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范文

美国对华政策范文（精选12篇）

美国对华政策 第1篇

一般而言，对外贸易政策是指涉及到外贸活动的国家干预和调节行为，是一国根据一定时期内政治经济的基本发展态势和过敏经济的总体发展目标出发，结合本国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所制定的在一定时期内适用的对外贸易原则、方针、策略，具体可以分为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两个大类。

自由贸易政策对商品实行不加限制，允许其自由进出口，即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和障碍，取消对本国进出口商品的各种特权和优惠，使商品自由进出口，在国内外市场上自由竞争。保护贸易政策与自由贸易政策相反，实行的是奖出限入，即国家广泛利用各种限制进口的措施，以保护本国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的竞争，并对本国出口商品给予优惠和补贴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使出口贸易不断扩大。

贸易政策的选择取决于一国认为哪一种类型的贸易政策能给本国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伴相随。通常情况下，在国际贸易中，弱国采取保护措施，强国采取自由政策;针对一国而言，处在经济衰退期倾向于采取保护政策，处在经济上升时期则会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具体到一国的某一特定阶段，其贸易政策也会具有两面性，其可能会根据自身需要或受到其他国家反制的压力，交替实施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的政策。

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

1979年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开始全面制定对华贸易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而保护主义一直体现在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之中。

2.1 恢复正常贸易关系阶段（1979-1986）。

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协议》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不仅在关税方面，而且在商品货物的仓储、运输和保管等方面给予我国企业同样的贸易待遇。在这个阶段，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仍处在冷战之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特殊领域的禁运并未消除，比如武器的禁运;最惠国待遇体现在关税上并不是零关税，甚至要高于特惠税，即便如此，美国参众两院还要一年一审，讨论是否要继续给予我国这个待遇，最惠国待遇充其量也就是正常国家的待遇而已，且不乏贸易保护主义的痕迹。不难看出，本阶段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常化，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

2.2 复关谈判至加入WTO时期（1986-2001）。

自中国申请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合法地位最终无果，至加入WTO时期，美国对华以贸易自由化政策为主，贸易保护政策如影相随。这个阶段中美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两国的贸易额从80亿美元上升到805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国。在这个时期，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从属于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接触战略。

2.3 中国加入WTO过渡期（2001-2006）。

中国入世后的过渡期，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政策与自由贸易政策交替存在或是交织共存，但对华贸易自由化仍是主线。中美双边贸易继续发展，从805亿美元上升到2627亿美元，中国已是美国第三大贸易国，且对美的顺差在逐年扩大。中美贸易之间的争端开始涌现，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纺织品配额、技术性贸易壁垒、“337条款”的调查、保护知识产权、食品安全及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层出不穷，摩擦逐步从单纯的经济问题演变为经济与政治交织并升级到战略层次。

2.4 次贷危机爆发后至今（2007-）。

2007年，美国次贷问题出现，并进一步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对华贸易转变为保护政策为主导、自由贸易政策间或有体现。一直以来，美国对华的贸易政策的总基调是维持接触而不是遏制，无论是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或是保护贸易政策均是如此，是基于中国与国际规则接轨、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及“接触”将致使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及世界经济的预期。

考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嬗变可以看出，不同阶段，美国执行对华贸易政策的侧重点是有区别的，而政策侧重点的转变又会体现政治形势的变化、各利益集团彼此间实力的消长等内容。适当的时候，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都能表现出各自的优势，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即保护之中有自由，自由之时有保护的相互交织状。

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两难选择

3.1“贸易理论与实践相悖”的困惑。

新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使贸易参与国双方获得的福利最大，而保护贸易会使双方的利益受损，所以自由贸易政策应该是贸易双方的首选。然而，现实贸易政策实践中，美国既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得益者，同时又是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最多的国家。

依据李斯特的理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会交替选择实施不同的贸易政策，一般处在上升期的国家会选择自由贸易政策，反之会选择保护贸易政策。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应该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成为对我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最多的国家。

3.2“贸易政策利益选择”的困惑。

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还是采取保护贸易手段，取决于哪种政策能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实际上贸易政策的确定，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贸易政策的经济利益选择，而是夹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就与中国的关系而言，美国认为贸易并不仅仅是贸易，而是有政治性质的贸易。对华贸易政策是保护为主还是实行自由化倾向，取决于美国政治势力、特殊利益集团和选民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

3.3“战略伙伴or竞争对手”的困惑。

在中美关系中，美国有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和市场等不对称的优势，中美经贸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在提升，也给美国带来了低物价和低通货膨胀率的福利。近20年来，中国GDP中出口占近40%，中国对美出口增长占的比重为20%左右，出口带动了中国经济以近10%的速度发展，近4亿中国人脱贫;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国似乎正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美国是由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的人群组成的“万花筒”式的国家，需要树立“敌国”来增强整个国家的凝聚力或粘合力。因此，冷战结束后失去敌人的美国，正在寻找“潜在的敌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盛，崛起势头可期;但按西方的政治体制标准，美国人视中国为异类;再加上中国的现代文明及传统的儒家文化与美国以基督教为主流的文明相去甚远，美国人认为极有可能会出现“文明的冲突”。美国国情决定了美国是个需要敌人的国家，通过对立以实现内部团结并“一致对外”，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使其成为美国树立对立面的最佳选择。

3.4“保护劳动密集型产品到保护高新技术产业”的困惑。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中美两国互补性很强，美国资本充足、技术总体领先，中国劳动力丰富。从理论上来讲，美国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则应该与之相反。但在实际的统计中，美国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这直接导致美国挥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是两者皆击，不免伤及无辜。

3.5“既限入又限出”的困惑。

贸易保护主义一般常用的手段是奖出限入，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囿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仇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不仅限入，对敏感技术和产品输往中国也大加限制。美国政府限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两国的国际分工被人为地扭曲，且扭曲的程度随贸易规模的扩大也在加深。2012年中美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左右，而中国对美国的顺差超过2000亿美元，贸易扭曲是造成这巨额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3.6“一般保护到强保护”的困惑。

在金融危机进一步发酵的条件下，美国在“公平贸易”的口号下对我国大行贸易保护之实;且强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与一般贸易保护相比，强贸易保护更多地重视保护国内高技术产业或衰落的大型工业，更重视保护对国内外市场的垄断力，更重视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市场进行进攻性的扩张。除了传统的关税保护手段外，各种各样的奖出限入的措施更是层出不穷，如对华提出的WTO争端解决程序日见频繁、要求人民币升值、通过“购买美国货法案”、利用双边交流机制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平台等迫使中国做出更多的承诺和让步。

4 我国贸易政策的定位分析

4.1 以WTO规则为基础构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

2001年入世时，《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中规定：“中国将保证其有关或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符合《WTO协定》及其承诺……中国将通过修改其现行国内法和制定完全符合《WTO协定》的新法的途径，以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中国按照承诺以WTO的规则为基础重构外贸法律制度，中国对WTO规则的执行，是通过修法将其转化为统一、非歧视、透明的国内法来体现的。入世后3年内，根据WTO的规则和入世承诺，我国清理、修改或废止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措施达19万件。到2005年底，入世过渡期内，我国修定《对外贸易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达3000多部，涵盖了货物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政策的统一性、非歧视与透明度等各个方面。

4.2 以进出均衡为目标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据海关统计, 2012年, 我国对外贸易总值为38667.6亿美元, 其中出口20498.3亿美元, 增长7.9%;进口18178.3亿美元, 增长4.3%;贸易顺差2311亿美元, 扩大48.1%。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的贸易国, 出口总额第一、进口总额第二;在这么大的贸易规模及贸易顺差的条件下, 如果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贸易失衡会加剧。贸易顺差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提高了我国的对外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 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在提升, 贸易摩擦的风险加大、几率提升。因此, 必须转变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 从单纯追求规模速度型的增长向质量效益型的增长转变, 从偏重出口创汇向进出口均衡发展的模式转变。进出口均衡的贸易发展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利用外资战略上的调整:按市场规律引资而不是政府越俎代庖的招商;通过引进技术、人才和管理来促进自主产业升级而不是强调引资拉动经济增长;鼓励外资投向农业、基础设施、环保、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资源节约型、吸收就业能力强、技术辐射能力强的产业;优化投资的软环境, 给予内外资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等。

4.3 以综合国力为依托反制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提倡贸易自由化，反对过度的保护主义是我国贸易政策的主旨;但贸易自由化是对等的、相互的，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单方面的坚持。首先，要认识到绝对的贸易自由是不存在的，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对幼稚工业适度的保护是必要的，比如合理地运用反倾销、反补贴和WTO保障措施，充分利用技术性和绿色贸易壁垒等措施，对我国的贸易利益进行必要的、合理的、阶段性的保护。其次，在主要贸易对象国之间，贸易自由化是对等的、相互的，在贸易对象国竖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时，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就是我国的贸易政策必然的选择。再次，实施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制措施，一方面要合乎WTO规则，另一方面要应尽量避免伤及无辜，这就要求提高反制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贸易和外交等组合手段来反制主要贸易对象国的保护主义提供了更多、且有效的策略和手段的选择。

摘要：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是对外贸易政策的一对孪生兄弟, 是一国贸易政策并存的两个倾向。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贸易恢复、自由贸易为主和保护贸易为主的不同阶段,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选择和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贸易理论和实践矛盾、贸易利益选择、角色定位、保护产业选择等诸多困惑。基于此, 我国对美国的贸易应选准定位, 有倾向性选择贸易政策。

关键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定位

参考文献

[1]蒋珠燕.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苏州大学商学院, 经济问题探索, 2009, 第12期.

[2]《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

[3]万学忠, 张维.入世十年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法制日报, 2011, 12, 9.

美国对华战略 学习心得 第2篇

环科1201 任钦凯

这几周我们学院就“美国对华战略”进行政治学习，通过学习相关内容，我对大国与大国之间的政治策略也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人常认为美国正在推行某种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围堵也好，西化分化也罢，总之不断投棋布子、谋篇布局。美国人自己说起来则常常自嘲：美国哪有什么战略？还不是各部门自行其是，总统一换，推倒重来。美国到底有没有战略似乎都成了一个问题。

美国这样的大国肯定有战略。不仅有，美国政府还最爱公布战略。比如国家安全方面基本每四年公布一次《国家安全战略》。各部门还有国防、军事、反恐、网络空间、阿巴地区等等各种战略报告。类似“重返亚太”这类战略，在各种官方讲话、文件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关于美国战略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两个：其一，美国政府的战略就是这些公布出来的“阳谋”吗？是否还有其他秘而不宣的阴谋？第二，美国政府的这些战略是一以贯之、行之有效，还是虎头蛇尾、自娱自乐？

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白美国政治的几个特点：一是三权分立，政治主体多元化；二是决策较为开放透明；三是两党轮流执政。基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大致地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美国政府公布各项“阳谋”是真战略，一方面向选民交代本届政府要做什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政府内部“统一思想”，协调行动。美国是一个比较难保密的国家，所以在战略层面要想形成什么惊天阴谋而不为外界所知不太容易。美国政府当然也有秘密行动，但是这种“阴谋”在局部的战术层面比较可行，在战略层面很难做到。

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两党轮流执政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美国政府战略的连贯性相对较差。美国没办法像中国那样制定管几十年的“三步走”战略，连五年规划也做不了。就拿美国对华战略来说，每个新总统上台基本都要折腾一下，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再走向成熟。当然，美国战略讨论有其基本范围，两党虽然有各自的战略重点和优先次序，比如民主党重价值观念、倾向多边主义；共和党重利益、重自由贸易，相对倾向单边主义，但这些不同都在美国战略的基本范围之内，可称之为“大稳定、小摇摆”。

现在，在中国媒体、网络甚至学界当中，常有人以某个“惊天大阴谋”来串联、解释美国的各种战略，以单一原因解释复杂现实，把本来未必有关系的各种事态联系起来。比如说美国的各种战争不是为了石油，就是瞄着欧元；美国的战略部署不是在地图上画圈圈，就是在大国间打楔子。这种“阴谋论”实际上是学术研究上非专业性的表现，是因为没能理解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认知心理学研究显示，以本民族为中心视角，夸大对手的敌意和能力，是人的常见心理偏差，美国对越南战争中北越意图的判断、对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政权能力的判断，都反映了这种认知偏差。今天在中美两国，对对方战略不合实际的判断都很普遍。作为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扭转这一局面，更准确地理解对方战略，其重要性不论怎么说都不为过。

评估美国对华的贸易政策 第3篇

今年4月初，伦敦二十国金融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会面，确定了两国未来高层对话的机制，即建立“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并申明将继续通过高级别的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机制推动在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频繁见诸于媒体新闻。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正逢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中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就进入多发时期。在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及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美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购买美国货”条款和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多项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及对中国产油井管与轮胎等的诉讼，不仅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既有对华贸易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他多方面的现实原因。在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中，经济和贸易上的分歧与矛盾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否从全局的高度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所面临的问题，如何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备受关注。

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动向

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始终复杂多变，一方面是频繁举行的、级别又不断生格的经贸战略对话，中美经贸关系在博弈中似乎有着很强的战略性和全局性：另一方面是中美经贸摩擦有增无减，接连不断的各类贸易争端案将中国推向贸易争端的风口浪尖上。今年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承受着贸易摩擦的巨大压力，成为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国。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中国面对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案多达58起，所涉金额愈80亿美元，由此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美，欧主动启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多“应诉国”。其中，今年以来，从轮胎特保案到其他贸易争端案，中国需要应对美国各种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已然应接不暇，中美经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进入高发期。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经济和金融需要从危机中摆脱出来，以及正逢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的情况下，中国自然成为当前美国挽救经济和贸易保护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国，给摩擦不断的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了新的，更多的负面影响。

今年1月底，在各种质疑声中奥巴马政府提交给美国国会并得到国会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从表面上看该条款在措辞上似乎美国仍在履行国际协定的承诺，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充分表明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同时也带有对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歧视性贸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对未来中美贸易关系有着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美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表述是在“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前提下，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根据该条款的表述内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日本、韩国、香港等少数世贸组织成员享受“优待”，但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见，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仅限于极少数国家，而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却成为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牺牲品”，不能享有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权益。4月29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产油井管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同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产轮胎启动特保调查，涉及金额约47亿美元。从2009年初的“购买美国货”到对中国产油井管和轮胎的诉讼，凸显了金融危机之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势和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倾向。

美对华经贸政策的连续性与现实

从美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中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议》到2001年底中国入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都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性。此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

正值美国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和经济严重衰退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方面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烂摊子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这无疑使奥巴马新政府面临着内外事务的多重考验和对外政策的艰难选择，而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则是奥巴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问题。

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还未全面出台，但与生俱来就带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受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化情绪抬头的影响，美国国会中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色彩的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质疑，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

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近年来美国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像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威胁论”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依然重要和必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强化，以及对华不满情绪有所增强，主张对华贸易采取制裁或加强限制，尽管这些压力不太可能导致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新的调整，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美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重性”

另外，历来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着“两重性”，实际贸易政策与提倡的贸易政策目标严重脱离。表现为，一方面积极提倡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强化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美国在没有放弃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继续“塑造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依然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目标，但从眼前自身利益出发又不情愿放弃保护主义，因此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面性”，就成为当前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美国贸易政策的“双重性”倾向在对华贸易政策中表现极为突出，这是由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争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与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一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对华出口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产品威胁不到美国的重要产业，因此中国的贸易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

围绕对华贸易政策的美国政治游说 第4篇

来自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对于国会、总统、法庭以及官僚机构施加压力, 这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得到法律支持, 即“和平地集会, 向政府请愿, 以求对于怨情的矫正的权利”。美国政治的这一方面允许私人利益集团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和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的存在。关于这一点, 索尔说:“当选的代表们只不过代表利益的合作主义的思想引导他们直接对政客们施加压力。结果是游说产业的显著增长……说客们在干着腐蚀人民的代表和公仆, 使他们偏离公共利益的事情”。

最惠国待遇于1979年首次被给予中国, 受制于依据1974年贸易法案的杰克逊—凡尼克 (Jackson—Vanik) 修正案的年度评审。1990年, 对于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的关注引发了自由贸易观点与保护人权观点的争议。1994年, 当克林顿将中国的贸易问题与人权脱钩时, 但对于其他问题的论争在美国国会的年度评审中继续出现, 并且, 在2000年, 针对与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的, 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人权问题再次热起来。最终, 贸易保护主义联盟输掉了这一政治游戏, 但权力平衡并不是简单地偏向自由贸易联盟。在这一政治游戏中, 美国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游说而进行的政治博弈表现得淋漓尽致。

以精英-商业为主导的政治游说:针对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争斗基本上是在自由贸易联盟中的有组织的商业界和贸易保护主义联盟中的有组织的劳工界之间进行。但是, 针对对华贸易问题的游说活动也反映变化着的和越来越多样化的贸易保护主义联盟的组成和这一联盟所借助的热点问题。1990年, 工会与持不同政见的中国学生、人权组织和宗教团体结盟借助人权来推动保护工作机会。现在, 环境保护和宗教团体, 以及代表在台独的说客们搭上了保护工作机会这辆车, 来推销他们自己所关注的东西。

2000年4月, 当在快要来临的五月份众议院就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投票之前, 国会休会两周时, 在对于假定的三分之一未做决定的众议员的争夺中, 游说大战达到了爆炸点。几千名劳联-产联、教师和钢铁工人工会成员、一个大学的学生组织, 以及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曾集结在美国国会, 然后, 工会成员们成扇形向国会办公大楼里展开, 去会见国会成员, 游说反对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安排了七十次会见。估计众院的每一位成员都被工会成员们见过至少四次。卡车司机在四月份举行了一次类似的游说集会。这就是劳工游说反对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方式。另一方面, 商业界支持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得到更好的资助, 组织得更好。

1994年, 作为抵制克林顿的将人权与对华贸易挂钩的行政命令的一项措施, 自由贸易联盟使用了很多有协调的游说。美中商业理事会、美国贸易应急委员会以及其他商业、农业和政治团体的代表们每周开一次会, 并频繁地通过电话交换信息。同时, 自由贸易联盟也在制造一场大规模的游说战役。大约在劳工集结, 并在国会大楼里四处敲门的同时, 自由贸易联盟中的有组织的商业界, 包括商业圆桌会议、全国牛场主牛肉协会、美国农社以及波音公司, 让几千名公司行政官员和工人坐飞机去国会山, 去游说立法议员, 支持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同时, 作为主要集团公司领导人的全国性联盟, 商业圆桌会议在发起一个系列电视广告, 去削弱宗教自由问题的影响。

由自由贸易联盟中的商业界所发动的支持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活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游说是由雇佣的职业说客来做的。依据fecinfo.com上的“1999年~2000年游说登记”, 在这两年期间, 有36项有关对华贸易的游说登记。在这些登记中, 25项明确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或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或二者都支持。这些游说登记由商业圆桌会议、美中贸易商业联合会、医药研究和制造商 (协会) 、特别氮肥委员会、美国玩具制造商 (协会) 、美国在线、美泰 (玩具公司) 、微软集团、波音公司、安泰 (保险公司) 、CIGNA (保险公司) 、纽约国际 (保险公司) 、Citigroup联合公司 (金融服务) 、博士集团公司、Caltex集团公司, 以及阿诺德咨询集团联合公司赞助。有四项登记一般地提到对华贸易。这四项登记由服务产业联合公司联合会、电子工业协会、罗地亚 (化工公司) 和波音公司赞助。有十一项登记催促美国政府推动与中国的一些具体贸易项目。这些登记由西屋电气集团公司、熊猫能源国际联合公司、斯普林斯产业 (家具公司) 、联合包裹服务、美国航空集团、福莱希乐 (公关公司) 、Level 3通讯联合公司、康宁联合公司 (经营高科技产品) 、丘博集团公司 (保险业) , 以及美国任天堂 (经营视频游戏产品) 赞助。只有两项游说登记反对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在自由贸易倡导者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商业圆桌会议、大工商业公司波音公司和美国在线, 以及保险业公司、玩具制造商、电讯、化工和电力产业。在这期间, 商业圆桌会议赞助了七项支持对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登记。波音公司和美国在线各赞助三项。

代表台独的说客也参与登记专业游说, 力图将台湾问题塞进对华贸易法案。台湾研究所和福摩萨公关协会, 以及一些个人授权六项游说登记, 支持悬而未决的《1999和2000年台湾安全增强法令》。遗产基金会也在网上为这一法令游说。众议院于2000年元月1日通过了这一法令。但该法令被参议院搁置, 并遭到克林顿总统的反对。

网上游说:在针对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争斗中, 网上游说被双方广泛使用。就这一题目, 无数的文章、广告和声明在网上发表。一些网页, 比如, 新英格兰贸易公司联合会网页, 为他们的成员向国会议员写信提供了一份书信草稿。似乎劳工界在网上游说中比商业界更活跃。劳联-产联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反对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网页。除过商业圆桌会议和美中贸易商业联合会, 大部分商业组织在网上游说中不活跃。他们在他们的主页上宣布支持与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Voter.com总结出以下双方的宣称。贸易保护主义联盟宣称: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会引起制造业的工作机会转向中国, 中国企图威吓印度和台湾地区, 中国无视已往的贸易协议, 1979年的贸易协议对于美国已经足够了。它也引用中国缺少工人建立组织的权利, 中国使用囚犯劳动, 中国有强迫堕胎, 武器扩散, 等等。

自由贸易联盟宣称:增长的贸易会导致中国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改革, 促进地区安全, 武器不扩散, 和环境保护, 刺激美国的发展, 为美国创造工作机会, 避免工作岗位流失, 防止日本和欧洲竞争对手从高速发展的中国市场上获取巨额利润, 而贸易制裁则会引起美国的消费价格上升。它也声称, 对于中国贸易地位的年度评审并没有改善中国的人权记录, 也没有保障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正当权利。双方都引述了太多的与工作机会丢失和担心丢掉中国市场的核心问题无关的问题。一些论点显然是夸大的断言, 比如, 卡车司机工会的政府事务主任迈克尔E.马西斯断言中国工人每小时挣0.13美元, 而却不提及人民币在中国市场的实际购买力。另一方面, 自由贸易联盟专注于扩大贸易的利益和可能的利益, 而却大都忽略扩大贸易的负面效应。

一些宗教和环保团体在网上游说中与劳工界站在一起。在它的网上游说中, 今日基督教质疑说:“自由贸易, 自由信仰?”在网上, 地球之友争论道:“对华交易忽视对环境的关注, 将美国的注意力引离绿色贸易改革。”

钱大气粗的工商阶层:商业界在游说方面相对于劳工界的优势可以通过比较双方的总体游说资金筹措来说明。依据opensecrets.org, 在1998年, 在游说费用最高的十三个部门中, 有两个强有力的对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支持者:通讯/电子、农业。通讯/电子花费了186, 491, 819美元, 居第二位。农业部门花费了119, 332, 772美元, 居第六位。强烈反对者, 劳工界, 花费了23, 781, 009美元, 居第十一位。在游说花费100强中, 商会花费了17, 000, 000美元, 居第四位, 商业圆桌会议花费了11, 640, 000美元, 居第七位, 波音公司花费了8, 440, 000美元, 居第十二位, AT&T花费了7, 740, 000美元, 居第十五位, 美国农场会社联合会花费了4, 560, 000美元, 居第四十七位。而劳联-产联却只花费了4, 170, 000美元, 居第五十七位。

1998年, 美中贸易商业联合会专门为支持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雇佣了一个游说公司, Hogan&Hartson, 花费了120, 000美元。商业界的游说资金筹措和有效性表明, 相对于劳工界来说, 商业界所表现出的实力和特权, 特别是跨国集团公司。

游说争斗的聚焦点是工作机会。劳联-产联引用对华贸易赤字和人权、工会权利来强化他们保护工作机会和反对从中国进口的立场。另一方面, 自由贸易联盟中的有组织的商业界争辩说, 自由贸易会为美国工人创造工作机会, 中国的公平贸易规则会在世贸易组织的规则下得到保障, 并且, 经济自由会与中国的政治自由和法治携手并行。

在构造政治气氛中, 自由贸易联盟中的有组织的商业界的力量是压倒性的。1993年, 由美中贸易商业联合会代表三十多家商业、农业和消费者协会写给克林顿的信和三百多个商业公司和协会的代表写给克林顿的信是影响克林顿对华贸易决策的关键因素。然后, 国会议员的批评轰击强迫克林顿将对华贸易与人权脱钩。麦考密克表明总统们自从1950年代以来, 特别是自从1960年代以来, 越来越多地使用行政协议, 来绕过国会监视, 抵制国会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反弹。但在支持贸易的利益集团和国会的压力下, 克林顿被迫放弃将对华贸易与人权挂钩的行政命令, 这使得用行政措施代替国会立法的办法靠不住了。

商业界游说的威力因精英们的支持而得到强化。2000年4月, 当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战正酣时, 148位第一流的经济学家, 包括10位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主席, 与自由贸易联盟站在一起, 并向美国人民写了一封公开信, 支持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和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强调这一举措对于美国商业、农场主和工人的预期的机会。在2000年5月9日的一次白宫特别会议上, 前总统杰拉尔德R.福特和吉姆·卡特、所有的在位和还在世的前国务卿、财务卿、联邦储备局主席, 以及44位州长支持与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劳工界不甘示弱:然而, 商业界游说的威力并不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联盟的游说完全无效。虽然, 对华贸易法案主要是在支持自由贸易的商业界和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劳工界之间进行权衡的交易, 由众议院所通过的法案也被设定来表达对其他问题的考虑。这一法案提出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监控中国的人权、劳动规范和宗教自由;要求政府每年就对于贸易协定遵守的情况提出报告;并且, 表达了国会关于台湾应当被接纳进世界贸易组织的意见。这一法案也批准给予自由中国电台和美国之音九千九百万美元, 用于扩大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广播。

贸易保护主义联盟在游说中所表达的关切也反映在未获通过的对于HR4444法案的修正案中。密执根民主党人, 戴维E.博尼尔 (Bonior) 要求, 如果中国侵入、封锁或进攻台湾, 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就应该被取消, 但被众议院否决。参议院在挫败十三项修正案后, 于2000年9月19日通过HR4444法案。这些被挫败的修正案涉及调查中国的“劳改”、宗教权利、人权、进口替代、获取和移植囚犯器官、武器扩散、堕胎和绝育、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泄露外资信息、人类健康和环境, 以及贸易赤字等。虽然, 这些修正案被挫败了, 但为以后的游说大战提供了一个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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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itschke, Lori.2000 (1) .“Buttonholding the Undecide d:China NTR Foes Hit the Hill.”CQ Weekly Report, April15:907-11

奥巴马巧实力政策对华影响 第5篇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在外交领域推出“巧实力”战略，经过近一年的宣传与实践，已逐渐明朗起来，将成为未来几年美国对外关系的指导理念，因此备受关注。

“巧实力”概念最早是由一些美国学者提出并加以充实的，后由希拉里提出，针对的是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即片面强调硬实力的侵略性单边主义战略。布什的战略不仅让美国实力受损严重，也使美国形象急剧下滑，美国外交政策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巧实力”战略的涵义，简单地说，就是为了实现美国领导世界的目标，美国政府必须软硬兼施，文武并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手都要用，两手都要硬，不能顾此失彼，只偏重硬实力，忽视软实力。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提供全球福利是关键；第二，美国应输出希望而不是恐惧；第三，巩固传统盟友，赢得新伙伴；第四，从国内改革做起。“巧实力”战略是针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正在下降、新国际挑战、美国力量的优势和不足、一些新兴国家正在崛起的现实，在总结冷战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从奥巴马正式就职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宣示和已经采取的各种外交措施看，“巧实力”战略对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在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遗产”中，先是波折不断后是全面接触的中美关系是一个难得的亮点。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外交战略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对中美关系做出了新的定位，界定为“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并认定这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009年4月1日，奥巴马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英国伦敦出席20国集团金融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提出构建21世纪积极、合作和全面的中美关系，保持并加强各个层次的交流。2009年7月，奥巴马总统在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提出，美中关系将塑造21世纪，其重要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种双边关系。中美伙伴关系必须基于这一现实。这是两国共同承担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则从解决全球问题的角度阐述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两人指出，基本上没有任何全球性问题能单凭美国或中国一己之力予以解决，也没有任何全球性问题能在缺乏美中合作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环境的健康、贫弱国家的稳定以及防扩散难题的解决，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合作。

其次，“巧实力”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确立了中美合作新机制。2009年3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出台了探讨“巧实力”在中美关系中地位与作用的报告。2009年4月，中美双方决定建立“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这是一个持续和强化性机制，主要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和长期性对话。

再次，美国“巧实力”外交战略拓展了中美合作的领域。在2009年4月的G20峰会上，中美两国确定发展合作关系，明确提出加强包括能源、环境领域在内的广泛合作。而在2009年7月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首轮对话中，除探讨加强金融合作及安全合作外，能源和气候变化也首次成为两国战略和经济对话的核心议题。2009年7月28日，中国和美国草签了《关于中美两国加强在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方面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一致认为，气候变化、清洁高效能源和环境保护是中美两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两国间的合作对于增强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通过污染控制和其他措施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至关重要，在上述领域的合作将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支柱，能够促进建立互信互敬，为构建未来中美建设性关系奠定基础。2009年7月，中美两国政府成立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旨在促进中美两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开展联合研究。同时，中美决定成立气候变化政策对话与合作机制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将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合作列为中美之间第二次序的合作内容。中美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两个国家，面临较大的国际和国内压力，节能减排是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中美合作必将对世界能源与气候问题的解决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中美关系进入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阶段，短期内以合作为主。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曾为新政府提出十条建议。其中第十条的主要内容是：新政府不应该因竞争和制约中国的软实力而陷入一场新的冷战。他们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很可能继续增长，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美中两国迎头相撞，为全球影响而对抗。下届总统应寻求确定美国和中国之间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两国可以在“巧实力”议程上合作。能源安全和监理环境应该成为合作目录中的首选，此外还有如公共卫生和不扩散等跨国问题。全球领导权不必是零和游戏。

通过上述分析，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既是在现实情境下充分考虑到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展示其实用主义外交特点，同时他又坚持着美国外交的固有传统，继续充当“民主”、“人权”的倡导者与守护神。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是美国外交之所以立足的根本。由此可见，在看待中美关系的各种纷争与合作时，我们都无法离开这样的多维视角。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不会完全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固有路线，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它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赖于两国充分理解对方的利益，尊重彼此，谋求合作，避免矛盾激化升级。经历不断磨合的中美关系将会逐渐趋向于总体稳定而局部问题显现的传统格局之中。

美国对华政策 第6篇

【关键词】美对华贸易政策；贸易保护；国家利益和政治战略；利益集团

国际贸易中国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载体，国家之间的贸易政策承担了更多的角色，比如经济交往、外交斡旋以及为政治服务，而中美之间的贸易复杂且难以把握，尤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仅具有阶段性而且各具特色，在中国的经济贸易决策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问题，美国对华贸易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对中美建交以来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进行梳理和总结，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一、九十年代以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是为政治战略服务的，尤其处于冷战的特殊时期，贸易政策以友好为主旋律。蒋珠燕（2009）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处于解冻、合作和发展阶段。1979年《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中美贸易开始正常化，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在关税、货币等方面相互提供便利，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平稳发展，美国与苏联的政治博弈主宰着对华贸易政策的走向。杨进欣（2000）认为，不管美国是看中中国具有无限潜力的市场还是处于冷战时期维护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政治战略需要，90年代以前的美国基本上都是以友好主动的态度去寻求与中国多领域的经济合作和贸易。但是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和迥异的文化传统又使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注定是以美国的战略需要为基础。毕元辉（2004）指出中美建交是在美国对苏缓和政策失败的推动下促成的，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始终要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苏联政策的需要，但是其中也不乏掺杂着大量的经济因素，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总体来说，该时期的贸易政策是政治主导经济，双方主要通过政治外交活动开辟新的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促进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

二、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受到不同事件和因素的影响经历了很大的波动，卢欣（2011）指出，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1989年中国发生的学潮事件，中国对于美国的政治战略意义有所减弱，因此克林顿在早期利用最惠国待遇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美国既不想放弃中国的经济市场，又想迫使中国在人权方面向美国屈服。

但是在执政后期，在对华态度上主动对华示好，重申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白大范（2012）指出，克林顿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实行“国家出口战略”的

积极对外贸易政策，尽管克林顿在人权和最惠国待遇甚至台湾问题等方面与中国在政治上有些许摩擦，但是对华贸易的投资潜力和回报始终使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余雄（2000）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核心是最惠国待遇问题，它不仅关乎正常的国际经贸关系更是与两国的政治博弈联系在一起。克林顿时期对最惠国待遇政策经历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演变过程，对华贸易政策由“全面遏制”转向“全面接触”。

在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宋国友（2003）认为，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本土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在国际层面的表现，比如批判中国人权问题的人权组织、美国换届总统竞选的政治筹码。徐荣（2001）也指出，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把最惠国待遇和附加的严苛条件联系在一起作为寻求选民支持的政治承诺。随着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以及美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工商界的强烈反对，加之美国经济日益强大对美利益巨大，最终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脱钩。王晴（2006）认为，美国国会在对华最惠国问题上与总统之间产生的分歧也导致美国对华贸易的波动。袁征的《美国国会、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以及中美关系》也论述了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对华最惠国问题上的争端以及影响国会议员对华问题上的因素。总体来说，冷战的结束使中国的政治战略地位有所下降，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以及政治周期等对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小布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一直处于动态的调整过程中，复杂且又多变，白大范（2012）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丧失了明显的导向性，“接触”与“遏制”并存是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特征。张曙霄和蔡丽（2001）认为，“9.11”事件使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国家安全上，美国以“接触”为主要手段放松对华贸易政策，支持中国加入WTO，允许中国在入世后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随着美中贸易的严重失衡，又使布什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趋紧。李静（2010）认为，为了挽回美中贸易的严重逆差，美国要求中国不断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提高人民币汇率，同时采取反倾销，设置贸易壁垒等方式制造贸易摩擦。

对于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原因，梁碧波（2006）指出，不管在任何时期，贸易政策都要服务于国家利益，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影响和制约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李静（2010）指出，美国认可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支持中国入世加入多边贸易体系，但是随着美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中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趋紧。

四、奥巴马至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奥巴马上台执政时面临国家经济深陷金融危机困境的复杂形势，李静（2010）认为，奥巴马主张实用主义自由贸易政策，即非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或实用主义，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全球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美国需要维持中美正常经贸关系，但是同时需要恢复经济，降低失业率，美国需要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进一步的保护主义，消除贸易逆差，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对华反倾销等达到顶峰。白大范（2012）指出，奥巴马秉承维护“经济正义”的基本宗旨制定贸易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应当反应美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在自由贸易协定中附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和劳工标准，在扩大国家出口的同时抑制进口。

张丽娟（2011）指出，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衰退，国际新秩序面临挑战，美国需要促进出口拉动经济复苏，降低失业率，而中国是美国实行贸易保护的主要对象，美国贸易政策承载了太多的政治责任，贸易政治更加盛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提上议程，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突出亚洲战略，尤其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谈判签订，注入了诸多政治和经济因素，意图制定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所在。对于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马相东（2010）指出，美国本土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奥巴马在国内的支持率急速下降，中国成为美国实施贸易保护和抨击的对象。蔡强（2011）指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会对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产生不同的影响，奥巴马为了维护特定群体尤其是劳工和公共利益集团的利益等，需要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张建新（2009）认为，由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双边经贸关系仍潜存着较大的政治风险。尽管危机过后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借助中美合作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仍然很流行。美国政府认为，对外贸易机会的扩大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进而转化为军事实力，从而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因此需要从经济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

五、结论

现存的美国对华贸易研究集中在美国国内因素影响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比如美国的经济周期、政治周期、利益集团的博弈和公众等，在国内外存在大量相关文献，通过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同时期的特征和原因分析，能够为当今中美贸易问题和国家关系提供建议，但是对于同时期中国国内的相关因素对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以后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帮助中国对发现并分析自身问题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对外经贸关系，促进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罗小军.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經济外交.复旦大学，2014.

[2]毕元辉.卡特政府对华政策的形成.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

美国对华政策 第7篇

1.1批评语篇分析方法的背景介绍

批评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英国,它与语言学、社会科学、 认知科学紧密联系起来,主要用于对官方文件、新闻、访谈等材料进行批评性阅读。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控制的工具”(Kress and Hodge 1979:6)。 它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以语言分析为手段,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以及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意义,进一步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论的基础是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法。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语言具有概念功能、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语篇的语言形式和过程都与这三种功能相对应。Fairclough在出版的《批评话语分析》一书中,阐述了语言、权势、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意识形态普遍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是社会控制和权力关系得以实现的一种重要手段,直接参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构成。

本文分析的新闻语料来自The New York Times网络版2015年9月25日对华气候政策的新闻报道,将从引语的信息来源、词汇选择两方面对该语篇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

1.2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进行的努力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明显增加,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大量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急剧增加,导致全球气候经历着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变化。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工作,并认真履行所做的承诺,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3年,在华沙气候大会上,中国正式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明确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了适应目标、重点任务、区域格局和保障措施,并制定完善碳排放管理制度、建立全国性碳市场,用市场的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将整个社会的总减碳成本降到最低,从而更广泛地促进节能减排,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

2从批评语篇分析视角解读本篇新闻报道

2.1消息来源

新闻等非文学文本通常都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 通过语言分析,可以体现出文本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以及语言对社会过程的介入作用。读者可以直接阅读到新闻人物对于新闻事件的评述,使得新闻报道更具真实性。但与此同时,由于新闻报道者的意识形态不同,在转述引语过程中也会有不同处理方法。

消息来源可以分为明确而具体的消息来源、含蓄的消息来源以及非明确的消息来源。其中,明确而具体的消息来源是指作者把消息的提供者清晰地说出姓名及身份;含蓄的消息来源是指报道者只是提及消息的提供者部分信息,且含糊不清,比如Administer admitted that…;非明确的消息来源是指报道者对消息的提供者并不清楚因而无法提供,也可能是报道者认为消息提供者的信息并不重要而没有提及,抑或报道者因为报道的目的而刻意隐瞒, 故意使用一些极其含糊不清的惯用语来表述相关信息,比如It is believed/said that…。网站上的这篇文章来源主要来自于美方,更多地反映了美方对中国气候政策变化的态度。具体分析如表1。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报道中采用中方的引语约为四处,占总量的36%,且信息来源均为模糊;采用美方的引语约为七处,占总量的64%,其中86%的消息来源是清晰确定的。

在报道中所使用的引语中,来自政府机构和媒体的消息来源占总量的64%,如:“It’s really walking the talk to the commit-ment last year,”said Alden Meyer, director of strategy and policy at theｕｎｉｏｎof Concerned Scientists. 以及“We are not going to de- stroy your economy,”said Florida Senator Marco Rubio, a GOP presidential candidate. 可以看出,美方的明确消息来源涵盖了政府机构、智库专家等观点,更显示出其权威性和专业性,增加读者对其判断的信任度。而来自中方的信息来源均是含糊不清,只是笼统地提到中国的专家等。相比之下,读者对于此篇新闻报道容易倾向于信任美方消息来源的判断。

从报道的引语所反映出来的美方态度来看,赞成肯定中方行为的仅一处,占总量的14%,而与此相反,其余的86%都是批评中国现状或者对中方行为持怀疑态度的言语。这反映了美国媒体在面对中国进行的一系列为制止气候变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后,依然对中国能否如期完成减排任务,达到标准持怀疑态度,言论里充满负面信息,将这种怀疑和不信任传达通过引语传达给读者。这也体现了美国官方一贯的立场和态度。

2.2词汇的选择

语篇的分类系统通常是指语篇对任务和事件的命名和描述,主要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实现(辛斌,1997)。 语篇的分类体系往往能够反映说话人的世界观,具有意识形态意义。

在这篇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涉及对中国的描述中的词汇大多具有负面的色彩。例如标题China Shows It’s Getting Seri- ous About Climate Change

标题表述“现在中国开始认真对待气候变化”了,言外之意即是过去的数年中,中国并未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来对待处理,直到现在才开始在意,开始采取一定的措施,意在批评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做法。在读者面前展示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中国政府形象,与事实严重不符。

在文章里,对于中国的称呼使用的是“China—the world’s largest polluter—has sought to portray itself as a a leader in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in recent years.”(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体,它一直力图在这场气候战争中取得领导者的位置。)这句话通过“the largest polluter”给中国贴上了标签,同时又通过“has sought to portray itself as a a leader in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in recent years”暗示中国“试图在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斗争中占据领导的位置,给读者留下的是“中国所在意的并不是实际的节能减排效果和结果,而是是否在此问题上具有国际话语权”的错误印象。

在谈论中国目前对于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时,文章里说 “But despite these initiatives many lawma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licy makers around the world have viewed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grams with skepticism—more promise than perfor-mance.”(尽管美国的很多法律制定者和全世界的气候政策制定者们前期做了很多工作,但对于中国的各项环境政策等依然抱着怀疑的态度,显然他们的承诺远大于实际的努力。)在这句话里,显然忽视了中国已经做出的各方面努力,而质疑中国开了很多“空头支票”,并继续对于中国今后的努力持怀疑及不信任的态度。

文中,对于中国的称呼还有“heavy-polluting industries of power generation”(能源时代的重度污染行业) 这种极度负面的词汇;谈论到气候战争中,“China benefits internationally from taking on climate change.”(国际范围内,中国从气候变化中获益最多)”“China is drilling a hole and digging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at they can get a hold of.”(中国正在挖一个洞,而这个洞会继续挖下去,会延伸到他们可以延伸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 从这些话语展现出来的中国形象是极其负面且不负责任的。 但实际上,至今为止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大量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从1950年到2000年间, 发达国家仍占77%,发展中国家之战23%。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为减缓气候变化一直在做出不懈的努力,结合中国实际制定政策并采取积极措施,试图和全球的国家协力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而与此同时,“Under national plans to curb climate change,the U. S. would invest in expensive efforts to cut carbon emissions while other countries — primarily big developing nations like Chi-na and India — would reap the benefit without doing anything to slow their own emissions. ”(虽然代价昂贵,但美国还是采取全国性的措施来控制气候变化。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大国——不必减缓他们排放温室气体而从中获益。)从这段措辞中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到目前为止的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所做的努力被忽视,而且还以嘲讽的口吻写出中国是“渔翁得利”的一方。通过新闻报道展示的中国形象显然是极不负责且负面的形象,这与事实恰恰相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新闻报道中,通过这些带有有色眼镜的称谓以及负面词汇的描述,一个不负责任,世界级的污染大国的投机形象就跃然纸上了。这些词汇的选择充分体现了报道者的意识形态。

3结束语

本文从批评语篇分析视角对美国New York Times网站上2015年9月25日对于中国气候变化政策方面的报道为例,从消息来源(引语)、词汇选择等方面来进行分析,表现出新闻报道是如何在消息来源的选择、词汇的选择以及引语的运用等方面来引导读者对于中国气候政策的观点,通过对于中方模糊消息来源以及负面的词汇选择及信息的表达来传达出“中国是个不负责任的大国,对于气候变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形象。 通过本文从不同视角进行的分析,在话语分析过程中纳入了社会-政治视角,以期读者在阅读新闻过程中,能够运用批评语篇分析方法来分析新闻背后的意识形态,了解媒体的政治意图,形成正确的判断及观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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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灵.从批评语篇分析的视角中分析新闻转述引语[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10).

美国对华反补贴问题浅析 第8篇

在对华反补贴问题上, 美国采取的是递进的做法, 在九十年代以前美国秉着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反补贴调查的原则一直没有对中国适用其反补贴法, 但是到九十年代,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 中美间贸易额逐年增加,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渐提高, 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 美国也开始逐渐修改了其有关反补贴的国内立法, 掀起了对中国反补贴调查的浪潮。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而划分这两个阶段是从美国商务部发起对产自中国的铜版纸反补贴调查案件为标志。2007年3月, 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对中国公司适用反补贴法, 称中国“已发展到可以适用中国反补贴法的经济阶段”, 从而突破了“反补贴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定论, 开启了美国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先河。

第一阶段:1991~2007年3月。在2007年3月之前美国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无法想象的, 其程度很深并且无法计算。产品的生产成本与补贴的区分也很困难, 无法比较市场补贴价格和市场主导价格, 因而反补贴的幅度不能计算, 反补贴税率也无法判定。因此, 在这个期间发生的反补贴案件, 美国商务部裁定对原产我国的产品是不适用反补贴条例的。

第二阶段:2007年3月至今。美国发起的对华反补贴调查频率越来越高的同时认定中国涉案补贴的企业也越来越多, 最终对企业征收补贴税也愈来愈常见。

二、美国对华反补贴的影响

1、反补贴调查将影响我国所有产业及产品。

从国外反补贴的实践看, 反补贴措施所涉及的产业分布范围较广, 但主要是饮料、烟草、塑胶产品、纺织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和轻工产品等。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及中低技术产品都

2、反补贴调查往往会导致连锁反应, 使我国企业遭受更大损失。

美国在2007年3月之前一直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对待产自我国的商品, 因而基于其国内生产厂家的要求发起的反补贴调查的结局要么是不予立案, 要么就是以无法确定补贴幅度或补贴价格等原因而不了了之, 但事情发展到了2007年的铜版纸案后, 美国修改了其国内立法, 称中国“已发展到可以适用中国反补贴法的经济阶段”, 从而突破了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补贴调查的底线, 开始对我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

3、反补贴会削弱出口产品竞争力, 影响中美贸易良性发展。

由于反补贴本身就比较复杂, 涉及的信息收集难度很大, 所以反补贴应诉的难度十分大。而且, 反补贴调查立案后, 企业和政府将面临繁琐的问卷调查和高额的法律诉讼费用, 一旦成立, 将根据补贴数额被征不超过五年的反补贴税, 这些都将使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为减弱。如, 2008年2月20日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焊接压力管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2009年1月28日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焊接压力管作出反补贴终裁, 裁定中国涉案产品的补贴率为1.10%~299.16%。鉴于中美间贸易的快速发展, 美国仅次于欧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美国对华采取反补贴措施及征收反补贴税将严重不利于中美贸易的发展。

三、我国应对美国反补贴法律措施

一是针对反补贴诉讼调整禁止性补贴规定。我国目前不少经济政策与《SCM协议》允许实施的补贴相悖, 比如实际存在的出口补贴、进口替代政策、外资税收政策、外资产业政策、信贷资金政策、经济技术担保政策和西部开发优惠政策中存在的产业专向性、产品专向性和地区专向险等禁止性补贴。对此, 政府要切实履行“入世”相关承诺, 积极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方面的专家, 对我国现行的补贴与反补贴规则作深入的研究与梳理, 在充分把握《SCM协议》精髓的前提下进行取舍和选择, 主要是要取消各级地方政府给予企业此类补贴的权力, 同时中央政府要调整补贴政策, 取消那些会被认为属于禁止性的补贴, 用其他方式实现出口和进口的替代政策。

二是加大对不可申诉补贴的适用范围。不可申诉补贴主要是指对科研补贴、环境补贴和落后地区的补贴, 是指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 或虽具有专向性, 但符合《SCM协议》中的一切条件, 其他成员不应采取反补贴措施并不可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或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我国政府要加大不可申诉补贴的应用范围, 引导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反补贴而言, 如果某一产品市场竞争的关键是价格, 而产品的研发成本又构成该产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不仅可补充该产业研发资金的不足, 还可以降低企业的市场风险, 增大未来产品在竞争市场上的降价空间。政府加强对企业研发的扶持和投入, 一则使企业适应差异化的市场需求, 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二则可以为该企业大规模扩张寻求“规模效应”提供帮助和可能。总而言之, 对企业的该三类行为实施补贴, 既可以真正提升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又不会在短时期内对国际市场造成不当的冲击或强占, 体现了WTO试图引导政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苦用心。

三是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美间反补贴问题。中国可根据WTO争端解决程序诉诸WTO, 寻求在WTO框架内的解决之道。WTO体制下源于经济的贸易摩擦, 其首要的解决途径应当是法律;其最重要的依据仍然是法律。政府通过磋商程序和WTO争端解决程序与有关进口国进行磋商或者向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请, 要求有关进口国取消违背WTO规则的反补贴措施。另外, 美国对华适用反补贴法存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中国可以据此力争。

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入世的, 在国际社会中我们也一直以发展中国家的姿态出现。这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 中国应当充分利用反补贴协议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来支持本国产品的出口和经济发展, 并抵制外国可能对我国采取的反补贴措施。

四是制定与补贴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制定与补贴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面可参考以下原则或方法:其一, 就总体原则而言, 首先应遵循《SCM协议》所规定的原则和精神, 不与其相违背;其二, 就立法体例而言, 我国的补贴可采取单独立法的形式。虽然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在一些实体规则和大多数程序规则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实体规则方面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有必要将反补贴立法与反倾销立法分离, 对补贴进行单独立法。对此, 一方面应在法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层面上按照多边贸易体制中有关补贴的规定和要求, 对补贴进行专门性立法。同时, 还可以在相关立法如预算法中对每年财政中用于补贴的数额的确定方法和程序做出规定, 在与产业发展相关的法律中对各种产业如何获得补贴以及补贴的方式和程序予以明确;另一方面对一些特殊而具体的补贴内容可以以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比如, 对环境方面的补贴可以规定在与环保法相关的条例中, 又如对农业方面的补贴可以在与农业相关的产业扶植和改进等为内容的条例中逐一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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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建明, 陈志东.国际经济法专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3]李毅, 李晓峰.国际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与特保措施[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

中国希望美国改变对华歧视性做法 第9篇

2013年1月3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涉及对华卫星出口管制等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 表示中方注意到美国正式公布《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放宽了卫星及相关物项出口管制, 但对中国仍保持严控, 不仅禁止对华出口、再出口或转移, 而且也不允许在中国发射,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美方曾表示出口管制体系改革将使中国受益, 并曾承诺努力促进高技术产品对华民用出口, 但实际上不仅始终将中国排除在出口管制改革受益方之外, 而且还采取措施继续限制中美在民用卫星领域的合作, 中方对此深感失望与不满。中方希望美方能切实履行承诺, 改变对华歧视性做法, 在美出口管制改革过程中重视并解决中方重点关切, 实质性放宽对华出口管制, 这将有利于扩大中美双边贸易、促进两国贸易平衡, 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美国对华反倾销会计预警模型研究 第10篇

一、反倾销预警系统研究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反倾销预警系统的研究, 主要分析了与反倾销有相关关系的因素, 从一定理论角度或实务角度展开探讨。Mark, H.G和Schwartz, J.B (1984) 发现对一个行业, 进口渗透比率 (进口货物/国内消费量) 、资金股票和一体化非常重要。通过调查国际贸易中心的实质伤害, 发现国内一个行业公司的数量、雇佣比率的变化、销售利润的比例及熟练工人的比例都很重要。Hoekman, B和Leidy, M.P (1992) 通过分析得出了进口产品的性质对于反倾销的提起有一定的影响, 中间产品更容易引起进口国采取反倾销等临时性的保护措施;并从产业损害的角度建立了预警指标体系, 得出进口渗透率、雇员总数量、生产工人总数、平均工资、平均产量工资、以货币表示的资本占以货币表示的发货量的比率、倾销幅度、“贸易协定法案”等变量与实质性损害相关性显著;边际价格-成本、新资本支出/货币表示的发货量的比率、化工及附属产品指数, GNP等变量与实质性损害的相关性不显著。Hansen, W.L和Prusa, T.J (1997) 收集了具体行业、进口、政治等方面的数据, 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反倾销裁定为因变量构建模型, 分析得出反倾销的裁定受到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由于行业对政治产生压力的能力大于经济损害的影响, 结果显示必须要充分重视行业的力量。

(二) 国内文献综述

相对国外而言, 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王明明 (2003) 运用图谱法预警进口产品的反倾销, 即通过进口产品价格变化图、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变化图以及市场份额变化图, 判别进口产品的动向以及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 并发出预警。卓骏、单晓菁 (2003) 通过时差相关分析选择预警指标, 确定欧盟对华反倾销的警兆指标为中国出口额、中国出口增长率、中欧贸易额、中国向欧盟的出口额、欧盟GDP紧缩率、欧盟进口总额、中国向欧盟的出口额占欧盟进口总额的比重等7个指标, 建立了欧盟对华反倾销统计预警模型和预测模型。

二、反倾销预警系统的设计

(一) 警兆指标与警义指标之间的时差相关分析

以警义指标为基准指标, 通过时差相关分析可计算出警义指标与各警兆指标之间在不同延时数的时差相关系数, 由时差相关系数可确定各警兆指标对警义指标的相关强度及对应先导长度。根据表1的结果, 可得出结论:虽然有些指标在不同的先导长度与反倾销立案数量之间存在相关性, 但在具体选取警兆指标时, 由于样本容量不大, 所以应先对各警兆指标与警义指标的时差相关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 在此以0.05的显著性水平为标准对警兆指标进行筛选, 据此标准, 在时差相关系数中, 找出不同时差关系中绝对值最大的相关系数, 根据绝对值最大时差相关系数, 确定各警兆指标与警义指标的时差相关关系。

注:*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显著性检验。

(二) 警义指标变量的警限确定

警度即警情的严重程度。将美国对华反倾销预警的每年立案总数进行报警区间的划分, 相应地有无警警限、轻警警限、中警警限、重警警限、巨警警限。警限的划分方法主要有正态归一法、μ—δ法、系统化方法及经验数据法等。前两种方法都是需要大样本容量的统计学方法, 而经验数据法的缺陷是主观性太强。系统化方法能够全面考虑系统的自身变动规律及国际变化趋势, 相应采取一些客观原则进行研究, 遵循多数、半数、均数等原则, 然后将各种结果加以合理综合, 得到较科学的结论。多数原则:选择占2/3的区间作为中警上限, 全部数据共25个, 2/3区间落在第16个和第17个数据上, 取其平均数为6, 因此按多数原则选定的中警上限为6。半数原则:选择占总数1/2的区间为中警上限, 全部数据25个, 1/2区间位于第12个和第13个数据之间, 取其平均值为3.5, 故按半数原则选定的中警上限为3.5。均数原则:使用所有数据的平均数作为中警上限, 全部数据个数为25, 反倾销案件总数为111, 故按均数原则确定的中警上限为4.44。综合考虑以上三种原则所计算的中警上限, 可确定美国对华反倾销系统中警上限为5, 中警下限为4, 即轻警上限为4。在此基础上, 再根据多数原则和均数原则确定美国对华反倾销警义指标的各级警限, 结果见表2。

(三) 单指标预警

单指标预警是在对警兆指标数据进行判断分析后, 按一定的方法划分警兆指标的报警区间, 将每一个警兆指标归入对应的报警区间, 并给予相应的警值。单指标预警可根据警义指标的警度情况, 逆向地找到导致警情指标变动的主要影响指标, 并找到引发警兆的警源, 针对警源进行相应的控制。本文根据“射线原则”进行确定, 将警兆指标与警义指标的报警区间对应起来。“射线原则”的基本计算方法如下:设mx, my分别表示警兆指标x与警义指标y的最大值, nx与ny分别表示x与y的最小值, kx (i) 和ly (j) 分别表示x与y各区域间的分界值。i, j=1, 2, 3, 4, 分别对应轻警、中警、重警、巨警的下限, 由“射线原则”有, [mx-kx (i) ]蛐[my-ly (j) ]= (mx-nx) 蛐 (my-ny) , 则kx (i) =mx-[my-ly (j) ]觹[ (mx-nx) 蛐 (my-ny) ]。由此可以确定x各预警区域的分界值, 需要说明的是, 当警兆指标x与警义指标呈正相关时, i=j;当警兆指标与警义指标y呈负相关关系时, j的1, 2, 3, 4对应于i的4, 3, 2, 1。根据以上公式, 可计算各警兆指标的预警区间, 结果见表3。

(四) 美国对华反倾销模型预警效果的检验

统计预警模型是利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在有关历史数据分析基础上建立的, 因此其预警是否有效必须通过预警效果检验。在此设美国对华反倾销警义指标的实际警度与警兆指标的实际警度之差为0或1的为有效预警。并用PI系数来检验预警指标是否有效, PI等于该指标有效预警次占全部预警次数的比重。如果PI指数大于或等于90%以上, 表示预警效果十分显著;如果PI指数大于或等于80%, 表示预警效果显著;如果PI指数大于或等于70%, 表示预警效果比较显著;如果PI指数大于等于60%, 表示预警效果基本显著;如果PI指数小于60%, 表示预警系统失效。从对1981~2005年美国对华反倾销预警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美国失业率对警义指标的预警失效, PI指数为50%, 其原因主要在于该指标的先导长度为4年, 导致其预警精度不够;中国向美国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的预警效果比较显著, PI指数为75%;美国从中国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比重的预警效果比较显著, PI指数为75%。说明中国向美国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美国从中国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比重这两个指标的预警效果比较有效。

三、主要结论及展望

本文以美国对华反倾销为研究对象, 建立美国对华反倾销行业预警指标体系, 构建了美国对华反倾销预警系统 (依据“反射原则”的单指标预警) 。由于时差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的筛选以及预警效果检验的筛选, 得出中国向美国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美国从中国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比重两个警兆指标, 且这两个指标十分相似, 均为集中度类型的指标。笔者认为, 美国从中国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比重能更有效地预报美国对华反倾销。同时, 本文在初步警兆指标的选取仍存在不够全面的缺点, 一方面定量的警兆指标选择范围仍不够广泛;另一方面, 如出口国行业协会的影响力、出口国的反倾销意识等一些定性分析的因素没有纳入警兆指标的分析范围之中。在时差相关分析中, 采用了较为常用的显著性水平而删除了大部分的警兆指标, 导致后续分析中警兆指标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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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 第11篇

近期的“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将贸易保护主义的话题再次推上世界经济舞台。2009年6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宣布，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提出了对乘用车、轻型货车用中国制轮胎在三年内分别征收55%、45%、35%的特别关税，并于2009年9月11日由奥巴马正式宣布实施。这一举措掀起了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新一轮高潮，在引发印度等国家跟风进行类似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之外，也引起了学界和政界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广泛关注。

一、美国近年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概述

自从2009年1月美国总统换届以来，相比小布什的保守主义，民主党人奥巴马领衔的美国政府在经贸政策表述上更强调与中国进行协作。例如奥巴马在近期中国外长访美期间，曾经表示在金融危机下美中两国都需要在经济上做出调整，中美应当在经济上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结构性合作，愿同中方在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方面加强沟通协调。在G20峰会上，奥巴马也表示“美国支持自由贸易，致力于继续拓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美方愿同中方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经贸领域问题。”但事实上奥巴马上任之后由于各方面原因，对华经贸政策仍然具有相当对抗性。例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要求中国加强对美国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对中国产品安全、环保与劳工标准的监管力度等。而在贸易保护方面，近期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则明显呈现加速趋势：

奥巴马上任之前，作为中国最大货物出口市场国，美国就已是 20世纪末以来对中国发起和采取各类贸易保护措施最多的发达国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从1995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世界各国对中国共发起反倾销调查677起，其中仅美国就占据了87起，位居第二位（最多的是印度，120起）；同时间内各国对中国采取反倾销措施479起，其中美国占了66起，同样居于第二。各国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23起，美国占据13起，高居第一。各国对中国实施反补贴措施13起，美国占7起，高居第一，等等。而奥巴马上任后，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并未能如同其政策表述一样出现消减，反而出现了加速趋势。在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之后，又采取了多项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且频率加快。仅2009年下半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行为就可列出如下：

2009年7月，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编织电热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2009年8月3日，美国商务部对我输美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征收0至264.98%的反补贴税和 154.72%至 386.28%的反倾销税；2009年9月9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反补贴调查案初裁裁定中国涉案企业10.9%至30.6%不等的补贴幅度；2009年9月28日，美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对我输美钢制标准紧固件产品进行“双反”损害调查；2009年10月14日，美商务部决定分别对原产于中国的部分铜版纸与紧固件产品进行“双反”合并调查；同月，美国商务部又宣布决定对部分中国无缝管产品启动“双反”合并调查，等等。

二、美国近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加速的政策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贸易保护主义属于对抗性贸易政策之一，其目的是以限制进口来减小贸易逆差，同时保护国内企业和就业。中国从2000年起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08年美国对华总贸易逆差达到2663亿美元，约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38%，因此美国采取措施减小对华贸易逆差理所当然。然而一国减小贸易逆差的政策工具有很多种，一般情况下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限制进口并不是最佳选择，它既违背自由贸易精神，还可能招致它国采取经济、外交报复。那么美国政府为何在近期选择通过加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来减小对华贸易逆差呢？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其它减小对华贸易逆差的政策工具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效果受限。同时，奥巴马政府的就业政策和政党政策也要求当前加速对华贸易保护。具体分析如下：

1.汇率政策对减小对华逆差作用不大。汇率政策是调节一国贸易收支的最常用工具，逆差国政府往往通过本币贬值（或促使它国货币对本国货币升值）来改变其进出口产品相对价格，降低进口产品价格竞争力，从而达到减小进口增加出口的目的。美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利用汇率工具来减小其贸易逆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日美签署的“广场协议”，当时美国通过要求最大逆差国日本大幅提高日元兑美元汇率来减小美日贸易逆差，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进入 21世纪以来，美国为了解决至2008年将近7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减小对中国将近 3000亿美元的逆差，也积极通过美元贬值，并通过政治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来减小对华贸易逆差。例如2005年至2008年末，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就已由1：8.1936下跌到1：6.9477。然而通过美元贬值减小对华贸易逆差的效果似乎并不好：2005年至200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2016、2325、2563、2663亿美元，逆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其原因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世界分工结构变化产生的，中国出口美国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很小，美元贬值难以起到抑制进口的作用（即马歇尔-勒纳弹性条件不满足）。因此，美国单独采取利用间接价格渠道的汇率政策无法有效减小对华贸易逆差，这就直接诱发美国政府采取更为直接、更具强制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来减小对中国产品的进口。

2.财政货币政策无法针对对华贸易逆差。除了汇率政策以外，财政货币政策也能起到减小一国贸易逆差的作用。其机制是逆差国通过紧缩财政货币，降低国内总需求，从而抑制进口，达到减小贸易逆差的目的。这也是各国所普遍使用的调节贸易收支的政策，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对许多处于严重贸易逆差和通货膨胀的拉美国家进行援助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它们紧缩财政和货币，以减少贸易逆差及其带来的货币对内对外贬值。然而可惜的是，在当前美国饱受次贷危机影响，实际经济增长率由2005年的3.1%骤降至2008年的0.4%的经济背景下，奥巴马政府不可能采取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减小贸易逆差，因为这将打击美国本已衰退的总需求和就业。非但如此，奥巴马政府还需要通过扩张财政和货币来刺激经济恢复，例如奥巴马上任以来，为了缓解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采取了类似小布什在 21世纪初所使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更新联邦建筑物的老旧暖气系统等5项措施等。同时，根据美联储的最新数据，截至2009年9月，美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由2006年最高点的5.02%降至0.15%的水平，这已是美国自1954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超低利率。因此，美国政府当前是无法通过紧缩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起到降低对华贸易逆差的作用。在前述汇率政策工具失效的前提下，也就只能通过加速对华贸易保护来达到降低对华逆差的目的。

3.就业政策要求限制中国进口。近期加速对华贸易保护是奥巴马政府对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失业率上升的政治回应之一。美国近期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失业率出现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展望》的数据，美国失业率由2006年的4.6%上升到2008年的5.7%，2009年失业率估计进一步上升为7.2%。而美国有相当部分民调认为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加是美国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同时数据似乎也支持这个观点：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至2008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占美国贸易赤字比例已经由28.2%上升到38.3%，截至2009年1至8月更是上升到60.4%，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成为美国当之无愧的最大顺差国。在国内失业率大幅上升的前提下，奥巴马政府为了维护执政地位、获得民意支持，自然必须选择加强对华贸易保护。

4.政党政策迫使奥巴马加强对华贸易保护。经济政策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一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可能对经济政策的变化起到微妙甚至重要的作用。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政体，执政党必须在其就任期间争取民意支持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就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加速这一现象而言，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其对应的政党政治背景。首先，加速对华贸易保护是奥巴马政府还清“竞选债务”的需要。2009年新上任的总统奥巴马曾经在其南方巡回竞选演讲中表达了对中国产品“夺取了美国成千上万就业岗位”的不满，并承诺他所组成的政府将坚持履行美国贸易的正当权利。这一口号使他得到了美国众多工厂主、行会领袖和工会的支持并最终获得了竞选胜利，因此需要在任职初期实现对其支持者的承诺以维持其统治。其次，加速对华贸易保护是奥巴马政府在任职之初赢得民意支持以实现政治意图的需要。以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轮胎实行惩罚性关税为例，奥巴马政府计划促成其新的医改措施，需要尽可能得到国内各界的支持。而提起此番特保调查请求的美国钢铁工人工会代表的工会组织拥有奥巴马政府非常看重的民意基础，因此奥巴马拒绝多数派意见（除钢铁工会外大多数组织和利益集团都持反对意见），选择照顾少数派情绪，有明显争取工会支持的政治意图。同时，奥巴马选择在9月11日宣布对华输美轮胎实行惩罚性关税，同样也是争取民意，提高其支持率的行为。第三，美国往往对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有意采取歧视性贸易保护政策。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经济也保持高速发展，已经在多方面触及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抑制潜在竞争对手、维护美国世界霸权是美国许多政治力量的目的和政治口号，因此奥巴马政府顺应其要求，将贸易保护的矛头首先指向中国也不是不可理解。

三、近期美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应对措施探讨

针对以上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加速的政策原因，我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

第一，由于美国近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加速一方面源于其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财政货币政策调节贸易逆差的效果受制，含有被动和无奈的因素，因此我国政府可以采取配合性宏观经济政策，帮助美国恢复经济、主动减小对美贸易顺差从而抑制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具体措施可以包括：（1）继续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以支持其扩张财政政策；（2）增加政府对美商品采购；（3）适当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4）增加国内需求以增加国内消费和对美进口。

第二，理论界应当针对奥巴马政府基于就业政策和政党政策的需要而采取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借口进行驳斥。例如“中国对美国大量产品出口挤占美国市场，导致美国近期经济出现下滑，并带来大量失业”等观点，以避免在反贸易保护行动中陷于被动境地。

第三，针对美国政府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加速的态势，我国政府和企业一方面可以利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勇于应对，维护正当权益，同时也可以采取对抗性政策，即采取调整人民币汇率、对美国出口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禁止进口等政策措施，以让美方了解到两个大国采取贸易对抗的消极后果，从而回到协调合作的轨道上来。事实上中国近期在很多问题上也是这么处理的，例如在美国宣布对输美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后，在2009年7月1日，商务部宣布停止从美国进口肉鸡等。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的对华政策 第12篇

长久以来, 日本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它若想追求亚洲的霸权, 就必须要先弱化与分裂中国不可。因为日本的资源有限, 它的任何企图称霸东亚的想法, 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国的威胁, 因此只有中国的分裂与衰弱, 日本才会有"出头"的一天。日本之所以会举国一致的推动明治维新, 除了受到西方强权的刺激之外, 同时也是看到中国正处于衰弱的历史困境之中, 这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日本只要比中国抢先达成现代化, 那么才有机会压制落后的中国而称霸亚洲。

1868年, 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 意图通过这次改革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强国。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事件, 改革的范围涉及当时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场变法维新运动, 使日本由一个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强国。在经过将近40年的跨越式发展后, 日本终于完成了近代化, 随后就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进程。

一、日本知识分子的对华观

明治维新初期, 大量的日本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思想的熏陶, 他们接触了先进的思想, 先进的技术, 而他们在思想变化的过程中对中国的看法也逐渐改变。

福泽谕吉, 明治时期的思想家, 作为深受西方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 他提出了「脱亚论」的主张。在「脱亚论」中, 福泽如此写道:“日本是东亚国家中成功移植西方文明的典范, 不幸的是有中国和朝鲜这两个近邻。这两个国家固步自封, 非常落后。而西方诸国把日本和这两个国家看做是一样的, 这是日本的一大不幸。为了日本的未来, 与其花费时间等待这样的邻国实行开明政策, 一起共图振兴亚洲, 不如脱离他们, 转而与西方的文明国家共进退, 我们日本不需要有什么顾忌, 就像西方列强对待这两个国家那样来处理中国和朝鲜的问题就行了。亲近坏人就会与之共背恶名, 所以, 我们应该彻底地摆脱这两个坏朋友。”

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把中国和朝鲜称为「恶友」, 他说“虽然中国和朝鲜是日本的近邻, 但是没有必要给予他们特殊的照顾。日本接触中国和朝鲜之法, 可以像西方列强一样处置他们。”福泽谕吉的「脱亚论」, 预示了日本近代史的发展方向。他所谓的“脱亚”不仅仅是“入欧”, 还包含着“侵略亚洲”的性质 (刘家鑫2003:17) 。

依笔者所见,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 充分推动了日本加入西方列强队伍的步伐, 充分体现了日本加入西方列强队伍瓜分中国的想法。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体现了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同一时期, 另一位知识分子中江兆民在『三醉人经纶问答』里, 虚拟了「南海先生」这个人物, 借这个人之后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的认识。他强调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对于这样的中国, 日本与其采取敌对的姿态, 不如给予理解和帮助, 以消除中国敌视日本的情绪。这个思想从表面上看是主张温和的政策对待中国, 但实质上是中国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利益源泉”。所以说, 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对于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蔑视中国的思想, 是明治维新初期的一个大问题。在这种蔑视中国的思想的背景下, 日本提日本提出了｢征韩论｣。而｢征韩论｣和大陆政策的制定标志着日本迈出了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的第一步。｢征韩论｣和大陆政策是日本知识分子大肆鼓吹中国蔑视论的背景下的产物, 切实的反映了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对华政策。下面, 围绕着日本对华问题的争论以及对华政策的制定进行研究。

二、对华问题的争论以及对华政策的制定

2.1、围绕着征讨朝鲜的争论

1840年, 鸦片战争,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与此同时, 西方列强也没有放过日本这个猎物。1853年, 以佩里到达日本为契机, 腐败的德川幕府被推翻, 成立明治新政府。由此, 日本开始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进程。新政府积极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 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 扩大军事力量。同时日本为了废除和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以及能够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国家进行着努力。

明治新政府成立初期, 摆着他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废除不平等条约, 和西方列强改善外交关系。因为, 在1871年, 明治政府向欧洲以及美国派遣了以岩仓具视为代表的大型代表团, 加强同列强的关系, 力争能够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对于当时还很弱小的日本, 西方列强对于日本的这种举动并不买账。代表团通过对于西方列强诸国的考察, 痛感日本国力弱小, 向明治政府进言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明治新政府采纳了代表团的建议, 开始施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换言之, 通过考察团对于欧美强国的考察, 明治政府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于西方列强来说还是弱小的国家, 不得不妥协于西方列强之下, 但是这种妥协所带来的损失, 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弥补。这种弥补只要通过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才能实现。因此, 明治新政府成立初期, 对于中国和朝鲜的态度就是侵略 (唐则铭2001:131) 。

日本对中国和朝鲜采取强硬的态度, 而征讨朝鲜作为日本对外政策的一个中心。围绕着征讨朝鲜, 日本各方争论不一。久留米藩的攘夷主义者佐田白茅和森山茂于1869年4月向政府提出了「征韩论」这一想法。同年7月下旬开始, 「征韩论」成为了政府最高首脑会议的中心议题。

同时, 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日本政府代表团, 远赴朝鲜, 要求朝鲜解除闭关锁国, 打开国门。但是西乡等的开国要求遭到朝鲜的拒绝, 西乡隆盛以在朝鲜国王面前自杀为要挟, 并以此为借口主张对朝鲜开战。但是, 与西乡隆盛对立的大久保利通等人认为应先进行对内治理, 建立起现代化的国家, 然后才能对外展开征讨。同时, 大久保等利通人也担心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干涉, 因为极力反对“急征”朝鲜。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在政治上的对立, 导致了明治政府内部的分裂, 西乡隆盛下台, 并因此发动了西南战争。西乡隆盛之后是板垣退助, 板垣退助也是一名极力主张征伐朝鲜的政治家, 虽然被称为自由民权运动家, 但对于朝鲜, 板垣一直持有强烈的蔑视思想。同时, 最初反对西乡隆盛的大久保利通等人自西乡隆盛下台之后, 也借江华岛事件迈出了侵略朝鲜的第一步。

「征韩论」的提出从表面上是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行动。但是, 当时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 征伐朝鲜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的挑战。随着日本政府提出「征韩论」, 制定大陆政策, 日本迈出了大陆侵略的第一步。

2.2、大陆政策的提出

大陆政策也称为大陆经略政策。日本政府的大陆政府具有很深的社会根源。明治维新初期, 以外务大臣柳原前光, 副岛种臣为首的政治家提出了以下说法:“日本是海外的一个孤岛, 易攻难守, 为保皇国的永世太平, 体现皇国的威力, 规避国防危机, 获得大陆领土是必需的。”同时, 明治政府不断地向日本国民宣扬中国“威胁”论, 借此为侵略做好铺垫。明治政府以明治维新为契机, 以战争的手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进行侵略吞并。大陆政策的提出体现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1888年, 明治天皇发表『御笔信』, 明确提出了大陆政策, 大陆政策真正地进入了实施阶段。日本的大陆政策也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根源所在, 而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开始了侵略中国的全面展开。日本政府充满野心的大陆政策的制定, 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性格。

结论

幕府末期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 但是大陆侵略思想也已开始有所抬头。而这种侵略思想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其中一部分是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提出, 更多的是由政治家以及知识分子的言论而提出。当时的日本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 国力弱小, 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随时时代的改变, 日本的统治者的对华态度逐步改变。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让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了近代化, 成为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此后, 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政府瞄准了日渐衰弱的中国, 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这些政策方针的核心内容就是侵略扩张。日本政府以极大的热情展望着亚洲大陆问题, 侵略中国也获得了成功。明治维新初期对华政策的制定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特点:1, 日本人口众多, 国土面积狭小, 资源匮乏, 面对如此境地, 日本政府为了维持日本民族的生存提出对外扩张, 而亚洲大陆是日本的首要目标。2, 对中国蔑视思想的存在。日本把侵略中国称作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开战。3, 日本和中国同样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压, 面对西方列强日本无力还击。通过明治维新, 日本迅速强大, 为了弥补失去的损失, 日本选择对华侵略。

由明治初期日本对华的各种政策的提出以及之后的实际行动, 再到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 让中日两国的关系走向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道路。今后, 笔者将继续以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的对华政策为基础进行研究, 更进一步的探讨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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