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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认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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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认知范文(精选7篇)

农户认知 第1篇

关键词:农户,节水灌溉,认知程度,影响因素

改善传统的灌溉模式,转变粗放型的用水模式,可以实现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是我国农业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查询,采用滴管、喷灌等先进的灌溉模式,相对传统的大水漫灌灌溉模式,可以节省约70%的用水量。与此同时,这些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还可以有效提升灌溉制定,提升农作物种植效率。但是,截至目前,仍然有很多人民群众没有认知到节水灌溉技术的种种优势,导致这些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难以转化为真实的生产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开展节水灌溉技术认知普及工作,发挥出节水灌溉技术的真实作用,促进我国农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农户节水灌溉技术认知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户个人因素

对农户个人因素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的数据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农户如果是当地村委会干部或者用水协会干部,其潜意识之中接受节水灌溉技术的可能性较大。从其身份背景和社会因素角度进行分析,这些农户接受新鲜事物的渠道相对较多,责任心也相对较强,往往会以身作则,引进节水灌溉技术。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接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农户对于引进节水灌溉技术的主观能动性也就越强,农户对于节水灌溉技术的认知程度也会提升,进而有效促进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

(二)农户生产特征因素

从人民群众所从事的农业生产的特征角度进行分析,灌溉过程所产生的生产成本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结合对相关数据资料的总结,可以发现,不同节水灌溉技术所带来的灌溉成本的不同,会在人民群众心中产生强烈作用。具体来说,以滴灌和喷灌为代表的先进节水灌溉技术,可以有效降低灌溉成本,促进人民群众农业种植收益的提升。与此同时,利用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也有助于降低生产过程的劳动强度。

(三)技术认知因素

通过对相关数据文献资料的查询,可以发现,人民群众对于先进技术的认可程度,对于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有着决定性的营销作用。具体来说,随着人民群众对于节水灌溉技术应用满意度提升、节水灌溉技术宣传程度的逐步提升,人民群众对于节水灌溉技术的认知程度也会提升,也会为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提供途径。与此同时,如果人民群众对于传统的灌溉模式存在较多不满,人民群众对于新型灌溉技术的引进也会有着较高的渴求度。综合起来看,所引进的节水灌溉技术的经济期望、普及难易度,将对整个节水灌溉技术普及过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四)区域环境因素

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还和当地区域的用水管理政策以及用水环境有着直接联系。具体来说,随着国家政策对于先进节水灌溉技术重视程度的提升,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也会加快速度。与此同时,如果当地区域的自然环境相对恶劣,人民群众对于节水灌溉技术的渴求度相对较高,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速度也会相对加快。

二、提升农户节水灌溉技术认知程度策略分析

(一)提升农户引进先进节水灌溉技术的积极性

为了促进节水灌溉技术普及率的提升,首先要让农户充分意识到传统灌溉方式存在的不足。具体来说,仍然有一部分农户认为传统的漫灌方式操作简便,种植成本也相对较低。针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相关部门强化节水灌溉技术宣传力度,对先进的滴灌、喷灌技术进行重点推广,帮助农户算一笔“经济账”,让农户充分意识到,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不仅操作方便,还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消除农户对先进节水灌溉技术的抵制情绪。

(二)促进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认知程度的提升

通过对相关数据资料的查询,可以发现,当前农户对于先进节水灌溉技术的了解程度相对较低,甚至还没有突破10%,沿用传统灌溉方式的农户数量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相关组织单位大规模向农户普及节水灌溉技术知识,不仅仅在表面上进行对技术的宣传,而是用事实说话,向农户展示相关数据,让农户深度了解节水灌溉技术的优势,促进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认知程度的提升。

(三)优化节水灌溉技术普及政策

从政策调控角度进行分析,要求相关部门不仅仅重视对先进节水灌溉技术的宣传,更要求拿出相关的扶持政策,利用政府的力量,帮助农户更好的享受到先进节水灌溉技术带来的福利。例如,可以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鼓励农户采用节水政策,促进灌溉效率的提升。

(四)完善现有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体系

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系统的复杂工程。因此,就需要从完善推广体系层面,充分结合当前农村灌溉的实际情况,从技术普及、资金筹集、责权划分等角度,进行对现行推广体系的完善工作。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节水灌溉技术推广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认知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农村用水的实际情况,从提升节水灌溉技术宣传力度、优化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政策、提升农户主观接受能力等层面,优化现有的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体系,让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可以真正惠及农业生产过程,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朱丽娟,向会娟.粮食主产区农户节水灌溉采用意愿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1,(06).

[2]宋永涛,苏秦.基于贝叶斯网络的质量管理实践对绩效的影响评价[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1,(08).

[3]吴林海,侯博,高申荣.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散农户农药残留认知与主要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03).

[4]国亮,侯军歧.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分析[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

农户认知 第2篇

关键词:“农超对接”,农户认知,信息获取

一、导论

农超对接, 即“农户+合作社+超市”模式, 它是指农户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平台, 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商家签订意向性协议书, 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农户统一生产, 生成品直供大型超市, 购物中心等的新型流通方式[1]。与传统的农产品流通方式相比, “农超对接”模式不仅能够实现农产品供应链整体的综合优化与治理, 提升超市自身的竞争优势, 有效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 增加农户收入, 而且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安全、高质、价格合理的农产品, 实现多方利益共赢[2]。还能促进农产品冷链物流及供应链的质量控制的发展和实施[3~4], 并提高产品质量, 增加农户收入, 提升农产品溢价[5]。农户作为“农超对接”中的重要参与主体, 了解其“农超对接”认知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 以往从农户角度对农超对接的研究, 多以农户参与意愿、行为及影响因素展开, 认为农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 其中, 农户禀赋、生产经营特征以及所处环境等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及与行为有影响[6,7,8,9]。很少有学者对农户“农超对接”的认知进行研究。

我国“农超对接”的实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政策的有效执行建立在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内容的了解、认识和评价等认知的基础上。“农超对接”的发展, 不仅需要政府及合作社的推动与努力, 农户的参与决策也非常的重要。农户的决策不仅受所处环境的影响, 还受到理性程度 (认知能力) 的影响 (罗必良, 2012) [10]。作为“农超对接”的生产环节, 农户对“农超对接”的认知直接决定着农户参与“农超对接”的积极性, 从而影响“农超对接”的实施效果及其可持续性[11]。因此, 针对学术界对农户“农超对接”认知研究较少的情况, 本文以2013年对辽宁省178户梨农的调查为例, 分析农户“农超对接”认知状况, 找出问题, 得出结论, 以提高农户“农超对接”认知及其参与积极性。

二、农户“农超对接”认知现状

认知心理学认为, 认知过程是个体认知活动的信息加工过程, 农户对“农超对接”的认知, 实际上是农户在参与“农超对接”过程中, 对不同阶段 (信息搜寻、谈判议价、监督执行) 的信息进行加工形成的不同认知。

(一) 问卷设计与调查

为充分了解农户“农超对接”认知状况及制约因素, 课题组对辽宁省南果梨梨农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共包括三部分:一是对被调查农户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务农人数等信息。二是对农户“农超对接”信息获取能力的调查, 包括农户“农超对接”相关信息的关注度、信息获取渠道以及信息获取难易度等。三是对农户“农超对接”认知及态度的调查。包括农户对“农超对接”了解程度、重要性评价以及农户对“农超对接”的态度。

调查对象选取辽宁省南果梨梨农出于以下考虑, 南果梨属辽南特产, 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是不可多得的稀有种梨。生长环境的特殊性使得我国南果梨80%以上的产量集中于辽宁省鞍山地区。南果梨产业已成为鞍山市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现已进驻家乐福、兴隆大家庭等大型连锁超市。为保证样本有效性, 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调查方法, 在鞍山市选择3个乡、镇, 然后在每个乡镇选择4个合作社, 根据合作社成员数从每个合作社中随机选取10~20个成员, 以一对一的入户访谈为主。共发放调查问卷197份, 获得有效问卷178份。

(二) 辽宁省“农超对接”发展现状

2012年, 辽宁省政府颁布《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通知》采取以下措施推进“农超对接”开展:一是将农产品流通设施建设纳入省财政资金扶持范围, 地方政府也相应增加财政投入;二是支持社区菜市场、中小型生鲜超市和县乡农贸市场等鲜活农产品零售网络建设;三是积极探索通过投资入股、产权置换、回购回租、公建配套等方式, 建设和改造一批公益性农产品流通设施;四是对建设公益性农产品流通设施, 省财政资金给予重点支持, 并在用地、交通、税费和融资等方面给予优惠。

截至2012年6月末, 全省62家开展农超对接的大中型连锁经营企业, 拥有直营连锁门店791个, 生鲜配送中心68个, 对接合作社及农产品生产基地565个, 销售生鲜农产品23.7亿元, 其中基地直采鲜活农产品销售额10.3亿元, 占比43.5%。销售直采蔬菜4.2亿元, 水果2.3亿元, 分别占超市鲜活农产品的40.3%和22.5%, 对接种类覆盖了肉、蛋、菜、果及水产五大类100多个品种。沈阳市农产品对接量已占到总经销量的20%以上, 大东副食、兴隆大家庭、家乐福、大润发等大型超市对接比率达到30%。

(三) 农户“农超对接”认知状况统计分析

1. 信息搜寻阶段的认知状况。

农户首先收集“农超对接”相关信息, 对“农超对接”内涵形成初步认知。根据调查发现, 农户信息成本认知程度总体较低, 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中, 3.9%的农户表示从未听过“农超对接”, 27.5%表示不了解, 有所了解的农户占52.8%, 仅有14%和1.7%的分别表示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农超对接”的含义, 应提高农户信息成本认知。

2. 谈判议价阶段的认知状况。

若农户认可“农超对接”重要性以及为此带来的潜在利益, 则表明农户“农超对接”认知度较高, 参与过程中谈判摩擦较小。其中, 仅有不到20%的农户认为“农超对接”不重要, 20.8%和14.6%的农户分别表示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作为理性人, 农户最关心的是农产品价格及农产品销路问题。其中, 39.3%和27.5%的农户分别表示比较认同和非常认同“参与农超对接能够提高农产品价格”的观点。对于“参与农超对接能够稳定销路”这一观点, 分别有51.7%和14.6%的农户表示比较认同和非常认同。此外, 共有57.3%的农户认同“参与农超对接能够提高农产品质量”这一观点。这些数据表明, 现阶段农户认可“农超对接”的重要性, 对参与农超对接带来的潜在利益有较高的认知。

3. 执行阶段的认知状况。

梨农的销售渠道主要五种:农贸市场、农产品经纪人、批发市场、合作社以及其他渠道。将农户的销售渠道进行归类统计发现, 56.7%的农户选择不经合作社销售, 17.4%的农户选择经合作社但不销售给超市, 选择经合作社销售给超市的农户占25.8%。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农户在销售过程中仍以传统销售方式为主。

三、制约农户“农超对接”认知的因素

结合现有研究, 本文把制约农户“农超对接”认知的因素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主观因素主要与农户自身特征相关, 包括人员素质、信息获取能力以及生产特征。客观因素主要从国家政策、制度和社会环境等角度进行分析。

(一) 主观因素

1. 农户素质。

文化程度是制约认知水平的重要因素, 现阶段农户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以辽宁省梨农为例, 农户中小学及以下文化占18%, 初中或中专文化占65.2%, 高中占13.5%, 大专以上学历仅占3.4%。从年龄上看, 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 其中, 30岁及以下的农户仅占10.7%, 31~40岁的农户占28.7%, 41~50岁的农户占34.3%。较低的文化程度和以中老年为主的劳动力结构, 使农户整体素质不高, 接受新事物及传播新事物的能力较低, 采用新技术的主动性不高, 这些都制约了农户“农超对接”认知。

2. 生产特征。

小农经营是制约农户参与现代化流通渠道的因素, 同时也是制约农户认知的因素之一。从辽宁省梨农的调查来看, 以小规模种植、两人务农为主的生产特征, 使农户难以进行规模化经营。农户倾向于按照传统的自给自足思想进行生产与销售,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户对新型销售方式的选择及现代经营理念的形成。

3. 信息获取能力。

农户认知过程即是农户对所获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首先, 从农户对“农超对接”相关信息的关注度来看, 48.9%的农户不关注“农超对接”相关信息, 比较关注和非常关注“农超对接”相关信息的农户分别占42.7%和8.4%。由于我国现阶段合作社规模小、服务能力较差, 难以为社员提供较全面的服务。农户信息获取途径较为单一, 主要从收购商获取相关信息, 合作社并未发挥较好的信息服务作用。其次, 从信息获取难易度来看, 囿于农户文化程度限制, 近50%的农户表示较难获取相关信息。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现阶段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较弱, 这也是制约农户“农超对接”认知水平的症结所在。

(二) 客观因素

1. 信息流通不畅导致农户认知偏差。

产地与销地的远距离使超市无法了解合作社的实际情况, 合作社缺乏与超市的联系渠道, 对超市的相关信息了解较少, 不能有效指导农户, 农超对接相关信息网站的缺失及农户的弱信息获取能力进一步掣肘农户认知。农户参与农超对接能够得到超市的技术支持, 但只有10.1%的农户认同这一观点, 农户认为超市的技术支持需要投入专门的人力、物力与财力, 增加了超市的经营成本。因此, 参与主体之间信息流通不畅, 较高的信息搜寻成本使农户出现认知偏差。

2. 较低的组织化程度制约农户认知。

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 进行统一生产、统一销售, 能够带领农户参与“农超对接”。然而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小、实力弱, 较难形成规模化与集约化效应, 难以满足超市农产品品种多、质量高的要求。同时, 较低的组织化程度导致其在与超市对价格等细节进行谈判时处于弱势地位, 谈判主体地位不平等, 使农户谈判认知信心不足, 以辽宁省梨农为例, 仅有不到10%的农户认为参与农超对接的门槛不高, 92.2%的农户认为参与“农超对接”所需成本较高。

3. 物流技术的缺乏掣肘农户认知。

农产品运输成本直接决定着农产品价格, 我国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落后, 大部分农产品运输以公路运输为主, 由于道路路况较差致使运输途中货损率较高;其次, 与农产品流通相关的仓储、保管、加工、包装、配送等辅助设施严重不足, 冷库、冷藏车等冷链物流技术落后。在日本等发达国家, 90%以上的生鲜食用农产品都要经过预冷处理, 而我国冷藏车的运输使用率仅为5%。物流技术的缺失, 使农户执行阶段的认知较低, 为规避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追求利益最大化, 农户更愿意选择按照传统流通方式进行销售。

4.“农超对接”相关政策难以落实在农户层面。

与国外农产品流通渠道变迁不同, 我国“农超对接”的实施是自上而下的, 政府在“农超对接”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正是政府对“农超对接”的宣传与推广以及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支持与扶持, 促进了“农超对接”的发展。我国自2008年实施“农超对接”以来, 相关扶持政策以超市为主, 较少有与农户利益相关的政策扶持, 且落实难度较大。对农户的调查显示, 分别有1.7%和56.7%的农户完全不认同和不认同“参与农超对接能获得国家资金上的支持”。

四、农户“农超对接”认知的提升途径

(一) 提高农户信息获取能力

纵观影响农户认知的主客观因素发现, 信息不对称及较高的信息搜寻成本对“农超对接”各利益主体均有影响。对于农户来说, 信息获取能力是影响农户认知的重要因素。可通过培训等方式提高信息的获取能力, 同时可建设“农超对接”相关信息服务体系, 让农户通过相关信息网站或服务站了解最新的市场价格、供求信息, 合作社亦可从此类相关信息服务站学习其他省市示范合作社的成功经验。其次, 强化农村基础教育, 通过多种方式提高社员的文化水平。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 文化程度对农户认知及参与行为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提高农户的文化水平以提高农户的认知能力是现阶段亟须解决的问题。合作社可与大专院校等单位合作, 开展农民培训班, 为农户设置不同的课程, 对合格的农户颁发合格证书和毕业证书, 合作社根据农户毕业情况对农户提供不同程度的服务, 并在农户之间实行相互帮扶。

(二) 加强合作社自身建设

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 应加强合作社自身建设, 扩大服务范围, 增加服务方式。首先, 应重视自身在农产品流通中的作用, 加强自身建设, 扩大合作社规模和实力, 提高为农户服务的能力。同时, 加强对农户的培训, 使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在条件允许的地方, 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范围, 形成农民合作联社。与此同时, 培养或引进懂技术、会管理的技术人才。其次, 采用先进技术, 购买先进设备。韩国从选种育苗到农产品分级包装, 都实现了机械化生产, 并且在生产过程中, 农协鼓励农户采用机械化播种、收获、贮存及包装。对比韩国农协,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实现全面机械化生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 加快开展合作社的分级加工包装业务。建议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借助大力发展“农超对接”这一契机, 先采用人工分级方式对农产品进行简单的分级和包装, 逐步扩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 有了市场经验后采用机械化分级包装, 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功能和服务效率,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当地产业的发展。

(三) 逐步扩大“农超对接”范围

现阶段, 政府对“农超对接”的扶持已取得较好效果, 截至2012年底, 已有超过1.5万家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 有超过1 500万农户直接受益。因此, 应重视“农超对接”试点成功的合作社示范和带动作用;其次, 加大宣传和培训, 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民对“农超对接”的正确认知, 增强有效对接;再次, 为超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对接提供良好的环境, 建立相关的政策法规, 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超对接”中能够与超市平起平坐。同时, 在技术、资金和管理方面对新参与“农超对接”的合作社以指导和帮助。最后, 扩大“农超对接”试点, 将当地具有较好实力和荣誉的小型超市纳入试点范围, 并给与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提高试点超市的影响力。

(四) 降低超市进入门槛

超市的经营理念为“低价位、多品种、质量安全和更好的服务”。因此, 超市首先可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 对名优农产品减免入场费等相关费用, 推行农户较易接 (下转61页) (上接29页) 受的经销模式, 从营销方式上改变农户认知, 提升农户参与积极性。其次, 发布超市相关货源信息, 吸引优秀农产品经营者前来洽谈, 扩大货源, 并加大对“农超对接”产品的宣传, 吸引顾客, 扩大销售量。再次, 在与农产品经营者合作时, 加大对农户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与资金支持, 提高农户专用性资产的产出率。最后, 给予合作社安全生产、加工包装技术以及运输等方面的培训及价格优惠, 让利农户, 增强农户认知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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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莹, 刘兵.影响农户“农超对接”行为实现的因素分析[J].农村经济, 2013, (6) :58-62.

[10]罗必良, 汪沙, 李尚蒲.交易费用、农户认知与土地流转[J].农业技术经济, 2012, (1) :11-21.

农户认知 第3篇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情况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于对农村宅基地退出意愿调查,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调研。共发放300份调研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274份, 去掉有缺失数据的样本后, 符合研究需要的样本共264份。

二、变量选取和研究假设

(一) 因变量的确定

本文主要分析土地产权状况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 其中因变量为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调查问卷中, 将问题设为“您是否愿意退出宅基地”, 答案设为“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情况, 选择愿意的定义为Y=1, 选择不愿意的定义为Y=0。

(二) 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方向假设

从地权稳定性、转让权、收益权、使用权和抵押权几个方面来表示集体建设用地产权的完整性。考虑到影响宅基地退出的其他因素, 我们将宅基地产权状况和农户的家庭特征作为自变量。

1. 土地产权稳定性:

用家庭拥有宅基地年数和个人对宅基地使用的预期作为宅基地产权稳定性的衡量因子。个体拥有宅基地年数越多、个人对宅基地使用预期越长, 土地产权越稳定。假设宅基地产权的稳定性对农户退出宅基地意愿有负面的影响。

2. 土地产权转让权:

用宅基地是否可以卖给城里人和宅基地是否可以卖给外村村民来衡量, 预计对农户退出意愿有正向影响。

3. 土地产权收益权:

从宅基地是否出租和是否经营两个方面来反映收益权的状况。预计宅基地出租和经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负面的影响。

4. 土地产权使用权:

用宅基地是否有使用权证书和外地亲人是否可以继承宅基地来反映产权的使用权。预计对于宅基地退出具有积极的影响。

5. 土地产权抵押权:

在实际的调研过程中, 当被问及宅基地是否具有抵押权时, 所有人的回答都是否, 故抵押权没有放入计量模型之中。

6. 农户的家庭特征:

一般情况下, 农户的家庭特征差异可能带来农户决策行为的差异。本研究通过家庭人口、非农收入比重、和宅基地宗数表征。

(三) 自变量分析和描述

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自变量中拥有宅基地年数、个人对宅基地使用预期、宅基地宗数、家庭人口和非农收入比重为连续型随机变量。其他变量为虚拟变量, 具体变量描述见表2。

(四) 模型设定和自变量检验

1.本文分析所涉及的因变量是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 这是一种虚拟变量, 其取值有两个, 即愿意与不愿意, 是个两分变量。因此, 本文选择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Binary Logistic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在回归分析时, 通常进行Logit变换, 得到概率的函数与自变量之间的回归线性模型:

模型中, xi为自变量, i为自变量编号, 因变量代表农民是否愿意退出宅基地, ε为随机误差项。

2.自变量检验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VIF的最大值为1.7, 都小于5, 可以判断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 可以保留原来的11个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五) 模型运行及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所调查的相关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 模型的估计结果详见表2。由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本回归模型拟合度良好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回归结果可信。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

三、结果分析

宅基地产权认知状况的不同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确有着影响。在众多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中, 户主年龄、家庭人口、拥有宅基地年数、是否可以卖给外村民、是否可以卖给城镇居民、宅基地是否出租、宅基地是否经营对宅基地退出有显著影响。其中, 宅基地是否出租和宅基地是否可以卖给外村村民与宅基地退出呈正相关, 即有宅基地出租和认为宅基地可以外村村民的农户更愿意退出宅基地;而户主年龄、家庭人口、拥有宅基地年数、是否可以卖给城镇居民和宅基地是否出租与宅基地呈负相关, 即户主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拥有宅基地年数越多、认为可以卖给城市居民和用宅基地进行经营活动的农户, 不愿意退出宅基地。

摘要:在定性分析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和宅基地退出相互关系的基础上, 运用农户调查数据, 建立宅基地产权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Logistic回归模型。根据模型运行结果对宅基地产权与宅基地退出意愿之间的关系、宅基地产权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 宅基地产权的稳定性、转让权以及宅基地收益权均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是各个因素对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是不同的。

关键词:土地产权,宅基地,退出,意愿

参考文献

[1]徐小峰, 胡银根, 何安琪, 倪念.基于Logistic模型的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12, 40 (31) :15542-1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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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志刚, 王济川.Logistic模型力法与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农户认知 第4篇

随着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建设的发展, 新农村建设逐步被提上发展日程。我国新农村建设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大力改变农村面貌, 提高农村生产和产业水平, 对推进新农村建设有着极大的作用。近几年, 德州市作为发展中地区, 对新农村建设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试图在全市进行村庄合并和新社区建设。然而, 该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个别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农民参与程度不高等。

市庆云县的部分农户为调查对象, 进行了调查分析, 希望能够为“两区同建”的实施和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和努力的方向, 促进这一惠民政策的落实和推行。

2 调研过程

2.1 调查方法

首先从被访者农户本身的视角出发, 由于“两区同建”涉及方方面面, 又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考虑。调查对象为德州市庆云县的农户, 根据村落离县城远近、农民知识文化水平、年龄等因素的影响,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数据的收集。其中以问卷调查为主, 结合访谈法和观察法, 结果运用EXCEL进行处理, 运用理论分析与实际调查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2.2 调查问题设计

针对“两区同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如农民参与度不高、社区设计不合理等, 设计了“农户对两区同建的认知、态度以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问卷涉及了农户对“两区同建”的认知, 对这一政策中各项实施措施的态度, 以及对此次建设的意见和建议。问卷采用不记名的方式设有单选和多选的回答方式, 对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采用口头访谈的形式。

2.3 调查对象分析

调查中, 共发放150份调查问卷, 与50户农户进行了访谈, 收回有效问卷130份。

2.3.1 性别。

见图1, 被调查对象中, 男性比例偏高, 占55%。现实中女性对“两区同建”中村庄建设类的政策信息或许更关注, 对最终结果可能有些影响。但男女都属于农户范围, 从这点来说, 调查中的男女比例也是符合要求的。

2.3.2 年龄。

统计显示, 26~55岁之间的人数是最多的, 占67%。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区间,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主要群体, 符合这次调查的要求。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对“两区同建”的认知

3.1.1 农户是否关注“两区同建”政策方面的信息。

该问题意在反映农户对“两区同建”的重视程度。统计数据见表1: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农户对“两区同建”的关注度不是很高。

3.1.2 农户获取“两区同建”相关信息的途径。

这一问题的设计旨在反映农户对“两区同建”政策认知单薄的原因在哪。统计数据见表2:

本题为多选题。由以上数据可知, 农户关于“两区同建”相关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亲戚邻居间的交流。而这一信息来源方式往往有一定的不科学性, 是一个很大的弊端。同时, 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以及网络等途径获取“两区同建”相关信息的人普遍较少。说明政府相关部门应注意宣传方式, 应加强信息在网络等新型媒体上的宣传。

3.2 对农户态度的调查分析

3.2.1 农户对实行“两区同建”的印象。

这一问题的调查可以大致了解村民对这一政策的原始心理接受程度, 以反映农户对现有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和对村庄新建设的渴望程度。统计数据见表3:

可见, 大部分农户的原始心理期待程度还是较高的, 说明大部分农户对农村现有生活状态的进一步改善是支持的。也就是说, 只要政策符合民众的要求, “两区同建”的推行过程应比现在实施过程中顺利得多。

3.2.2 政府做法与农户期望值的契合度。

通过这一问题的调查分析, 可得知“两区同建”推行过程中农户的满意程度。统计数据如表4:

由以上数据可知, 政府做法与被访者期望值的契合度较低, 部分相同的占大多数比例。因此, 政府应加强与农户的交流沟通, 从思想上达成一致, 更好更快的推进村庄建设。

3.2.3 农户对“两区同建”中社区规划的接受程度。

这一建设过程中, 社区规划最基础也最为关键, 因为它关系到规划建成后农户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问题的调查可进一步了解农户对“两区同建”的接受和满意程度。统计数据如表5:

通过以上数据, 农户对社区规划的接受程度较低, 也就是说, 农户对社区规划是有自己想法的, 而且不是很满意政府所做出的社区规划。由此, 政府相关部门应注重这些问题, 通过满足农户这一方面的需求来促进整个进程的发展。

3.3 对影响农户参与“两区同建”行为因素的调查分析

这一部分调查主要通过对农户的入户访谈, 通过面对面的交谈, 对农户的想法有了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 归纳总结之后, 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3.3.1 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据了解, “两区同建”中, 物资投入不足十分突出, 政府对农户拆建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财政补贴和财政支持相对较少, 引起人们很大不满, 影响了建设进程。因此, 上一级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财政开支责任, 为两区同建提供物资保障。

3.3.2 农户经济实力不足和传统思想落。

“两区同建”中, 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一部分来源于政府支出, 其余由农户承担, 因此需要农户自身经济实力的保障。但该地区农户大部分以务农为主, 经济来源较单一, 支出较宽泛, 收支抵消后已没有多余的财力支付村庄建设。此外, 受传统安土重迁意识及求稳思想的影响, 很多农户的参与也不积极。拆迁并居意味着一定程度上传统的农村现状被打破, 相对守旧的农民希望依循已有状况缓慢发展下去, 不愿为未知的生活冒险。

3.3.3 已建工程群众满意度不高。

庆云县小武村2012年利用村前耕地建造了几栋二层楼房准备进行新社区建设, 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 工程无法正常进行, 搁置至今。原因除占用大量耕地外, 其工程质量并不高, 群众反映不如自家盖的房子适用。此外, 通过访谈, 一些民众担心楼层高度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而且一些民众也担心地震问题。所以应充分尊重农民意见, 同时监督工程质量, 真正实现民心工程。

3.3.4 社区规划不尽合理, 公共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

建设中, 多数社区制定了规划, 但规划内容普遍存在重住宅建设、轻配套设施建设, 重社区建设、轻产业发展的倾向。一些地方制定的规划缺乏前瞻性, 缺少当地人文、民族和地域特色, “模式化”特征明显。并且在规划中,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诸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教育、医疗卫生等配套设施不完善, 娱乐休闲、文化设施建设等也有待提高。

3.3.5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根据访谈, 农民对社区建成后的社会保障制度较担忧。随着政策的推广, 农民耕地的减少, 如果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得人心, 则无法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4 建议及对策

4.1加强农户对“两区同建”的认知

调查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当地的社区规划情况, 说明了当前农户对“两区同建”政策信息认知的不足。因此, 有关部门应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以做到政策信息的普及。同时, 问及农户认为应采取的加快“两区同建”建设进程的措施时, 50%以上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加大宣传力度, 信息公开”。这说明农民希望能够了解更多的农村建设方面的信息。此外, 还应加快建设一批示范区, 率先建立起一批凸显当地特色、设施齐全、居住适宜的社区, 让农户看到希望, 以带动其他社区的建设步伐。

4.2 端正农户的态度

调查中, 很多农户谈及“两区同建”时态度很平淡。经调查, 40%的农户对当下农建政策不了解或者认为没有必要进行“两区同建”。

所以, 相关部门人员应深入广大农民内部, 使其了解政府做法以及政策实施后农民生活会有何改善, 如新社区舒适实用的设计、农民以后的就业前景以及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激发起民众的建设热情, 积极投入到“两区同建”的建设中来。

4.3 正确引导农户行为

调查发现农户在遇到不满意政府的农建政策时, 选择默不作声或邻里间互相抱怨的比例占到了24%。而采取行动维护自己权益的农户大多选择了投诉或者与政府对着干等比较激进的手段, 这个比例占到了37%。这种激进的行为往往造成农户行为与政府愿望背道而驰, 不利于农村建设。进一步调查发现, 之所以发生此类行为, 19%的农户不满现有的农建政策, 23%的农户认为政府部门信息宣传不到位或者相关部门人员的态度不好。

因此, 政府部门应加强与民众沟通, 进一步完善社区规划,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产业建设,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拓宽农民就业渠道等。此外, 政府部门要认真对待民众来访, 密切与民众的联系, 倾听人民的心声, 共同完善建设体系, 让农民以正确的方式参与到建设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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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雅芹, 张明杰, 王震.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推进农村新民居建设的对策[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2 (04) :60-62.

[4]潘娟, 邱道持, 尹娟, 等.基于空间分析技术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选址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2 (04) :70-73.

农户认知 第5篇

1 当前检测方法以及新型检测方法的加入

目前, 已经成功用于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中的技术包括毛细管电泳、色谱和质谱等分离分析技术。其中,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LC—MS) 技术有着较高的分离度、高通量及高灵敏度和广泛的应用范围等特点, 现已作为研究农产品农药残留量的一种较为强有力的检测技术。超快速液相色谱 (UFLC) 是一种全新的农药残留量分析检测技术, 填充料颗粒较小, 从而可以使分辨率达到更高的效果, 可有效缩短分析所用时间, 提高分析通量。

2 现阶段农民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认知程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于产品加工及生产也出现越来越精细的分工, 食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手中的基础产业链条也随之拉长, 新增食品关联基础链条层出不穷, 食品的质量安全也不能得到相应的保障。我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农业发展历史的大国, 作为农业品生产中的主体领导者, 对于旗下的分散经营农户, 提高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认知程度已及相关知识水平能从根本上将其生产行为水平带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从而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然而, 针对我国现有国情进行分析, 国内对于深入分析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及行为屈指可数, 现有的研究理论基本上都是针对于消费者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及行为的研究。对此, 笔者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在通过对1000多份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和总结, 针对当地农民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认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一次更为深入的分析。

3 加强农民对于农产品质量的可追溯性

可追溯性就是农户在生产农产品的过程中, 对用药及相关事项进行记录的一种质量追溯回访。产品的销售渠道则一般作为实现产品质量可追溯性主要方式, 常规的大型企业旗下所进行的农产品生产和销售, 很容易实现产品质量的可追溯性, 由于企业具有一套相当完整的生产和经营模式, 而采取零售或流动性销售, 实现产品的可追性就会变得很难。作为产品在销售和运输过程中的有力保证, 产品的外包装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同样也可作为一种销售过程中产品对质量安全的保证和产品品牌打造、宣传的手段, 而详细的产品信息展示和有效的产品标识同样作为实现可追溯性回查的重要方面。通过本次问卷调查发现, 农民对农产品销售过程中愿意为产品加上详细标识以及包装的占23%, 50%则选择进行简单包装, 还有27%的农民选择了基本不包装。上述结果足以证明农民在对农产品销售外观质量的提升以及销售过程中针对产品品牌的打造方面缺少相关意识, 农产品的可追溯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

4 结语

随着近几年来社会上频繁出现的农产品安全问题, 国内相关部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了高度的关注, 同比之下出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怀疑, 使得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在现阶段变成了一个敏感话题。有效提高对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检测以及进一步提高农民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认知程度, 不仅是单一满足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需要, 也是增强农产品在国际竞争力的先决条件。所以, 了解和分析在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从根源入手, 提高农户的产品安全质量意识, 才能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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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艳波, 翟印礼, 董鸿鹏.农户对质量安全技术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辽宁省107户农户的调查[J].农机化研究, 2008 (3) .

农户认知 第6篇

近年来,为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稳定并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我国财政部等多部门制定了多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其中农业补贴政策最为农户熟知,稳粮、增收,农业补贴政策功不可没。但随着农业农村形势的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要“回头看”。因此,有必要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进行探讨,而农业补贴是否有效主要表现在是否改变了农户的认知,从而对农户的生产决策产生影响。

现有文献中关于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的理论研究比较少见,且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而以大量的微观数据为支撑的定量研究明显不足。魏茂青和郑传芳(2013)认为,农户对农资综合补贴政策内容的认知程度不高且出现分化,相关政策的宣传和执行落实力度对农户认知的影响尤为重要。潘林和郑毅(2013)认为,性别、文化程度、政府对政策宣传的重视程度、保险养老观念和养儿防老观念这五种变量对农民新农保政策的认知有着显著影响。王炜和曹晓敏(2014)对农户政策感知程度与科技政策激励效果、政策预期目标实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农户对现代农业科技政策理解程度越高,对提高农民劳动生产力越有激励作用。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户对各种支农惠农政策认知程度偏低,但很少有学者对认知程度进行测度,且研究视角多为某一项农业补贴政策。因此本文基于525户农户调查,对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进行相关测定,并挖掘影响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的因素,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效果评价提供参考。

二、不同类型的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测度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于2014年1月至2014年10月对辽宁省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及其农业经营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综合考虑各市农业经济发展情况及地理分布特点,选取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盘锦、铁岭、葫芦岛这10个市进行调研,每个市选取两个县(盘锦市仅选取1个县),每个县选取两个村,每个村选取10~15个样本,采用完全随机抽样的方法,共获得样本550个,其中有效样本525个,有效率为95.45%。

2. 研究方法说明。

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差异的复杂性决定了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的多维性,本文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最终确立了构成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的五大维度,包括了解程度认知、关注程度认知、赞成程度认知、满意程度认知、发挥效果认知。在此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5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的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评价。具体如表1所示。

通过构造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判断,最终确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的5个子指标:农业补贴政策了解程度认知(FC1)、农业补贴政策关注程度认知(FC2)、农业补贴政策赞成程度认知(FC3)、农业补贴政策满意程度认知(FC4)、农业补贴政策发挥效果认知(FC5)。5个指标所占的权重为(0.2212,0.0885,0.0885,0.2654,0.3363)。

3. 不同类型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测量结果分析。

按照上文中各子指标的相应权重,计算得出不同类型的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总得分。具体如表2所示。

其中,专业农户中认知程度3~4分的农户占比最大,为58.4%;以农为主的兼业户(Ⅰ)中,认知程度2~3分的农户占比最大,为50.0%,3~4分的农户占41.1%;以农为辅的兼业户(Ⅱ)中,认知程度3~4分的农户占比最大,为56.3%。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较高,不同类型的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三、不同类型的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影响因素分析

1. 变量选择。

本文对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做出说明,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总得分0~1分认知层次赋值为1,总得分1~2分认知层次赋值为2,总得分2~3分认知层次赋值为3,总得分3~4分认知层次赋值为4,总得分4~5分认知层次赋值为5。

在综合研究众多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受到农户基本特征、农户家庭资源获取特征、农地特征、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选取的各变量的定义具体见表3。

注:Ya、Yb、Yc均为因变量,分别表示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兼业户(Ⅰ)和兼业户(Ⅱ)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

注:*、**分别表示在5%、1%的水平上显著。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汇总整理所得。

2. 研究方法。本文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被解释变量,β(β1,β2,β3,…,βi)是系数估计值,x(x1,x2,x3,…,xi)是解释变量,i代表第i个变量。

将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看作以下几类因素的函数,即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Y=f(农户基本特征,家庭资源获取特征,农地特征,环境因素)+随机扰动项。

3. 模型结果与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1)专业农户。总体模型的似然比检验P=0.0000<0.001,即模型总体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中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0,即模型的设定是有意义的。调整后R2的值为0.873,拟合优度达到基本水平。

从表4可以看出:

农户基本特征因素中,户主受教育水平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农户家庭资源获取特征因素中,人均年收入水平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人均年收入水平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收入水平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农业收入水平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资金获取难易程度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业资金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技术获取难易程度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业技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是否有农业收入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农地特征因素中,流转农地难易程度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流转农地难易程度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地面积水平、农地质量、农地距家距离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均不具有显著影响。

环境因素中,对当地公共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对当地公共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渠道畅通程度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信息渠道畅通程度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地理区位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2)以农为主的兼业户。总体模型的似然比检验P=0.0000<0.001,即模型总体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中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0,即模型的设定是有意义的。调整后R2的值为0.692,拟合优度亦达到基本水平。

从表4可以看出:

农户基本特征因素中,户主年龄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农户年龄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农户家庭资源获取特征因素中,人均年收入水平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人均年收入水平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收入水平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农业收入水平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资金获取难易程度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业资金获取难易程度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技术获取难易程度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农业技术获取难易程度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是否有农业收入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农地特征因素中,流转农地难易程度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流转农地难易程度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地面积水平、农地质量、农地距家距离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均不具有显著影响。

环境因素中,对当地公共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对当地公共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渠道畅通程度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信息渠道畅通程度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地理区位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3)以农为辅的兼业户。总体模型的似然比检验P=0.0000<0.001,即模型总体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中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0,即模型的设定是有意义的。调整后R2的值为0.789,拟合优度达到了基本水平。

从表4可以看出:

农户基本特征因素中,户主年龄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户年龄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家庭劳动力数量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户家庭资源获取特征因素中,人均年收入水平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人均年收入水平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是否有农业收入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农户家庭有农业收入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收入水平、农业资金获取难易程度、农业技术获取难易程度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农地特征因素中的农地面积水平、农地质量、农地距家距离、流转农地难易程度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均不具有显著影响。

环境因素中,对当地公共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对当地公共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渠道畅通程度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信息渠道畅通程度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地理区位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4)对比分析。同一变量因为农户家庭经营类型不同,对于影响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的因素,其影响程度及影响方向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见表4。

农户基本特征因素中,户主年龄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家庭资源获取特征因素中,人均年收入水平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是否有农业收入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收入水平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农业资金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农业技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农地特征因素中,农地面积水平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农地质量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农地距家距离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流转农地难易程度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环境因素中,地理区位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对当地公共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渠道畅通程度对专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52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等构建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基于测度结果,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不同类型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是:户主受教育水平、人均年收入水平、农户对当地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信息获取畅通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因为农户家庭经营类型的不同,对于影响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的因素,其影响程度及影响方向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为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果,需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在制定了相应农业补贴政策后,要加大宣传力度、扩展宣传渠道、提升传播速度,让农户在了解相关政策的基础上,能够合理运用政策;二是在制定农业补贴政策时,补贴的范围与水平要能够真正地为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带来帮助,激励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三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级部门要确保工作效率,保证政策落地的实效性。

摘要:本文基于52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农户农业补贴认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基于测度结果,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不同类型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水平、人均年收入水平、农户对当地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信息获取畅通程度等因素对所有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政府在制定农业补贴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补贴的激励性、适用性,同时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积极执行,确保政策的时效性。

关键词: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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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认知 第7篇

我国是农业大国,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业生产呈现出区域集中化和专业化的趋势, 农业生产风险也更加集中。作为分散农业生产风险和降低灾害损失的重要农业支持工具, 农业保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近年来,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 已连续多年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内容写进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并制定了“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经营原则。自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列支21.5亿元对吉林、四川、新疆、江苏、湖南、内蒙古等6省区的主要农作物保险和能繁母猪保险进行保费补贴后, 试点区域不断扩大, 补贴品种不断增加。2007~2012年, 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51.84亿元、110.7亿元、133.9亿元、135.7亿元、173.28亿元和240.6亿元, 分别是没有实施保费补贴政策的2006年的6.13倍、13.09倍、15.83倍、16.04倍、20.48倍和28.44倍。①农业保险在我国已呈现出业务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但是, 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不断深入, 面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从目前看来, 虽然财政补贴对农业保险的拉动作用在短期内是明显的, 但其可持续性却遇到了障碍。以2010年为例, 虽然农业保费收入达到135.68亿元, 但其中仅中央财政补贴就占67.77亿元, 再扣除约25%的地方财政补贴, 农户实际缴纳保费仅为33.99亿元, 保险密度不足5元;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约0.75亿户次, 投保率不到35%;主要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为15626.6万公顷, 种植业保险的覆盖面积约为3900万公顷, 覆盖率不到1/4。〔1〕这说明, 即便在政府财政的大力补贴下, 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依然不足, 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

从理论上来说, 强制参保或在财政补贴保费的前提下, 可以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 (购买意愿) 转化为有效需求 (可以直接转化为实际购买力的需求) , 但实践中, 中国农业保险采取了自愿参保的实施方式, 高补贴也难以唤起部分农民的投保意愿。〔2〕公共政策理论告诉我们, 如果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就无法给政策的目标群体一个稳定的长期预期, 其行为就会短期化, 整个社会生活就会缺乏秩序而陷入混乱之中。因此, 政策的执行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研究把握政策目标群体的经济行为。〔3〕影响农业保险覆盖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如何才能提高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本文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试图从农业保险政策的目标群体———农户的视角出发, 研究其农业风险意识、农业保险认知等经济行为对农业保险覆盖率的影响, 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品种、保险理赔的速度与难易程度等因素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程度, 从而为提高农业保险覆盖率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参考。

二、河北农户农业保险投保意愿的实证分析

1. 调研组织及主要内容

为了全面了解影响农民投保意愿的制约因素, 2012年暑假, 本研究团队组织和实施了河北省农户农业保险需求意愿调查。为了提高调查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 调查范围遍及了河北省11个地级市, 共计41个行政村。调查期间共随机发放调查问卷210份, 回收有效调查问卷193份, 有效率为92%。调查员全部是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的在校大学生。调查前, 笔者对调查员进行了有关农业保险知识的培训。所有调查问卷都是在调查员的指导下由被调查农户独立完成。这样不仅保证了调查问卷可以及时收回, 而且提高了调查问卷内容的有效性。

调查问卷一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 农户家庭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农户的家庭常住人口、文化程度、家庭总收入、主要收入来源及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状况。第二部分, 农户面临的农业风险状况:主要包括农民对自己面临风险的认知、最担心的农业风险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常用措施。第三部分, 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和购买状况:包括是否听说过农业保险、听说途径、是否购买了农业保险、购买品种、购买方式、购买原因、没有购买的原因、购买后是否获得保险理赔以及对保险理赔的满意度等。

2. 农户的基本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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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所示, 本次调查对象主要以年龄在21~5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 常住人口主要集中于3~5人, 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以下, 反映出河北省青壮年农民的文化程度还普遍不高。调查问卷中收入来源问题是按照不定项选择题设置的, 基于河北农村的实际, 从农村总体来看, 农户收入来源已日趋多样化, 单一收入来源的农户数目正在逐渐下降。就收入结构而言, 农作物依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其次是外出打工和畜牧业。调研对象中, 农户家庭的全年收入主要分布在8千元以上, 其中, 家庭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农户家庭数所占比例最高, 为31.6%。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户的年收入水平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显著, 并呈正相关关系, 即农户的年收入越高, 农户投保农业保险的意愿就越强。〔4~6〕但是, 从此次调研的数据来看, 年收入水平在3万元以上的农户有61家, 但实际上只有4家购买了农业保险, 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不符。这说明, 一方面, 河北省农业保险业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 农户的年收入水平对其农业保险有效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虽然年收入水平较高, 但实际上由于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其投保意愿并未转化为实际的有效需求。

3. 农户农业保险投保制约因素分析

从本次调查访谈中了解到, 193名农户中96.9%有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 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较高。但是, 从实际购买情况来看, 193名农户中只有29名农户购买了农业保险, 占调查总体的15%。值得研究的是, 在96.9%的购买意愿下, 为什么实际购买率只有15%?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农户的潜在保险需求不能转化为实际投保?

(1) 农户的风险意识

风险意识包括风险认知和风险态度。风险认知反应了市场主体对风险内容 (如价格波动) 的表露可能性的解释, 被定义为在特定环境下市场主体对风险的评价。不同市场主体对风险的认知是不同的, 而市场主体对已认知风险的处理则取决于他们的风险态度。如果市场主体不能认知风险, 则不会改变其风险习性;如果风险厌恶的主体认知到风险, 他们会采取行动以降低风险暴露。〔7〕因此, 农户首先必须要对风险有正确的认知, 才能产生相对应的风险处理态度。

①农户的风险认知。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河北农户对自己面临的生产风险 (自然灾害) 有较清楚的认识, 他们最担心的风险为“农作物虫害、农作物病害、冰雹和旱灾、雨涝、风灾及畜禽疾病”等, 如图1所示。但目前河北省农业保险种植业补贴险种的保险责任为“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 包括风灾、雹灾、暴雨、洪水、内涝、冻灾对投保农作物种植成本造成的损失”。农户最担心的农作物虫害、农作物病害和旱灾都不在种植业补贴农业险种保险责任之中。农业保险不能承保农户最为担心的自然灾害风险, 导致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低下。

②农户的风险处理态度。从此次调查问卷的分析可以看出, 尽管农户对自己面临的生产风险有较清楚的认识, 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农业保险产品与之相对应, 农业保险作为规避农业风险最有效的工具, 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农户受灾后获得经济帮助的渠道”问题中, 选择“保险公司”的农户最少, 占农户总数的比例为13% (见图2) 。在25户选择保险公司作为主要经济帮助渠道的农户中, 只有4户农户把保险公司作为获得经济帮助的唯一渠道, 占农户总数的2.1%。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 目前河北省农户处理农业灾害损失的途径还主要以自己承担或求助亲朋好友为主, 对保险公司的认同度还不高。

(2) 农户购买农险的原因

从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原因来看 (见图3) , “了解到农业保险是补偿灾害损失的有效方法”和“国家提供保费补贴”这两个因素是促使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但是, 国家提供保费补贴已不是农民购买农业保险最重要的理由。可见, 农民购买农业保险越来越理性, 购买与否关键在于个人的风险态度和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只有让农户真正认识到农业保险的损失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 把农业保险分散农业风险、灾后恢复生产的作用落到实处, 赢得农民的信任, 才能有效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率。这也是仅依靠政府保费补贴已不能促使农户的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投保的主要原因。

(3) 农户不购买农险的原因

从不购买农业保险的原因分布图来看 (见图4) , “周围的人都没有购买”、“补偿程序复杂”、“不相信保险公司”和“得到的补偿太低”这四个因素是阻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 它们在原因分布图中的占比相近。值得注意的是, “周围的人都没有购买”作为不购买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之一, 说明在农业保险投保中还存在明显的“羊群效应”, 农户的盲目从众心理使自己即使有保险需求的情况下也拒绝购买。另外, 农户对现有农业保险及保险公司的服务并不满意, 主要体现在保险补偿程序复杂、补偿程度低以及对保险公司的不认同。

(4) 农险购买方式

单位:%

从购买方式看, 目前农业保险的购买方式主要以村里统一购买为主, 占72.5% (见表2) , 这与保险公司“漏村不漏户”的承保原则不无关系。为了减少道德风险、降低成本, 保险公司往往以单个行政村为一个承保单位, 不单独承保某一户或几户。这种承保方式有助于保险公司短时间内扩大业务量, 防止道德风险, 降低经营成本。但是, 这种承保方式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方面, 这种承保方式对提高农民保险意识的作用有限, 很多参保农户并不清楚农业保险的保险责任和保险金额;另一方面, 将有参保意愿但村里没有统一购买的农户排除在外, 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户投保农险的积极性。

(5) 保费合理性

一般认为, 农业保险费率较高, 使得农业保险费较高, 导致收入较低的农户难以承受较高保费而不投保。但调查结果显示, 无论是已购买还是未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对保费的合理性都没有明确的概念, 被调查农户中超过半数以上不知道保费是否合理。这也是农业保险“羊群效应”产生的原因之一, 由于农户对自己的投入 (保费缴纳) 和产出 (理赔金额) 无法正确权衡, 所以从众心理明显。

(6) 理赔满意度

从已经购买农业保险并获得赔偿的农户调查结果来看, 农户对现有农业保险理赔服务是基本满意的。从图5理赔速度的分析来看, 只有24%的农户认为农业保险理赔速度很慢, 而44%的农户认为理赔速度较迅速;从图6理赔程序难易程度的分析来看, 有56%以上的农户认为理赔程序一般, 只有8%认为很复杂;从图7补偿程度的分析来看, 有近半数 (44%) 的农户认为补偿能够达到损失的70%~90%。这些数据说明, 实际购买了农业保险并真正经历过保险理赔程序的农户对保险公司提供的理赔服务是基本满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 图5、图6和图7的分析结果与前述不购买农业保险的分析结论产生了矛盾。在前面的分析中, 我们根据调研数据认为, 农户不购买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体现在保险补偿程序复杂, 补偿程度低, 对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不满意。但是, 从图5、图6和图7的分析结果来看, 实际购买了农业保险并真正经历过保险理赔程序的农户对保险公司提供的理赔服务是基本满意的。可见, 大部分农户所认知的“保险补偿程序复杂”、“补偿程度低”都是道听途说, 他们对农业保险及保险公司提供服务的认知是被扭曲的, 不真实的。但正是这些不真实的认知恰恰成为阻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关键因素。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方法对农户的风险意识和农业保险认知进行实证分析, 讨论影响农业保险覆盖率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 农户的风险意识已经形成, 对农业保险也有一定认知, 但大多数农户的保险认知被扭曲, 导致农业保险覆盖率低下;同时, 政府的保费补贴已经不是促使农户购买保险的最主要因素, 影响农业保险覆盖率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合适的保险产品规避农户最担心的农业风险, 农业保险是否能够获得农户的认同。针对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险种和责任范围。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面临的风险种类也越来越多。要解决农业生产的后顾之忧, 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防灾减灾作用, 应在现有保费补贴品种的基础上, 把一些种植面积广、种植风险大、产业增加值高的经济作物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范围之内。同时, 各地保险公司应该针对当地自然气候条件和多发的农业灾害种类, 把农作物病虫害、旱灾、火灾等风险纳入保险责任, 丰富险种种类, 满足农户的实际保险需求。

第二, 加大对农业保险知识的宣传力度, 增加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同度。首先, 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利用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多种方式, 加强对国家支农、惠农保险政策的宣传。其次, 保险公司应积极组织农业保险讲座, 让农户清楚认识到农业保险是补偿灾害损失的有效方法, 通过准确讲解农业保险的承保风险、保险金额、保费比例、理赔程序和除外责任等, 让农户自己权衡收支, 严禁有欺骗农户、夸大农业保险作用的行为。此外, 还可以邀请已购买农业保险并经历保险理赔过程的农户, 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投保和理赔经验向大家宣传, 这样使得了解和购买农业保险的人越来越多, 通过农业保险的正“羊群效应”, 带动更多的农户购买农业保险。

摘要:近年,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取得了较大进展, 但面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尤其是在政府提供保费补贴的前提下, 农户的有效保险需求依然不足。通过对河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调研分析, 研究农户的风险意识、保险认知与农业保险覆盖率的关系, 发现政府提供保费补贴已不是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最主要动因, 提高农业保险覆盖率, 关键在于农户对农业保险形成正确的认知及保险公司能够提供符合农户风险规避需求的保险产品。

关键词:农业保险,风险意识,保险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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