颇, 即实现城乡融合。

2. 城乡融合的必然性趋势

城乡对立是历史范畴, 它在一定条件下产生, 又会在一定条件下走向灭亡。城乡对立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社会分工导致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 城乡矛盾并不尖锐,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城乡对立才日益严峻。城乡对立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人民的贫困。为了解决城乡之间出现的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未来社会城乡对立将会逐步走向城乡融合, 城乡对立的消失不是空想, 消灭城乡对立具有客观必然性。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私有制的存在必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到时, 私有制会消灭, 剥削阶级会消失, 城市和乡村会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融合,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漫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 大力发展生产力, 才能实现城乡融合的最高境界。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的实现途径探究

1. 大力发展生产力, 为城乡融合提供物质条件

大力发展生产力, 为城乡融合提供物质条件, 同时也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前提条件。由于生产力的不充分发展使城市和乡村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差距, 使农业人口更加分散, 城市人口越发集中。如果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 能够使每个人的劳动生产可以提供给更多的人来消费, 那么城市工业可以更好的带动农业发展。

首先, 重视农业基础地位, 推进农村工业化步伐, 实现农业产业化。马克思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村的农业发展在这个时期需要与工业的密切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 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失”。[3]53马克思设想, 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代, 农业现代化所需的化肥、机器等生产资料可以获得有效的提供, 这些生产资料尤其是机器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使较少量的农业劳动者可以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来满足社会需要, 使部分农民可以离开农业生产, 转而自由投入到非农产业上。

其次, 大工业的发展也是消除城乡对立的必要条件。“从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均衡分布是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分离的条件方面来说, 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空想。”[4]647只有让大工业在全国城乡之间均衡的分布, 才能消除地区局部性的工业高度发展和某些地区工业极端低下的情况。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 大工业的协调发展和均匀分布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重要条件。大工业的发展要统筹协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的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 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地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4]646同时大工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模将是十分宏伟, 将会生产出足够的产品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这样就为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更高级的物质基础, 使消除城乡对立不再是空想, 而能变为现实。

2. 废除私有制, 建立新的社会分工

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认识到私有制是造成城乡分离乃至对立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这一观点, 他们指出消灭城乡对立不是空想, 只有在废除私有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私有制的存在是城乡对立的根源, 于是要想实现城乡融合必将首先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使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工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旧的社会分工使城乡之间的人们屈从于分工和被迫做某种事情, 城市中的人们变成被迫的受局限的城市动物, 乡村的人们被迫成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所以旧的社会分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城乡分离, 激化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因此, 要消灭旧的社会分工, 废除私有制, 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 使人们生活在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下。“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 而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从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 这已经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1]243这样城乡之间就可以协调有序的发展。

3. 推进城市化进程, 最大限度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

在推动城乡关系发展的过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城市的功能和作用, 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本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 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1]27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促进了新型城市的迅速增长, 占据垄断地位的资本主义城市化国家, 利用国际间的城乡差别和对立, 控制和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但是城市化的加快, 也使城市关系渗透到广大乡村, 改变了地区和民族的闭关自守, 带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和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渗透还间接地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对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 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城市的作用也是不同, 但是城市对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始终是乡村摆脱愚昧和落后状态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4. 城乡人口的均衡分布

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导致国家人口分布不均, 农村人口大多分散, 而城市人口则相对集中。这种人口分布不均的现象在未来社会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乡对立的消灭而得到改变。“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 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3]54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实现人口分布平均化具有重大积极作用:“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才能使农村人口从……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1]24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消灭城乡对立后, 城市和乡村人口不均局面将不复存在, 人们对城市和乡村居住的选择更为平均化。

5. 发挥科技的强大杠杆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初期, 他们感受新科技术给生活、生产带来的巨大影响力, 在探析如何实现城乡融合这一问题上,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科学技术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电的) 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 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 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 那么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5]466

三、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当代价值

1. 大力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步伐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 他们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78大力提高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 推进农业工业化进程, 实现农村生产方式根本转变, 同时也已成为改变农村落后状况, 实现农村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

2. 重视城市的中心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同样提到了城市的带动作用, “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6]387发挥城市的中心辐射, 推动科技进步, 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 必须通过科技手段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通过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 推动城市化进程。城市的快速发展, 为科学技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同时只有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 并把先进的科技方法科学地运用到大工业上, 才能形成规模经济, 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将发挥城市的核心辐射作用, 更好地加快城乡发展。

3. 建立统一的城乡社会机制, 促进城乡之间的自由流通

当前, 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各项社会制度, 已成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其中实现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和有序流动、建立按居住地和职业来划分城镇和农业人口的开放性户籍管理机制, 是户籍制度的创新目标;实现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这样就更好地促进城乡居民的就业问题的解决。同时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改变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性缺点, 这样就可以改变过去那种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引起的一系列的矛盾。总之, 统一的社会制度, 为城乡融合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4. 重视发挥科技的力量, 推进城乡融合

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科技的力量, 认为科技是生产力。现代社会, 随着电子科学技术以及互联网的发展, 科学技术应用的广泛, 城市与乡村的交流更加便捷。一方面, 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来建立城乡间的信息互动平台、交换信息, 这样农村就有了更多可供利用和咨询的有效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 利用科学技术, 加速城市文明以及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同时也使更多的城市文明, 如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等, 更迅速地向农村传播, 从而在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 同时也促进农村发展, 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之我们要利用好科学技术这一先进的生产力, 为城乡融合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杠杆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