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宫范文
民族文化宫范文(精选12篇)
民族文化宫 第1篇
关键词:民族文化宫,消防设计,消防车道,防火分区,自动灭火系统
凯里民族文化宫位于沪昆高速公路凯麻段凯里西出口南侧,凯里民族文化园内,北倚一大型人工湖(蓄水量约300 000 m3),坐南朝北,又称“凯里西出口民族文化宫”。醒目的地理位置,依山傍水的坐落和极具贵州省黔东南地区苗族民居特色的流线型坡屋顶造型等形象,将使该建筑成为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该建筑功能多样,主要包括一个演出兼顾会议的1 200座剧院、36个80人的会议室和一个200人的会议室。位置处于凯里民族文化园湖心岛轴线上,剧场坐落在轴线上,会议室群对称地置于两端,采用传统围合式建筑空间,呈“一”字形沿湖面展开,布局简洁理性,充分体现该建筑的庄严感和整体性,见图1所示。
该工程占地面积9 350 m2,总建筑面积约3.4万m2。其中,利用地形高差(用地南向比北向高2 m)形成一层半地下层(该层高3 m,除南边外,其余各边均直通室外,以下简称“半地下层”),建筑面积8 097 m2,地上5层,建筑面积25 101.2 m2,高27.60 m(北侧消防车通道主入口至造型层檐口高度)。半地下层为舞台机械用房和车库、民族特色商品店和设备用房,第一层为剧场前厅、剧场观众厅(池座)及舞台、13个80人会议室和有关配套用房,第二层为剧场观众厅楼座、13个80人会议室和若干间办公室等配套用房,第三层亦为剧场观众厅楼座、13个80人会议室和若干间办公室等配套用房,14.93 m层为1个200人会议室和若干间办公室等配套用房,20.43 m层为1个观光厅及屋顶造型。从第一层起,凯里民族文化宫会议室群区的2个休息中庭和剧院舞台(含位于半地下层的舞台台仓)、剧场观众厅、剧院休息厅等部分均为大空间单层。其使用年限为100 a,耐火等级为一级。由于该建筑功能和结构的特殊性,给消防车道、防火分区、安全疏散、自动灭火系统等方面的消防设计带来了一些难题。
1 消防设计难点及采取的措施
民族特色与适当创新的有机结合,凯里民族文化宫将成为一个独特的地标建筑。该建筑20.43 m观光厅屋面面层的高度为24.93 m,其上的造型层屋面面层(檐口)的建筑高度达到27.60 m,该建筑定性为多层公共建筑,依据GB 50016—200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以下简称“建规”)的要求进行消防设计。
1.1 消防车道设计
凯里民族文化宫设置环形消防车通道。考虑到该建筑布置在一个南高北低的坡地,若分别在北边的建筑室外地坪0.00 m(标高630.00 m)和南边的建筑室外地坪2.00 m处(标高632.00 m)沿建筑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消防车无法快速机动地作业,难以满足消防登高及灭火救援的需要。在建筑东边、西边中部偏南处分别设置坡度为8%的消防车道坡道,使北边的车道向南边的连接,四边的消防车道形成了环道,并保证其宽度大于4 m,最小转弯半径大于9 m,消防车可以通达建筑各主要入口。该建筑的北侧为一个广场,南侧紧连建筑中部处布置有长40 m、宽(进深)11 m且坡度不大于6%的消防救援登高面,确保消防车道与建筑物之间距离及消防扑救场地满足规范要求。
1.2 防火分区设计
按照功能需要划分,该建筑被定性为多层公共建筑,各部分的防火分区面积均未大于相关规范的要求,主要指标见表1所示。
其中,第七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为4 997 m2,包括半地下层的乐池台仓、第一层的剧场观众厅(池座)、第二至三层的剧场观众厅(楼座)、剧院休息厅;第八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为2 163 m2,包括第一层的舞台和半地下层的舞台台仓;半地下层的第三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为2 920 m2,参照地下汽车库防火分区要求设计。会议室群休息中庭在与二楼、三楼贯通部位的四周均设置有甲级防火卷帘分隔。但是,在进行第七防火分区防火分隔时,设计单位为追求建筑内部剧院的整体性和美观性,在该防火分区第一至三层的东、西两边分别采用长20 m的防火玻璃幕墙及防火玻璃门代替防火墙,作为与其相连的各个防火分区间的分隔物,引起作者疑虑。对此,专门提出以下审核意见:一是限制可燃物,该防火玻璃及防火玻璃门两侧区域内的装修材料全部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二是设计单位明确该防火玻璃及防火玻璃门的耐火极限不低于3 h,其窗间墙及窗槛墙均填防火岩棉,竖向防火高度大于0.8 m;三是该防火玻璃幕墙及防火玻璃门靠剧院一侧疏散通道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水强度应按仓库类危险等级确定。
1.3 安全疏散设计
除半地下层外,该建筑每个防火分区均设有2个以上安全疏散出口,所有房间最远点满足“建规”第5.3.13条的规定。整个建筑设计12部疏散用的封闭楼梯,完全符合疏散要求。
(1) 经计算,中区的剧院观众厅人员的安全疏散符合“建规”等规范的要求。第一层的剧场观众厅(池座)座位700个,疏散出口平均人数未超过250人,疏散楼梯间总宽度9 m,有4部疏散楼梯直通室外,见图2所示。
(2)剧院入口前厅为一个占建筑第一至三层的空间,与剧院同处于一个防火分区,相邻的防火分区以在防火墙上设置的甲级防火玻璃门、卷帘门作为通达该前厅的安全出口,2部疏散楼梯间穿越入口前厅到室外。作为亚安全区域的入口门厅除了通行功能外,不设置其他功能,见图3所示。
(3) 为彰显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侗族文化特色,该建筑半地下层的东、西两侧分别设置1个面积为528 m2的旅游商品展示商店,其疏散净宽度均达10 m,全部直通建筑北侧广场,且与相连(南侧)的车库区等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 h的不燃烧体实墙和甲级防火门分隔。
1.3 水消防等自动灭火系统设计
该工程设计有室外消火栓系统,室内消火栓系统,湿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以下简称“喷淋系统”),消防水炮系统,雨淋系统和防护冷却水幕系统等自动灭火系统。消防水源、水量及水泵房消防水源由市政给水管网由半地下层680 m3的消防水池(共分2格),通过消防水泵向各水消防系统联合供水。剧场前厅左边机房顶设20 m3消防水箱1座和喷淋、雨淋、水幕、水炮系统增压稳压设备各一套,右边机房顶设20 m3消防水箱1座和室内消火栓系统增压稳压设备一套,以确保各水消防系统最不利处消防初期用水。
(1)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剧院舞台上部、半地下层民族旅游商品店等部位的喷淋系统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以下简称“喷规”)中危险级设计。会议室、办公室、走道、前厅、剧院马道层和层高小于8 m高的观众厅及大于0.8 m的观众厅吊顶内等部位按“喷规”中危险级设计,喷淋系统选用快速响应喷头。剧院的主舞台葡萄架下部的雨淋灭火系统,按“喷规”严重危险级设计,符合甲等剧院的要求。舞台与剧院观众厅的金属防火幕设置防护冷却水幕系统,完全满足“建规”第8.5.2条规定。该工程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最大的亮点是,严格按照“建规”等规范的规定,在剧院前厅、剧场观众厅、东西两个会议室群休息中庭的上空和15.40 m层两个剧院休息厅的上空设置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水炮系统。该系统共有10门水炮,采用ZD MS0.6/5S-ZSS25高空水泡,其工作压力0.25 MPa,射水流量为5 L/s,保护半径6 m,安装高度为6~20 m。其中,两个会议室群休息中庭分别设置水炮1门,与其一层四周走道上方的喷淋系统形成互补,剧场观众厅上方分二个标高点设置水炮2门,亦与见剧场池座(一层)后部、二层楼座和整个剧场上方设置的快速响应喷头有机互补,前厅、两个剧院休息厅的上方则严格按照保护半径不不大于6 m的要求各设置水炮2门。
(2)气体灭火系统。
该项目的配电房的火探管式自动探火灭火系统设计为CO2灭火系统。
1.4 防排烟设计
该工程剧院观众厅、舞台、观众厅闷顶及各个设备房均设置有机械排烟系统。剧院主人口前厅+0.00 m 以上区域(高度约14.53 m) 的中庭空间无可燃物,在二层、三层处未设置机械排烟系统,只在一层设置机械排烟系统。剧院2个休息厅+0.00 m以上区域(高度约19.2 m)均各作为一个独立的烟气控制区域,采用在顶部设置自动可开启窗方式的自然排烟措施,符合JGJ 57-2000《剧场建筑设计规范》(以下简称“剧规”)第8.1.10条的规定。会议室内群内的2个休息中庭+0.00 m以上区域(高度约15.10 m)均各作为一个独立的烟气控制区域,在顶部分别设置2台消防高温排烟风机。
2 消防设计讨论
2.1 建筑设环形消防车道和登高车操作场地
凯里民族文化宫为一典型的坡地建筑,给环形消防车道的设置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该建筑可以临湖的北侧广场作为主要的登高消防车操作场地。考虑到该建筑最多容纳4 280余人,在其南侧的建筑长边也设置了一个坡度不大于6%的消防救援登高面。但是该坡度不符合“建规”第6.0.9条的规定,为确保消防车扑救场地满足规范要求,在审核该部分的消防设计时,已要求设计单位将其更改为不大于3%。
2.2 剧院区形成独立的防火分区
该建筑是集会议室群和剧场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建筑,其防火分区严格按照“建规”的划分,保证剧场区形成了独立防火分区,完全符合“剧规”第8.1.12条的要求。其剧场舞台与后台部分的隔墙及舞台下部台仓周围的墙体均应采用防火隔墙,主台通向各处的洞口已设置甲级防火门,符合“剧规”第8.1.2、8.1.3条的规定。另外,因体现建筑内剧场的整体性和美观性,该建筑在防火墙上采用一定面积的防火玻璃幕墙及防火玻璃门,在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后,加之其为非用于入口门厅防火分区之间的分隔物,笔者认为该设计是可行的。
2.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置是核心
加强湿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水炮等灭火系统的设计,并提高系统的可靠性是整个消防系统的核心和灵魂所在。凯里民族文化宫屋顶设置20 m3高位消防水箱两个,加之半地下层680 m3的消防水池和北侧的大型人工湖,使其消防用水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室内消火系统与各种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在屋顶分别设置稳压泵、喷淋系统喷头全部采用快速响应喷头、高于8 m的大空间设置智能型消防水炮、舞台葡萄架下部设置雨淋系统和舞台口的金属防火幕设置水幕等自动喷水灭火设施的缜密设计,并与设置于该建筑各个部位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全面联动,能确保初期火灾的扑灭和控制火灾规模。
2.4 空调系统的设计独具匠心
根据建筑傍水的特殊地理情况,该工程中央空调采用地表水水源(建筑北侧大型人工湖)热泵系统,空调系统提取湖水中的冷、热量供空调系统使用,在提升空调系统的防火安全性的同时,亦具有较大的节能减排意义。
3 结束语
凯里民族文化宫因其造型极具民族和现代建筑的特色,且空间量大、功能繁杂、人员密集,无疑将成为苗乡凯里的一个重要地标建筑。在贵州黔东南地区,该工程的消防设计理念新颖、复杂,涉及的各类消防设施齐全,参与其消防设计审核工作对笔者亦是一个学习和不断提升业务水平的过程。笔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进行此类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核时,对消防车的通达、人员的安全疏散、建筑火灾荷载的减少、建筑火灾的自防自救及各类新型消防设施的采用等方面,始终应科学审慎地从严把握,真正夯实其 “防火墙”工程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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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茜,陈涛,吕显智.建筑智能疏散系统架构[J].消防科学与技术,2011,30(3):205-207.
[4]马锴,及轶弢.火玻璃框架系统的设计及应用[J].建筑技术,2011,49(7):830-832.
党校学员参观民族文化宫心得体会 第2篇
整个展馆分为“历程篇·发展的新疆”、“成就篇·奋进的新疆”、“惠民篇·幸福的新疆”、“风采篇·和谐的新疆”等主题,场馆面积虽然不大,但是每一幅照片,每一段文字,每一件展品都向我们展示了新疆成立以来所走过的路程。我们循着60年串起的时间线索,认真观看一个个展区,一时间仿佛洞悉一甲子的历史波澜,这让人赞不绝口的展览方式使我们对自治区成立60年来取得的成就激情涌动。
从这次展览中我们了解到,60年前的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各族人民深受剥削和压迫,生活十分困苦。是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了新疆,饱经磨难的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开启了新疆历史的新篇章。60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关心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帮助和支援下,在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发挥“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使新疆一穷二白的面貌得到彻底改变,天山南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充分展示了新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边防巩固、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体现了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的道路上跨出的一大步。
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彰显中央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口援疆工作的全面启动,彰显中华民族的大爱无疆。特别是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记的党中央,更是把新疆工作放在历史空前的高度,多次专题研究部署新疆、兵团工作。各援疆省市对新疆的关心、关爱、支持、帮助更是史无前列。自以来,新疆连续六年实施“民生建设年”,20-,共有232个民生建设项目先后纳入重点民生工程序列。新疆每年用于民生的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70%以上。各族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百姓的生活充满阳光、尊严和希望。身为新疆人,一天天、一步步实实在在地感受着环境的变化,享受着生活的改善,体会着日子的舒心,也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通过这次展会的参观,我深切体会到,新疆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得益于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得益于党中央历来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的战略谋划;得益于历届中央领导人始终心系新疆各族人民、情倾各族人民;得益于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得益于全国人民特别是19个对口援疆省市人民的无私大爱;更得益于坚持把发展落实到改善民生、惠及当地及增进团结上,使老百姓看到了真真切切的变化、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文化民族还是民族文化 第3篇
关键词:文化认同;文化民族;非功利性
中图分类号:I516.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4-0001-05
在我主编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中详细记述了德国文学在18世纪的发展轨迹以及它如何从世纪初的落后状态到世纪末达到欧洲顶峰的过程,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政治、经济、社会均处在落后状态的德国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会有突飞猛进的进步?在我们这部文学史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分析,提出了我们的见解。现在我想将这些见解归纳整理一下,向大家报告,请大家指正。
一、18世纪末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状况
18世纪末,英国革命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向工业化的转型,法国大革命也进行了十年,1799年的雾月政变结束了旷日持久的纷乱局面,拉开了拿破仑时代的序幕。可是,这时的德国尚未进入真正的市民社会,还保持着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社会结构,甚至——按照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一书中的说法——到1848年德国的发展水平才相当于法国大革命前的水平。这就是说,到了18世纪德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没有多大变化和发展。整个国家仍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是个大杂烩,由众多名义上从属帝国,实际上是由独立分治的王国、诸侯国、主教教区、藩邑和自由城市组成。18世纪末,这样的大小邦国多达340个,另外还有1400个骑士的领地。从经济方面看,神圣罗马帝国一直到19世纪崩溃时,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产业、手工业落后,贸易也极不发达。北部汉萨同盟的航海优势,随着荷兰、英国的兴起已不复存在,南部的商业城市如奥格斯堡、纽伦堡等也随着意大利一些商业重镇地位的下降而日渐式微。各邦国之间的币制和度量衡不统一,成为自由贸易的严重障碍,再加上各邦国之间的关卡林立,贸易几乎无法进行。诸侯割据使物流阻滞不通,这既是政治经济保守封闭的表征,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僵化、缺乏生气的缩影。各个诸侯国实行世袭的封建制,社会等级森严,贵族把握统治机构,市民不能参与政治。由于版图不统一、生产贸易不发达、社会结构死板、缺少竞争机制,市民不仅数量小,而且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在社会中都没有多大影响。总之,18世纪末的德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完全是一个落后国家,不仅落后于英国,而且也落后于荷兰、比利时等国。
二、18世纪末德国的文化状况
18世纪的德国虽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没有多大变化,但它的文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世纪初没有一位德国作家在德国以外产生过影响,那时的德国文学不是模仿法国的古典主义戏剧,就是写《鲁宾孙漂流记》式的小说。到18世纪中叶,两位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高特舍德和莱辛还在争论德国戏剧究竟应该走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道路还是走莎士比亚化的道路。可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文学不仅拥有了歌德和席勒这样世界级的文学大师,而且还有一批进入世界文学之林的作家,如浪漫作家施雷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等以及虽不属于浪漫文学但与浪漫文学有诸多关联的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让·保尔。有了这样一个作家群,德国文学就顺理成章地登上了欧洲文学的顶峰。18世纪末的德国,不仅文学界群星璀璨,哲学界也是大师辈出。在康德之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几乎在同一时段推出了他们的经典著作。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同时出现四位哲学大师,这在德国哲学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在世界哲学史上也实属罕见。如果我们再想到以贝多芬和莫扎特为代表的音乐,我们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文学、哲学、音乐在内的德国文化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达到了无法超越的高度。
其实,18世纪末,德国不仅在文学、哲学和音乐方面雄踞欧洲之巅,在教育的普及和文化设施的建设方面也优于英国和法国。18世纪末,在英国,工业化引发了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从而导致文盲骤增,而在德国据统计,到1800年六岁以上的人当中,有阅读能力的人就占了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由于教育的普及,18世纪末德国出现了“读书热”,图书出版的数量急剧增加。据统计,1740年、1770年和1800年出版的书目分别是775种、1144种和2569种;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文艺类书籍,1740年为44种,1770年为188种,1800年为881种。另外,到18世纪末,读书已经不再是知识阶层的特权,而是成为了各阶层人的共同需求。维兰德1784年在他主编的《文学汇报》上写道:“对启蒙的渴求和对知识的喜爱,不知不觉地扩展到几乎所有等级和阶层。”德国的读书热不仅体现在读者数量上,而且也体现在阅读的态度上。著名法国作家斯泰尔夫人(Madame de Stael)在她的《论德国》(De Allemagne)中指出,在法国,书是沙龙里的谈话资料,在德国,书则是人在寂寞中的伴侣。德国人在休闲时总是爱打开书本,从中汲取知识,了解时事,提高修养,以极大的兴趣欣赏文学作品,常常沉湎于小说而不能自拔。
18世纪德国不仅普通教育的普及程度很高,高等教育也很发达。18世纪末英国有六所大学,而德国就有四十四所之多。正是这些大学培养出了具有人文主义思想、掌握各种知识、精通多种外语的学者和作家。自17世纪以来,德国的著名作家都是所谓“学者型”作家,因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
18世纪德国在文化方面的另一景观是,虽然没有全国性的文化中心,却有众多地方性的文化中心。在德意志境内,邦国林立,自然不会出现全国性的文化中心,就像中央集权国家法国的巴黎那样。但是,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一些邦国的宫廷出于竞争意识想竭力炫耀自己的文化品味,不仅纷纷兴办学校,而且还修建图书馆、画廊、音乐厅、歌剧院、话剧院以及博物馆等文化设施。这样,德国虽然没有像巴黎那样的文化荟萃之地,但也没有出现像巴黎以外的那些省份在文化方面一片空白的局面。
总之,18世纪的德国虽然政治保守,经济落后,社会停滞,但它的文化却是蓬勃发展,一派繁荣景象。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德国的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
三、文学与政治脱节
文学与政治脱节是18世纪德国的一种特殊现象。德意志各邦国普遍不重视文学,像普鲁士这样大的邦国甚至鄙视本土文学,认为它根本不是文学。除魏玛公国外,其他的德意志邦国也都没有扶植过文学,没有对文学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这些邦国不重视文学的原因是,它们不觉得文学对于维持其统治、推行现实政治有什么帮助。其实魏玛宫廷招揽维兰德、歌德、赫尔德等人到魏玛,也不是要他们通过他们的文学活动诠释宫廷推行的现实政治,为巩固宫廷的统治服务,而是为了别的目的:请维兰德来是要他当
尚未即位的公爵的教师,请歌德来是要他做卡尔·奥古斯特的陪同,并兼做行政工作,至于赫尔德则是看重了他的牧师身份。德意志各邦国的宫廷虽不支持文学,但也不干预文学。这样,就给从事写作的作家留下了自由的天地,他们除了为宫廷创作娱乐节目时需要考虑宫廷的需要和要求外,其他的创作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所以,宫廷不支持甚至鄙视本土文学反倒有利于本土文学的创作。为此,施雷格尔感叹道,倘若腓特烈威廉二世论文学的风格和趣味的著作用的是德语而不是法语,那就可想而知,对德国文学会产生多大的伤害。另外,由于诸侯割据,出版社分布在各个邦国,在梅特涅制定的复辟政策颁布以前,德意志各邦国没有统一的书报检查制,因而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可以找到出版商。
文学与政治脱节不仅表现在当权者不要求文学直接为他们的现实政治服务,而且还表现在从事文化工作的学者也不关心政治,不涉足现实政治,更不屑于批评时政,他们常常超越现实和实践直接进入抽象的理论王国。就文学而言,作家们关心的不是直接面临的实际社会问题,他们不关心本民族的现实命运,关心的是人以及与人有关的普遍问题。邻国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德国作家反应强烈,但他们首先关注的不是这场革命与自己的国家有什么关系,首先思考的也不是自己国家面临的问题,他们首先关注和思考的是这场革命与人类的普遍问题有什么关系,是人以及与人有关的问题。18世纪德国的大作家莱辛、赫尔德、席勒和歌德等都有强烈的全人类意识,不大关心本民族的现实问题。因此,18世纪的德国文学对德国本身的影响不大,但对整个人类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18世纪的德国文学是超功利的、非功利的,它不追求直接的政治效果,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有长远意义,它的作品才成为经典。
四、有教养的市民阶层
18世纪的德国作家均出身市民阶级,因而18世纪的德国文学就与德国市民阶级的特殊处境有关。18世纪英法等国已经有了强大的市民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占有主导地位,国家政权也由他们支配。可是,18世纪德国的市民阶级既无经济实力可以在经济领域大展宏图,也无政治实力可以提出自己的诉求。因此,18世纪德国的市民阶级不关心政治,也不过问政治。但是,经过启蒙运动,市民阶级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了实现自我的强烈愿望。既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才能,精神和文化领域就成为留给他们实现自我的仅有的空间,他们特别重视精神、文化和教育。此外,他们试图在精神、文化和教育领域发展,这也没有受到来自宫廷的阻扰,相反,还得到了支持。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诸侯国林立,每个诸侯国都需要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和文化教育设施,这就需要一大批低层行政官员、教师、律师以及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因而这些人在人口中占的比重大大高于英法等国。这些职业要求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个人才能,一般都是由市民阶级出身的人担当。这部分市民从事这些工作靠的不是他们的门第,而是他们的知识和技术能力。因此,这部分市民要实现自我、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得积累知识、增强本领、提高修养。这样,在18世纪的德国就形成了一个名为“有教养的市民阶级”。
这个“有教养的市民阶级”虽无经济实力,也无政治影响,却主导着当时的精神文化领域,知识和文化不仅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更是他们自我认同的基本内容。他们除精通自己从事的那个行业的知识和技能外,还特别注意个人的教育和文化修养。他们崇尚艺术,热爱文学,这样,他们就为艺术和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更主要的是,18世纪在德国文坛有相当影响的作家几乎全都出自这个“有教养的市民阶级”,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要求。
五、文化民族
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后来成立的德意志联邦,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维系德意志民族的真正纽带是它的文化,或者说,德意志民族仅仅是在文化意义上才存在的民族。在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军队以前,德意志的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意识。这一点在席勒于1797年或1800年写的诗《伟哉,德意志》(Deutsche Gr6Be)的未完成稿中说的非常清楚。当时,神圣罗马帝国饱受英国和法国的欺辱,帝国行将崩溃。面对这种颓势,席勒斩钉截铁地写道:德意志仍旧可以“为自己的名字自豪欢欣”,仍旧可以“昂首挺胸,充满自信地跻身各民族之林”,因为“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民族是两回事”。“德意志的威严和崇高从不建立在王侯们的头上,德意志人建立了一种自己的价值,它与政治无关。”因此,“即使帝国覆灭,德意志的尊严依然不受侵犯。”那么,什么是德意志的尊严呢?“它是道德的伟大”,这种道德的伟大“存在于文化之中,存在于与民族政治命运无关的民族的性格之中”,因而“政治帝国摇摇欲坠,精神帝国却更加坚固,更加完善”。
席勒这首题为《伟哉,德意志》的诗的中心思想是:德意志民族的灵魂和力量就是它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与政治无关。将德意志民族看做是一个文化民族,以文化认同代替国家认同,这是18世纪德国文化精英的共识。在这里,文化成了将民族凝聚在一起的力量,成了民族的象征。认为德意志民族是个文化民族,这是18世纪到19世纪初德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景观,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曲折反射,是政治与文化脱节且渐行渐远的必然结果。
由于18世纪德国的文化精英将自己的民族看做是一个文化民族,因而他们特别重视文化,将文化摆在很高的位置。弗·施雷格尔将法国大革命和费希特的《知识论》以及歌德的《迈斯特》称之为他那个时代的三大倾向,把当时在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和文学成果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凸显了文化在施雷格尔这类文化精英心目中的地位。正是由于十分看重文化,德国的文化精英都背负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他们认为,弘扬德意志民族文化,吸收和保存其他民族、其他时代的文化精华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温克尔曼重新发现古希腊以后,从莱辛、歌德到荷尔德林都致力于继承和发扬古希腊文化的精神和传统。这里,古希腊文化不仅仅指希腊这个民族的古代文化,而是将它理解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文化,是整个欧洲文化的始祖,德意志民族要做它的合格的继承者。除继承和发扬古希腊文化外,18世纪德国的文化精英也虚心学习和接受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以及包括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总之,由于德国的文化精英认为德意志民族是个文化民族,他们看重的是文化本身,而不是看重该文化属于哪个民族。因此,他们视野开阔,能博采各民族文化之长,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创造出光彩夺目的文化,使得文化民族这个称号名实相符。随着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的出现,随着歌德、席勒、荷尔德林这样的大文豪的出现,随着贝多芬、莫扎特这样音乐天才的出现,18世纪末德国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而且无法超越的黄金时代。
六、民族文化
18世纪形成的文化认同的传统在德国并没有完全传承下去,到了19世纪“文化民族”就被“民族文化”所取代。1806年拿破仑占领德国是德国知识界民族意识的转折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虽然
对德国知识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他们尚持静观态度。他们关心思考的还不是狭隘的民族利益,而是整个欧洲乃至人类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德意志作为文化民族的使命就是对普遍人性的关怀和张扬。拿破仑占领德国以后,德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才开始高涨。这时,民族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广义的文化认同转变为具体的族群认同,民族由文化概念变成了政治概念。知识分子放弃了超然的世界公民的立场,坚决地站在此时此刻遭受异民族侵略和统治的祖国一边。
以前德国的思想家和作家强调文化民族,其重点是文化,现在强调民族文化,其重点是民族。他们竭力渲染德意志民族的种种特质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以此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加入抗击侵略者的行列。为此,他们将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某些特质绝对化、神圣化。费希特为唤醒德国人的爱国热情发表十四篇《告德意志民族书》(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1807/1808),他强调,德意志民族是唯一未受褊狭的罗马拉丁文化扭曲的“始祖民族”(Urvolk),它比任何其他民族都优秀;德语作为始祖民族的财富,具有承载世界文化的包容性和原创性;只有德意志人身上才有使人类臻于完善的萌芽,故而他们肩负引领人类进步的使命;德意志人民的沉沦就意味着人类的沉沦。值得注意的是,费希特认为,永恒不朽的不是艺术而是爱国主义思想。德国的体育之父雅恩(FriedrichLudwig Jahn,1778—1852)写了一本书,名为《德意志人的民族性》(Deutsches Volkstum,1810),他生造了Volkstum这个词,用它来表现德意志人的特征,因而这个词就成了德意志民族的专称。作家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89—1860)为了突出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不惜贬低其他种族,煽动仇恨。他说:“让我们憎恨法国人吧。”
“民族文化”取代“文化民族”是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果。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除歌德以外德国知识分子几乎众口一词礼赞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在这种氛围中,文学不再是文学,变成了“雄辩术”。奥·施莱格尔在1806年3月12日致富凯的信中就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事关德意志民族的存在,文学的地位应该让给雄辩术。”事实也是如此,从文化民族到民族文化的转变,对文学而言,就是它变成了宣传鼓动的工具。也就是说,文学从超功利的美学追求蜕变成追求实效的政治鼓动,文学从追求思想的深刻蜕变成追求影响的广泛。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实际更多属于社会现象而不是文学现象。1806年到1830年所谓的“解放战争文学”对民众的影响,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可以说前所未有。无名之辈诺纳(Johann Gottfried Christan Nonne)因写了《烈焰升空》(Flamme empor)而名噪一时,这首诗也像民歌一般流行开来。至于像阿恩特、克尔纳这样的诗人所写的诗影响就更大了,在军营和民间广为流传,激励无数德国人奋勇抗战,像克尔纳的《吕措军团的勇猛剿猎》(Ltitzows wilde Jagd)经韦伯谱曲以后更成为德国热血青年最喜欢咏唱的战歌。
单就影响而言,一些经典之作,如歌德的小说、荷尔德林的诗歌和克莱斯特的戏剧,根本无法同解放战争诗人的诗歌相比。当这些诗人的诗造成了轰动效应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几乎无人问津,更谈不上有什么影响。但是,由于解放战争诗人将自己的文学活动直接与现实政治挂钩,追求直接的功利效果,因而他们的诗虽有宣传鼓动功能,但缺乏审美价值。现实政治总是在不断变化,一旦时过境迁,那些为配合现实政治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就失去了它们的价值和影响,阿恩特和克尔纳等解放战争诗人的创作命运就是这样。所以,文学一旦与现实政治纠缠在一起,沾染上功利色彩,就会蜕变,不再像文学。所谓的解放战争文学如此,从1830年到1848年的“三月前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文化民族到民族文化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是重文化还是重民族,文学是远离政治还是与政治挂钩,文学是功利的还是超功利的,文学是追求审美价值还是追求影响的最大化,文学是追求长远的价值还是追求眼前的实效,文学是着眼人类长远的普世价值还是追求一时一地的效果,所有这些都是关系到文学作品能否成为传世经典的根本因素。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文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享有以上这些对文学发展有利的条件,因而登上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顶峰。
民族文化宫 第4篇
关键词:民族音乐,京剧,荆楚文化
随着京剧进课堂的呼声, 加强民族音乐教学是当下中小学音乐教学关注的焦点, 对此, 笔者也谈几点看法。
一、深入诗词弘扬民族文化
音乐新课程标准理念指出:音乐教学应提倡学科综合, 诗词与音乐是艺术教育的两个不同类别, 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让诗词音乐走进中小学音乐课堂不但可以将两种艺术形势有效的结合在一起还可以在教学中弘扬民族文化, 振奋民族精神, 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言之不足则歌咏之”, 由此看来, 音乐更能抒发人的情感, 在远古时期, 最原始的音乐是声乐, 歌唱作为古代重要的音乐形式盛行一世, 据史书记载《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 其中共记录了305首歌曲,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古歌”的“歌词”, 到了唐宋时代中国诗词、音乐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涌现了诸多著名诗人, 他们的作品被广为传唱。由此可见, 诗词与音乐在很早以前其实是“一家人”。
音乐运用速度、力度、旋律、节奏等音乐要素, 通过聆听来激发人们的情感, 在脑海中产生美好的想象, 而诗词则力求用最精练的文字和规整的结构来表达最真挚的情感和最形象的意境, 两者的结合是以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为主线, 在音乐各表现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诗词的特点, 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既提倡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又升华了学生的审美体验。
中国艺术重写意, 中国音乐跟诗词、国画、好象一棵树上不同的分支, 他们的根是一样的。中国文化很深远, 讲意境, 表达内心的体验, 追求与大自然的和谐。例如我们在引导学生欣赏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的二胡独奏曲《空山鸟语》时, 可先设定情景教学, 走进王维的诗词“空山不见人, 但闻鸟语声, 返影入森林, 复照青苔上”。在学生欣赏此曲时, 略作点染, 境界跃然而出。此引子犹如山林召唤, 空谷回声, 一阵子喧闹、一阵子寂静, 静中似闻鸟啼声, 有声更显山中静, 正是“空山不见人, 但闻鸟语声”, 使学生犹如身临其境, 感受到音乐与诗词的完美融合, 提高了学生的审美素养。此段采用了模拟音乐的手法, 在不同音区用不同音色、距离感, 来表现远山尽谷群鸟争鸣的意境。让学生感受和理解他的深远的意境。
在音乐多元化的时代中, 诗词音乐已经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与学习中, 很多作曲家将诗词与现代新音乐进行了再创作, 于是, 有许多琅琅上口的诗词被搬上了音乐舞台, 有的甚至走进了流行歌曲的行列, 例如《但愿人长久》、《相见时难别亦难》、《床前明月光》等, 当然也有一部分走进我们的音乐课堂, 例如《明日歌》、《悯农》、《咏鹅》、《春晓》等就出现我们音乐课堂中。这些令人拍案叫绝的佳句, 长久传唱不衰的经典, 加之与优美的旋律相结合使音乐课堂韵味更足, 曲儿更美。
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课堂更生动的话, 我们可以引导学生的进行简单创作的, 我选了一些学生熟悉的诗歌《登鹳雀楼》、《早发白帝城》、《回乡偶书》等让学生自己去创作。引导学生先想象诗歌所表现的意境, 积极鼓励他们大胆创作。我发现有的学生将这些诗词填入到了他们喜欢的旋律中, 这样自由的组合不正是学生音乐的创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吗?
二、了解民歌增强民族意识
音乐新课程标准理念指出:应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作为音乐课重要的教学内容, 通过学习民族音乐, 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 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
民族音乐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的音乐, 以其博大精深、绚丽多彩闻名于世。我国的民族音乐集中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凝聚着民族艺术的精华,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力量和追求。我们5 6个民族拥有数以万计的色彩独特的民歌, 它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还有品种繁多的民间歌舞、民族器乐、曲艺及戏曲种类, 都具有鲜明的音乐风格。
洗星海曾说“民歌是中国音乐的中心部分, 要了解中国音乐, 必须研究民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歌, 并以多样化的体裁、歌曲形式和内容, 反映着本民族特有的历史、民俗、性格、情趣和文化传统。
新疆民歌的热情洋溢、富于动感。例如《青春舞曲》、《掀起你的盖头来》;
内蒙民歌的辽阔豪爽、高亢悠扬。例如《美丽的草原
云南民歌的从容舒展、优美清晰。例如《小河淌水》、《猜调》;
江南民歌的婉转轻柔、细腻含蓄。例如《采茶舞曲》、《茉莉花》, 这些
风格迥异的民族音乐体现民族的魅力和文化。
在学习蒙古族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中, 首先我播放大家熟悉的音乐《吉祥三宝》音乐带领学生走进蒙古草原;接下来我们可以从腾格尔《天堂》、《蒙古人》等歌曲开始欣赏感受;然后是让学生畅所欲言自己心目中的蒙古人 (从文化、服饰、语言、习性等) ;在学生对蒙古产生一些印象后播放了《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舞蹈片段, 带领学生学习简单的舞蹈手臂动作;最后我们来分析这首歌, 歌曲的旋律采用了牧歌的素材, 并用五声宫调式构成旋律, 给人以辽阔、悠扬、婉转、抒情的印象。当这些美妙的歌词在旋律中流淌的时候, 也流进了学生的心田里, 他们自然的随着歌声哼唱起来。
三、走进京剧感悟民族精粹
音乐新课程标准理念指出:音乐教学的综合包括音乐教学不同领域之间的综合;音乐与舞蹈、戏剧、影视、美术等姊妹艺术的综合;音乐与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综合。在实施中, 综合应以音乐为教学主线, 通过具体的音乐材料构建起与其他艺术门类及其他学科的联系。
京剧是流行于全国的戏曲剧种, 有进两百年的历史, 它吸收并融合了许多其他剧种在音乐以及表演方法的上的精华, 让学生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国粹京剧, 播撒民族文化精粹的种子, 发扬民族精神。
学习京剧我们可以从学生非常感兴趣的歌曲《唱脸谱》开始, 这是一首京剧曲调跟流行音乐巧妙融合风格的歌曲。学生通过欣赏和学唱歌曲, 可自然的了解到京剧的行当、唱腔和京剧脸部化妆的一些特点和意义。可以在课程中设置唱脸谱和画脸谱的环节, 让学生体验音乐、美术这两种艺术学科的结合。2010年龚玲娜的《忐剧元素, 这首歌学生很感兴趣, 我指导学生观看视频, 学生对龚琳娜的唱法、造型、面部表情尤其是眼神特别感兴趣, 我借此向他们介绍京剧的相关知识, 学生在学唱中兴致盎然, 收获颇丰。
接下来在《中国京剧》这一课中, 首先以图文并茂形式简介京剧行当——生、旦、净、丑四大类;然后以声像、视听结合形式介绍京剧的四种艺术特性——唱、念、做、打。启发学生积极体验与感受;最后以锣鼓谱及打击乐实物简介京剧的伴奏乐器。本课中大量运用多媒体的形式展示京剧不同行当的脸谱、人物、剧情、表演、唱腔等, 激发学生学习京剧的欲望, 使学生主动地参与了唱、念、做、打的实践活动, 更使学生加深了对京剧的体验和理解, 并扩展了与音乐的相关文化知识, 突出体现了重视音乐实践, 提倡学科综合, 培养他们对京剧的兴趣和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弘扬民族音乐的全新理念。
四、唱响民歌传承荆楚文化
音乐新课标提出:“学校音乐教育要充分利用民族、民间音乐的丰富资源, 对学生进行本地区、本民族传统的、乡土的音乐教育。各地区、各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 这些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教师要善于将本地区、本民族的民间音乐资源运用于学校音乐教学之中, 使学生从小就受到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要实现这一目标, 单纯依赖书本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必须树立新的课程资源观, 开发和利用校内外一切课程资源为新课程服务。
我们湖北民歌资源丰富, 影响力也非常大, 其中有《柑子树》、《喇叭调》、《幸福歌》、《绣荷包》、龙船调》、《小女婿》等, 这些民歌都非常有湖北特色, 特别是我们湖北民歌《龙船调》它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影响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为世界2 5首优秀民歌之一。
《龙船调》最初叫《种瓜调》, 《龙船调》原本是群众逢年过节, 划彩莲们叫它灯调。又因为歌词内容是种瓜, 所以, 人们又叫它种瓜调或瓜子仁调。
《龙船调》旋律更是极其流畅、优美动人, 集中而风情万种地表现了土家么妹儿的娇羞、妩媚, 秀才的酸腐、挑逗以及驼背艄公的幽默、野性, 从而完成了从形式到内容的重大飞跃。武汉歌唱家刘家宜最早将她唱的《龙船调》灌成唱片流行全国, 王玉珍又将《龙船调》唱到了日本, 还有著名歌唱家王洁实、谢莉斯、魏金栋、李谷一、汤灿等多次传唱。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将其唱到了悉尼歌剧院、维也纳金色大厅、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 在全球掀起了传唱《龙船调》的热潮。在学习这首歌时让学生了解这首歌曲的历史和发展, 学生也会以此为豪。
我在引导学生学习这首歌曲时, 特意让学生用普通话和方言对比着演唱, 让学生感受方言演唱的魅力和特色。我还指导学生进行表演唱, 让他们自由想象, 加上手势、动作、表情, 学生兴趣高涨。我还播放了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里与外国艺术家合作的《龙船调》视频, 学生为民族文化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而充满自豪, 在演唱这首歌时似乎自己也成为了民族文化的传播者, 效果良好。
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学生在音乐课堂中, 通过学习中国民族音乐, 认识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拓宽他们的审美视野,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尊重和热爱。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音乐是世界各国人民交流共通的语言, 加强文化交流, 我们需要做的更多。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工作者, 在平常的音乐课堂中, 多发掘教育资源:深入诗词, 弘扬民族文化;了解民歌, 增强民族意识;走进京剧, 感悟民族精粹;唱响民歌, 传承荆楚文化。我们有责任架起民族音乐与学生之间的桥梁, 做艺术的传承者和传播者。
党校学员参观民族文化宫心得体会 第5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现有47个民族成分,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也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在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现在则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
60年以来的光荣与梦想,是北京民族文化宫这几天最生动的表情。10月17日的北京,略带有几分雾霾,我随党校的其他同学一起去参观了《在祖国的怀抱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成就展》,感受新疆60年的巨大变迁。在参观者中,有身着整齐校服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有相伴而来的中年夫妻,还有退伍的老兵。
走进新疆国际会展中心4号馆,映入眼帘的是一行醒目的红底白字“在祖国的怀抱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成就展”。进入序厅,右方一个40米×5米的LED电视大屏正在播放60年来新疆的发展变化和辉煌成就,明亮的画面、丰富的内容,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循序而入,历程篇中,首先看到的是5幅中央历届领导人亲切关怀新疆的大幅图片。阳光雨露润边疆,从1949年至今,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及时准确地对新疆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从新疆和平解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从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战略到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一幅幅图片将一个个历史瞬间一一定格,我们看到了新疆60年波澜壮阔的奋进之路,看到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成功实践。
这几天中,成就展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参观者。展览共前言、历程篇、成就篇、惠民篇、风采篇、展望篇和结束语7个部分,展出了2033张图片,40余幅图表,300余件实物,以及10余处新媒体手段的运用,让参观者在视觉、听觉甚至触觉中,感受到新疆60年来的沧桑变化。
历史反思、民族历史与民族精神 第6篇
[关键词]历史反思 民族精神 民族历史 历史哲学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一、历史反思与民族历史的关系
列宁认为“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因为中国109年的悲惨的近代历史,我们才明白国家落后于国于民都是巨大的灾难;因为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我们才知道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为1940年法国的亡国,我们才认识到绥靖政策只能使恶霸在世界为非作歹;因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我们才发现原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可以相互促进。
历史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然而试想如果我们仅仅有历史事实的罗列,没有对历史事件的反思,那么历史只会成为积尘飞舞的藏书阁中的几张废纸。然而当反思与思辨走进历史的世界里时,历史就成为能够映射我们当下所处的世界的镜子,是我们清楚认识应该所走道路的有力工具。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当今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历史经验对于我国的发展尤为重要。如何从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吸取腐败与脱离群众的教训,如何从我国近七十年的新中国历史中学习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成与失,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历史哲学的思考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二、历史反思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的培育,在于整个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问题的实践;民族精神的培育,也来源于一个民族对于自己民族历史的不断反思。我们以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为例。
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臭名昭著的纳粹的诞生地,在20世纪有着并不光辉的历史。然而德国不断反思自己的民族历史,追寻这段不光彩历史的起源和影响,并不断对德国自身当代发展做出约束:联邦德国首先通过立法形式采取了禁止纳粹活动的严厉措施。1953年8月颁布、1998年11月修订的德国刑法第86条规定,任何人在国内外传播、生产和使用与民族社会主义党意识形态直接有关的宣传材料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剥夺自由三年或被罚款。任何人传播或在公开场合使用包括纳粹在内的非法组织的标记将被剥夺自由三年或被罚款。第130条规定,任何人公开或在聚会中赞成和否认纳粹统治时期行为或者认为其无害将被处以不超过一年的监禁或罚款。
对于纳粹的受害者和受害国,联邦德国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道歉。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前往波兰华沙参加纪念1943年华沙犹太区起义牺牲者的活动。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勃兰特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异常举动。他突然双膝下跪,沉默凝视,神情肃穆,以此代表德国向战争年代遭到纳粹屠杀的波兰犹太人表示真诚的忏悔,让世人看到了战后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悔罪和认罪。30年以后,2000年12月6日,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在华沙勃兰特广场致辞时称赞了当年勃兰特的英勇举动。他说:“在这里德国政治领导人、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民的政府领导人怀着同情和勇气以表达不管多么精心的措辞都无法表达的事情:我们犯过罪行,我们承认这些罪行。”又是10年之后,2010年12月7日,德国总统武尔夫也来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敬献花环。他回忆说,当年勃兰特做出这一非凡举动时他只是一个11岁男孩,但他知道并且一直记着它。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凡的人道姿态。在面对德国人给东欧制造的悲伤和暴行时的一种谦卑和伤心。”他还保证说,虽然他是在战后出生的,但他对德国历史负有责任。
总体上看,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纳粹时期历史的反省是深刻的,反思也给德国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德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增大,德国已与英国法国共为欧洲的“三驾马车”,欧洲事务无论是欧债危机还是欧洲反恐都少不了德国的身影,德国虽然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是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大,德国在国际政治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强,成为了促进国际和平的重要力量。
因此我们需要学习黑格尔、马克思等哲学大家对于历史哲学的论述,通过对历史经济数据的考察,对民族文化思想的反思,从民族历史中取得经验,巩固我们务实的民族精神,同时吸取西方民族擅长反思的特点,在历史中总结经验,以促进我们中华民族在新时期的伟大复兴。
[ 参 考 文 献 ]
[1]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世界现代史(1900—2000)[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民族文化宫 第7篇
一、民族平等权利的法律保护
宗教、法律、道德在各个社会中都是社会控制的基本方式, 民族平等权利是宪法上确认的各民族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 我国《宪法》第4条明确规定:“禁止对任何民族进行歧视和压迫, 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 这不仅是对民族平等权利的宪法保障, 更体现了我国在民族权利保障的问题上从观念到制度的转变, 走上了以法律保障为主导的多元保障机制之路。虽然民族平等已成为法律, 但是部分民族被歧视、甚至遭遇极端行为的现象并未过去, 尤其是部分人存在对民族宗教信仰的偏见, 对他们人为地贴上暴力、犯罪和威胁公民安全的标签。
正因为少数民族中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的差异, 使得各民族人民在相处中摩擦升级, 从小吵小闹上升为带有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性质等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行为, 甚者被恐怖组织所利用进而引发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犯罪。这并非个人的民族歧视问题, 而是一个广泛存在的深层社会问题, 不仅值得我们反思, 更应从行动上用带有惩治功能的刑法加以规制和保障。1997年《刑法》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一章中增设了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 即刑法第249条:“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将民族平等权利纳入刑法保障范畴。
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是指以各种蛊惑人心的方法, 公开向不特定或多数人鼓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 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 客体
一罪侵犯的客体影响其在刑法分则中的定位,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民主权利。但在当前严峻的反恐形势下, 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民族习惯、语言文字的差异及其引发的矛盾往往被恐怖势力所利用, 将其引向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极端思想, 制造骚动与混乱, 最终酿出一场场的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有学者认为, 面对国际和国内反恐的大环境, 结合我国社会现实中犯罪行为的行为模式, 应对本罪的司法定位做进一步完善, 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罪名体系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①
(二) 客观方面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 情节严重的行为。所谓煽动, 是指行为人带有影响他人思想的意图, 以语言、文字、视频等形式进行怂恿鼓动。而民族仇恨、民族歧视实质上是一种心理事实, 这里的民族仇恨, 是指基于民族不同的信仰、肤色、风俗习惯等的理由意图损害其他民族平等地位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产生相互敌对的状况。民族歧视, 则是指按照民族成分划分民族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 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区别、排斥、限制的不平等观点和态度。
本罪是煽动型罪名, 而行为人的是否具有煽动意图本身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 只有通过外化的实行行为加以判断。实行行为是指“该当于构成要件的行为”, 是指与既遂结果发生的具体性危险即未遂结果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的行为。②
信息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这也使得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犯罪行为模式发生变化, 呈现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传播的。刑法第249条条文过于笼统, 2014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定罪处罚的具体客观方面进行了细化。传统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案件主要通过信件、图书、传单、非法宣讲、音像制品等方式进行犯罪活动, 但近年来, 手机、网络等新媒体媒介的便利, 为不法分子进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意见》中规定:“通过建立、开办、经营、管理网站、网页、论坛、电子邮件、博客、微博、即时通讯工具、群组、聊天室、网络硬盘、网络电话、手机应用软件及其他网络应用服务, 或者利用手机、移动存储介质、电子阅读器等登载、张贴、复制、发送、播放、演示载有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内容的图书、文稿、图片、音频、视频、音像制品及相关网址, 宣扬、散布、传播宗教极端思想, 实施上述行为,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 情节严重的, 以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定罪处罚”。
三、新形势下对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思考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 不仅破坏各民族平等、和睦地政治、经济、民主活动, 也会破坏各民族感情、文化的融合。近年来, 其更呈现出行为人年轻化、犯罪行为组织化、民族歧视双向化的特点。以海力排某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 (2014) 鄂武昌刑初字第01219号一案③为例。
我们说到民族歧视, 不由想到的是汉族公民对少数民族公民的歧视或不满, 通过煽动行为排斥、限制、侵犯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在海力排某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一案中, 被告人海力排某, 作为一名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轻易接受他人宣扬的“迁徙”、“圣战”等煽动民族仇恨的极端思想, 为他人提供大学教室并以“讲经”和“听课”模式宣扬、传播煽动民族仇恨极端思想的活动, 发放多种反动宗教类非法宣传品。行为人宣传内容涉及鼓吹对汉人进行报复, 煽动进行圣战, 并涉及“7月12日对乌石化工厂进行爆炸”、“9月15日对四川宜宾市一汉人公司进行圣战”等宗教极端思想, 编造谎言, 欺骗群众, 煽动民族仇恨。这一案例则反映出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偏见和敌对情绪。
可见, 由于不正当的宗教传播途径, 极易激化原已弥合的民族排斥或民族矛盾情绪, 使平等相处的各民族公民产生出敌对、仇视的心理, 无论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亦或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敌对, 此类仇恨情绪极易随着文化生活的沉淀予以延续, 破坏国家的稳定发展和各民族感情的融合。因此,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 我们应该关注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行为方式及定罪量刑研究, 更应该究其背后的民族矛盾心理症结, 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正确处理侵犯民族平等权利的犯罪, 不仅实现民族平等权利的刑法保障, 更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感情融合。
摘要:民族平等权利扎根于公民的基本人权, 对其进行刑法保障必须从实际出发, 实现事实上的平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客体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 该罪在司法实践中不仅发展为线上和线下结合的犯罪新模式, 也呈现出行为人年轻化、民族歧视情绪双向化的特点, 因此, 必须对该罪作出准确的司法定位, 同时也应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推动民族间文化感情的融合。
关键词:民族平等,民族仇恨,民族歧视,刑法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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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虞子.分裂新疆的“东突独”揭秘[J].凤凰周刊, 2014 (36) .
民族文化宫 第8篇
中央民族大学有全方位的学科设置, 来自56个民族的骄子及外国留学生营造的别样风情, 古朴优雅的校园环境等等, 使得这所少数民族高级人才的摇篮名声在外。凤凰网、环球网以及一些时尚杂志派摄影师考察中国的大学, 结果坐落在北京魏公村、毗邻国家图书馆的中央民族大学被评为“京城美女最多高校”, 图片和视频一经发表, 令观众大开眼界, 引得慕名者纷至沓来。
人们到中央民族大学可不是光来看美女帅哥, 早在2012年4月北京18所大学博物馆对外开放之前, 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博物馆就以其优质的软硬件, 成为北京博物馆之旅的招牌之一了。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始建于1951年, 是以全国56个民族的文物为主要收藏、展示和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专业博物馆。博物馆坐落在大学图书馆一侧, 4层小楼在绿树红花的映衬下显得幽深静谧。馆藏有各民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宗教器物、服装、古器物、文献、乐器等14类文物, 其中以各民族传统服装、装饰品居多, 充分反映了少数民族人民在纺织、印染、刺绣、皮革鞣制等方面的卓越才能和精湛技艺。还有一些是建国初期各族人民赠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礼品, 具有极高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宗教器物、古器物、文献类藏品中也不乏明清时期的佛像、唐卡、贝叶经、东巴经、祖图、天路图, 以及先秦或史前时代的彩陶罐、铜鼓等具有很高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珍品。
最值得一提的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拥有北方唯一的台湾高山族文物收藏, 包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台湾收集来的陶罐、珠贝衣、木雕、首饰、烟斗、盔甲、藤帽、木枕、佩刀、木壶、葫芦器、藤篮、双连杯、服装等近百件文物。
博物馆现有7个展厅, 包括北方、南方民族服饰文化厅、生活文化厅、宗教文化厅、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展厅、中央民族大学校史展和中国民族古文字与古籍陈列馆。在校史展厅里, 有费孝通先生、吴文藻先生等著名学者的手稿和遗物。
镇馆之宝是一件清朝末年高山族泰雅人的贝衣。贝衣用两幅麻布制成, 无领、无袖, 上面缝缀着串串天然贝珠。贝衣的制作方法十分繁琐。要先将蚌碾切成颗粒状, 然后磨成贝珠, 再串缀成串缝饰在麻布衣服的襟边、袖口、背部, 乃至全身, 每件衣服需用晶莹剔透的贝珠达几万颗乃至十几万颗之多, 非常珍贵。过去, 贝衣曾经是地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只有头目、组长或猎头较多的勇士才能穿着, 还曾被作为聘礼和货币使用。即使在今天, 有贝衣的泰雅姑娘们, 也只在结婚的大喜日子或盛大节日才穿上珍贵的贝衣。
展馆中有一顶画着很多人像的帽子, 讲解员说它叫“五佛冠”, 是东巴教祭司所戴的法帽。是由五幅彩绘纸牌画组成的象征着五智如来的宝冠。正中间一幅绘制的是东巴教祖师丁巴什罗的画像, 其余4幅为神明东巴或各种护法神。东巴教是纳西族全民信奉的古老宗教, 后来受到佛教等宗教影响, 东巴教以祖先崇拜、鬼神崇拜、自然崇拜为基本内容, 在宗教仪轨方面, 祭天式、驱鬼、禳灾和卜卦等活动是其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从这件五佛冠上也可以猜出, 古老的东巴教仪式一定非常严肃。
宗教文化馆中还陈列着一件青灰色的大鼓, 鼓面上铸有6只蹲着的青蛙, 造型栩栩如生。鼓名叫“蛙鼓”, 是壮族人的作品, 它是中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创造的独具特色的青铜艺术作品, 集冶炼、铸造、雕刻、装饰、绘画、音乐、舞蹈和宗教于一身。鼓面直径约60厘米, 高约50厘米, 鼓面和鼓身都刻有精致的花纹, 保存在恒温恒湿的特殊展箱中。演奏时, 人们把鼓悬挂起来, 一人用鼓槌敲击鼓面, 一人手执木桶对准鼓底, 以增加共鸣, 声音浑厚深沉, 能传远处。舞者围着蛙鼓, 随着鼓点节奏翩翩起舞。除作为乐器使用外, 它还具有诸多的社会功能, 如作礼器、重器、葬具、贡赋等, 功能多样, 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蛙鼓是以青蛙作为图腾崇拜的反映, 因为“蛙鸣即铜鼓精”“鼓声宏者为上”, 青蛙能知天时, 故视为神物。蛙鼓为壮族先民的重器, 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此外, 赫哲族贴花马哈鱼皮男服、彝族木胎髹漆餐酒具、满族皮靰鞡、苗族桐子花凤鸟纹银冠、鄂伦春族狍头皮帽等都属于罕见之物。
民族高校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第9篇
一、民族高校具有的独特功能及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必然性。
1. 民族高校具有的独特功能。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是从“少数民族”延伸出来的, 指的是以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和为少数民族培养高级人才为目的的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类别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高校, 除具有一般高校所具有的功能外, 还具有其特殊性。一般来说, 大学有三大功能:教学、科研、为社会服务。而民族高校的独特性则具体表现为:
(1) 最明显的一个独特性是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各类高级人才, 显著地改变了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缺乏高级人才的旧貌。民族院校毕业生已成为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中坚力量之一, 有巨大的社会效益。所以, 民族院校被人们誉为“民族之鹰的摇篮”。
(2) 在培养人才的同时, 我们也注重结合国家有关民族工作的决策、民族地区发展和各民族文化传播等方面的需要,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并通过合作开发项目、将科学成果进行推广和运用, 有力地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3) 整合与传播民族文化是民族高等院校的重要功能之一。一方面, 科学地发掘、整理与弘扬了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另一方面, 民族高校为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进一步整合与发展, 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文化教育。
2. 承担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必然性。
首先, 从宏观层面看, 是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走向。民族高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阵地, 不仅要担负传递本国主体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 而且要担负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
其次, 从中观层面看,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的原因, 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特殊条件的限制, 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还十分落后。而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具有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的人, 形成普遍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为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添砖加瓦。
最后, 从微观层面看, 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目前民族高校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已作出的巨大贡献及面临的问题。
1. 已作出的巨大贡献。
我国创办民族院校正是为了切实确保我国各族人民平等地享受高等教育, 并从政策、经济、招生等方面给予保证。各民族师生在民族院校就如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一样, 平等和睦地相处, 相互理解、尊重和帮助。实际上, 民族院校也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民族观, 主张民族无优劣、贵贱、高低之分, 只有发展上的先进后进之分,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多方面的聪明才智, 都对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各民族文化既各有特色, 又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始终相互交流与借鉴, 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多元地融为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各民族文化是历史形成的, 必须现代化, 必须走向世界。因此, 在民族院校, 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得到尊重、整理、弘扬和传播, 少数民族的文献、师资、用民族语文编译的资料都比较丰富。少数民族学生有权利、有条件科学地研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化, 民族院校也应有效地帮助他们正确地理解、吸收汉族语言文化和现代文明成果。因此, 民族院校既科学地对待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化, 又努力使之一体化, 将它们和谐地整合为中华民族文化。
2. 面临的问题。
在现代主流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 民族高校学校教育一度也迷失在市场的旋涡中, 并以仓促设置的各种实用知识满足大众来缓解市场的压力, 所谓人文的、民族的知识自然就面临边缘化生存的危险。本来在我国的主流教育内容中, 关于民族文化的知识就很薄弱, 要么内容很浅, 要么范围很窄, 要么被忽略。有的或者只是作为一种点缀, 或者连点缀也不存在, 而是根本被忽略。少数民族学生由于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 对本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淡化, 使得有些学生存在着明显的民族自卑感。另外, 民族文化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可能导致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无知或寡闻, 部分少数民族文化终将由于受到冷落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三、对于民族高校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应该重视的几个问题。
民族高校作为文化教育最高层次的高等教育组成部分, 不应停留在被动地传递已有的人类共同文化成果这一层次上, 还必须担当起传递、交流、碰撞、发现和创造少数民族文化, 并把它整合成既适合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又与主流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形态的重任。
1. 多元文化教育的内涵纳入到教学过程中, 使少数民族文化的传递和创新得到实现。
(1) 采用理性和批判的态度, 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融入到各层次学校的教育内容中, 使少数民族文化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实现传播和传承, 真正实现多元文化教育, 帮助学生树立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理念。 (2) 多元化教育必然要求学校教育内容的多元化, 即教育内容至少应该包括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主体民族的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 学生不仅要学习主体文化, 而且要学习本民族文化和他民族文化。学校应从不同民族视角出发, 融入不同民族文化的内容, 体现各种文化的特色, 使学生能够从不同民族的视角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将少数民族的不同观点、不同参考标准和内容整合到课程中, 以此扩展学生对社会的性质、发展和复杂性的理解。对学生进行跨文化理解和沟通能力的培养, 也是民族高校努力追求的重要目标。 (3) 教学内容的编写必须先由专门人才编制, 然后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担任教学, 还应有相对应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计划, 从而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再是随机、任意的传承, 而是沿着科学的、系统的教学模式进行。
2. 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形成自我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 是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保存和继承的前提。
每一个民族的个体对本民族独特的历史、宗教、语言等都有强烈的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是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心的基础。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心理传承, 才能使这些民族的核心要素有机地融入每一个成员的深层意识, 也才能使民族文化的精神维系化作一种稳定而持久的、自觉的民族认同感和内聚力。因此, 民族院校学校教育, 不但要让少数民族学生学会融入现代化主流文化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知识、技能、态度与行为方式, 而且要让学生学习和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能力和创新意识, 而且有助于促进学生形成自我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
3. 学校应该积极开展民族特色活动, 创造适合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校园环境。
民族特色活动不仅是一个民族存在形式的形式, 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文化上的表现, 是一个民族形象的再现, 更是学校教育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应积极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活动, 如跳芦笙、抢花炮、斗牛、龙舟竞赛、铜鼓舞等, 既可以帮助大家相互了解彼此民族特有的风俗和习惯, 也可以让大家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一样, 平等和睦地相处, 相互理解、尊重和帮助。民族高校作为文化机构有责任去发掘、整理和保存这些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有些院校还设立了民族博物馆、民族艺术团等, 起到了很好的民族文化保存、传播、宣传的作用, 为各个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4. 应加强学校教育与家庭、社区教育的合作, 营造适合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校外环境。
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媒介, 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具有启蒙性和终身性。一方面, 家庭和社区是人生成长的起始, 也是个体接受本民族文化、形成民族文化品格的始发站, 另一方面, 由于血缘关系和民族共同特点, 个体对在家庭和社区所受到的文化启蒙还会形成终身影响, 从而渗透到其对本民族文化的接受与观念之中。但是, 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区教育, 其在民族文化传承上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校可以通过邀请家长或具有特长的社区成员走进校园, 传授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知识和技能等方式, 让他们积极参与和支持学校传承民族文化, 进而充分发挥家庭和社区在促进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同时, 我们可以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加以辅助进行传播和宣传。例如, 开通网络信息平台。
高等院校必须担当好传承和整合少数民族文化的重任, 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为最终实现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 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 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发挥积极的作用。
摘要:在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共同发展的大背景下,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面临边缘化的危险。民族高校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阵地, 如何发挥自身的特殊功能和价值有效地进行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 是目前摆在大家面前的又一重大难题。本文指出可以通过:多元文化教育的开展、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认同感、采取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结合, 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传播及与主流文化的融合。
关键词:民族高校,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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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关系与民族经济的探讨 第10篇
一、民族关系与民族经济的关系
(一) 民族关系影响民族经济的发展
首先, 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 只有稳定的社会环境, 才能够保障经济的良好运行;否则, 就无法或难以开展社会生产活动, 而谈不上经济发展。而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关键方面;所以民族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民族关系和谐稳定。其次, 和谐的民族关系有利于保证民族经济的稳定。和谐的民族关系下, 各个民族的成员更愿意参与经济活动, 推进经济的发展, 从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而这就会使人们更渴望长期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最后, 当产生民族冲突和矛盾, 民族关系恶化时, 人们会对社会治安、风气以及自身安全产生担忧, 从而降低人们对开展活动的积极性, 商业投资减少, 市场萎缩, 经济出现倒退。
(二) 民族关系决定于民族经济
要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 就必须依赖民族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 要实现政治上各民族的真正平等, 就必须以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为前提, 否则平等就成为一句空话。在民族关系当中, 民族经济关系是处于核心地位, 发展民族经济, 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差距, 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是改善民族经济关系的必经之路。
当前阶段, 我国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和改善受到来自民族经济诸多方面的影响, 能够解决好这些民族经济问题直接决定着民族关系能否保持稳定和谐。这些民族经济问题主要有:首先是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并有拉大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民族地区工业发展水平较低, 人均GDP只有全国水平的70%左右, 特别是农村地区, 农民收入严重低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民族地区贫困状况严重, 大部分国家级贫困县都在民族地区。其次, 由于民族间的利益分配、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在经济交往过程中民族纠纷增多, 主要表现为在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属问题上的资源纠纷以及在民族人口流动中由于经济利益摩擦所造成的纠纷。这些民族经济方面所出现的问题, 很显然已经对民族关系的稳定与和谐构成了威胁;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将进一步推进我国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二、促进民族经济发展,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一) 推进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
面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 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统筹经济发展, 宏观调控的作用, 积极推进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具体来说:首先要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以及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发达地区使用民族地区的资源后, 必须对其进行相应的补偿, 加大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其次, 通过实施“促东援西、以西资东、互利互惠”的发展战略, 推进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互利互惠、互补合作格局的形成, 建立共同的市场, 促进企业间协作;再者, 通过对发达地区现有管理经验、生产技术、设备以及资金的整合, 给予民族地区更大的支持, 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 引导其进行资源的科学开发、综合利用, 使其能够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 转变发展观念, 抓住发展机遇
民族地区必须破除原有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念, 摆脱封闭、僵化的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树立开放进取、改革创新的观念, 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 敢于不断调整和创新;并在市场竞争过程中, 审时度势, 善于把握发展机遇。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更加受到重视, 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政策, 并且对民族地区给予了更多政策上的优惠;民族地区必须敏锐地抓住这样的发展机遇, 充分利用外部有力的发展条件, 推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 发挥比较优势,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民族地区要坚持因地制宜, 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区生物资源和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的优势, 并将其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 大力推进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的发展, 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结构体系。同时要积极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服务业、信息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实现第三产业的多层次化, 并与农业、工业形成良好的协作, 实现三产业有机结合, 相互促进。比如可以发展生态农业观光, 这样在发展第三产业旅游业的同时, 也能够促进农业产品的销售以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从而实现三产业的共同发展。民族地区就是要充分利用本区域比较优势, 利用科技进步, 发展特色产业, 创造性地结合三大产业, 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四) 重视创新和人才培养
民族地区要加大创新力度, 推进全方位的创新, 不仅要推进技术、管理创新, 还要推进制度、理论创新。比如通过技术创新, 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减少浪费和污染,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发展循环经济, 从而提升经济的运行效益和质量。在人才培养方面, 也需要依赖于教育制度的创新, 改变单一的教育结构, 给予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更大的支持, 推进教育形式的多样化, 有机结合长期和短期培训, 加大教育投入, 提升教育效果, 培养多层次的人才。
摘要:和谐的民族关系能够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反之则会阻碍民族经济发展;而民族经济的协调、平衡发展, 将促进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因此, 基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目的, 要推进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转变发展观念;发挥比较优势;重视创新和人才培养。
关键词:民族关系,民族经济,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关桂霞.构建青海和谐民族关系的调研报告[J].青海社会科学, 2007 (1) .
[2]胡鞍钢, 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5) .
民族小省的民族大教育 第11篇
二十六年来,不断奋进的南昌工学院为中西部学子圆梦构筑了一座立交桥,为来自各地的民族学子成才搭建了一座育人桥,为各族学子浇筑了一座团结友爱之桥、连心桥,为学校与各民族学子的未来绘就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
倾力构筑“立交桥”
走进南昌工学院,我没有感受到如百年名校的厚重历史,但却体会到这所矗立在红土地上的民办院校的坚忍、包容和创新。
古人云:“初生之物,其行必丑,其神也旺”。作为民办教育的拓荒者,南昌工学院自身发展历程正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为了圆“让想读大学的孩子都能有学上”的梦,省委原书记傅雨田为首的一批老同志于1988年创办了赣江大学(现南昌工学院)。学校创立之初,校舍是租用的,教学设备大多是通过协议与公办学校共享;外部还面临着社会的偏见与不理解,有如清代“武训办学”。但南工人却以“武训”的执着,以俭立校,以艰励志,在坚忍包容中创新,在教育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向梦想前进。
2003年,南昌工学院被教育部确定为华东地区唯一的“全国高校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自此开始为中西部学子圆大学梦构筑“立交桥”, 填补了江西省民族高等教育的空白。
然而,南昌工学院与民族教育的结缘并非偶然,这所民办院校自创立起就深深刻上了民族情结的烙印。学校创办者傅雨田就是来自锡伯族,现任董事长王斌更是民族教育的有心人,他经常说:“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依靠教育为先,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素质是强国的先决条件。民族人才的培养,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最直接推动力,对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进步、共同繁荣有着积极的作用”。
他们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自举办民族教育以来,学校先后投入16亿元,在一片荒芜中建校园,不断完善办学条件;在探索实践中,深化改革强内涵,努力构建了一所融普通本专科教育、少数民族本专科教育、新疆和西藏中职教育以及民族特项培训为一体的民族特色鲜明的本科高校,为民族学子成才搭起了一座多层“立交桥”。学校先后面向民族地区招收并培养54个少数民族的各层次学子40000余名,先后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数百所部属、省属本科院校培养输送合格预科生近3万名,在民族小省办了民族大教育,为中西部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技术型人才,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中西部开发和建设的生力军。
2009年,南昌工学院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同年,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视察学校时高兴地说:“感谢民营企业家办了一所这么好的学校,学校民族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很有特色”;2012年,被中宣部、统战部、国家民委等部门批准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学校”; 2013年,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专门批示:“一定要更加重视,继续关心支持南昌工学院民族预科教育基地建设、办学和管理工作”;同年,被教育部指定为以增强就业能力为导向的少数民族本、专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院校。
倾心搭建“育人桥”
少数民族大学生肩负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为了让民族学子健康成才,“南工人”可谓用心良苦。为了服务学生,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学校将有限的经费投入到与教学有关、与学生有关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建设中。走进校园,我没有看到宏伟的校门和行政楼,却看到了拥有100万余册图书、四百余种期刊和报纸、丰富电子图书期刊资源的图书馆;教学设备齐全、宽敞明亮的亚洲第二长的教学楼;全国高校最大的清真食堂;包括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实验室的基础实验大楼;设备先进的现代机械加工中心、电子实训中心、建筑工程实训中心、信息实训中心、文管实训中心等多个大型实训实验室;节次鳞比的学生公寓和教职工公宿舍……
除了硬件设施上的不断添置与完善,南昌工学院更注重内涵建设。
学校先后建立了博士工作室、豫章书院研究中心、民族教育研究所以及多个创新研发工作室;积极开展“赣江讲坛”、“学术讲座月”等专项活动,邀请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并主动走出去,组织相关人员到其他院校开展科研学习、交流活动。
当前,学校作为全国民族预科教育基地和教育部以增强就业能力为导向的少数民族本、专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院校,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正以二次创业的精神和魄力,不断加大投入,强化校企合作,补充完善办学条件;并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学生成长实际出发,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以学习能力和就业能力为重点,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立足江西,紧贴中西部产业发展需求,特别是新疆、西藏地区人才需求,深度推进以增强就业能力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模式,致力于培养社会需要、专业技能突出、理论知识到位、综合素质优良的应用型人才;并围绕“突出民族团结,追求思想进步;突出语言及人际交流训练,追求适应大学生活的健全人格;突出文化知识学习的训练,追求达到对接院校入学水平”的目标,全面实施民族预科教育综合改革,努力构建优良的民族预科教育体系;倾心为民族学生成才搭建“育人桥”。
同时,为了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对一些有特长的民族学生,还重点突出培养。阿依本·哈那什是一名在校的哈萨克族学生,他十分爱好电子产品的创造发明,学校得知后,专门安排了专家教授指导他,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专业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2012年,阿依本发明了一款多用充电器,并在2013年3月27日成功获得专利。
倾情浇筑“团结桥”
维族、藏族、蒙古族、羌族、傣族、苗族……行走在南昌工学院,我看到,来自全国50余个民族的学子来往穿梭于校园,他们带着不同的信仰和习俗齐聚于此,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在民族小省江西勾勒出一道别具特色的风景线。
在这里,“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为了激发民族学生团结进步的意识和增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学校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引导民族学生增强珍惜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将党的民族政策融入校园文化。把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教育纳入师生教育教学工作的全过程,扎实推进民族团结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并利用校报、校园网、宣传栏、手抄报、民族知识竞赛、文体活动等形式,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以及民族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营造了多民族学生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
组织开展民族班学生与其他班学生班级联谊、结对子活动,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各民族学生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利用江西红色资源优势,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每年,学校都会组织少数民族学生参观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八一起义纪念馆、井冈山革命活动大型展览等,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来之不易,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从而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情感、民族大团结观念和中华民族认同感。
回族学生毛国俊在参观完江西省博物馆后写道:“江西厚重的人文底蕴,藏在青铜鼎中,藏在八大山人图画中,藏在红军的破旧草帽中。这一天的参观经历给我留下许多宝贵的东西,让我珍惜现在,更看重未来……”
倾爱打造“连心桥”
“在这里除了收获知识,最值得我珍惜的是校园里家庭般的温暖和同学间的情义。”和南昌工学院少数民族预科班毕业的僳僳族学生章皓迪一样,每一个从南昌工学院毕业的学子对母校都有一份割舍不下的情缘。用真情关爱去呵护每一位学子的心灵,让他们沐浴到“家”的温暖,这是南昌工学院在教育教学之余不变的追求。
家之美:“这里的江南美景着实吸引我”
波光粼粼的“天鹅湖”、郁郁葱葱的小树林、别具韵味的拱桥……南昌工学院校园内的一派江南水景令人心旷神怡。“记得刚来工学院的那天,尽管一路的颠簸和不适应的天气让我有所抱怨,可走进校园后,这里的江南美景着实吸引了我。”白族学生王维雯告诉记者,当时看着校园美景,瞬间让她对未来一年的预科生活充满了期待。
王维雯说,吸引她的除了校园里美丽的景色外,在南昌工学院的一年,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她对各族文化有了不少的了解,“在这里可以了解到好多的优秀民族文化及风采,我不用出校门就能领略不同民族地区的‘美景’。”
玛依热·图尔迪来自新疆库尔勒,是该校民族教育学院的学生, “学校虽然没有代表 “门面”的壮观校门和气派的行政大楼,但它却倾其所有、尽其所能为我们营造了最美的‘风景’。”她向我说道。
家之乐:“在这里,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在这里,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阿斯耶是一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姑娘,由于能歌善舞,她走进了学院团委的民族歌舞团。记者了解到,这支歌舞团包括新疆歌舞队、藏族歌舞队、民族器乐队等多支演出队伍,数百名汉、藏、满、土等多个民族有艺术特长的同学参与其中。
另外,从奋力拼搏的运动会到灵感百出的艺术节,南昌工学院还有各类丰富多彩的社团:充满青春气息的音乐协会、强健体魄的跆拳道和散打协会、诗意盎然的文学社等等,都展示着南昌工学院的多姿多彩。“在这里我们有一个个自我展示的舞台和逐渐成长的机会。”
开斋节、古尔邦节、藏历新年、火把节……在每个少数民族的盛大节日期间,学校都会举办隆重的庆祝活动,学校领导也都亲自和各民族同学欢庆一堂。
家之味:“吃家乡的菜,听家乡的歌”
南昌工学院一贯尊重和理解少数民族学生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传统、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根据各少数民族习惯的不同,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风俗习惯配置了一系列生活基础设施。
“考虑有清真饮食需求同学的情况,学校投入1200万元,兴建了67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3000余名学生就餐的高标准清真食堂,并且全部聘用维族、回族的红、白案厨师。”据南昌工学院相关领导介绍,学校还为民族学生建有专门民族文化交流中心、图书馆和沐浴场所。
环顾这座具有浓郁伊斯兰文化风格的建筑——清真大餐厅发现,餐厅四周用传统维吾尔族建筑花纹和艾得莱斯绸图样装饰,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据介绍,这是江西首座高标准的清真大餐厅。
“餐餐都能吃到地道家乡风味的饭菜,每次吃饭都能让我找到‘家’的感觉。”斯琴达娜是民族教育学院13级预科15班的学生,来自遥远的内蒙古。她告诉我,徜徉在美丽的校园里,还常常能听到《蒙古人》、《鸿雁》等蒙古族歌曲,餐餐都能吃到具有家乡风味的羊肉和牛肉。“能吃到家乡的菜,能听到家乡的歌,感到特别亲切,想家时也有个寄托。”
家之暖:每年数百万元助学生完成学业
据了解,为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完成学业,南昌工学院每年都会拿出数百余万元,通过实施“奖、助、贷、补、减”等助学政策,帮助学生解决学费问题。
“学校每年编制招生计划时,将1/3的计划投向西部十省一市民族地区,对所有民族学生学费予以优惠。”据了解,仅近三年,就为各类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奖学金409,000元,助学金939,200元,专项困难补助416,500元,减免学费404,740元,使近5000名少数民族学生受益。
除了学校的助学资助外,学校还给贫困学生提供勤工俭学工作岗位,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完成学业。在清真大餐厅内,香喷喷的烤羊肉味扑鼻而来,一位维吾尔族女“服务员”,笑吟吟地端上来一盘烤羊肉串。据介绍,这位“服务员”是新疆班的学生。餐厅开业后人手不够,就在学生里招了10名新疆籍贫困生当服务员,每天下午下课后来餐厅服务。有不少学生来自农村、牧区,既可勤工俭学,又是社会实践,一个月不用交饭钱,还能挣300元,减轻了家庭的负担。“这个工作学生都愿意干,还要竞争上岗呢。”
“雅安地震后我非常担心家人的安危,在学校的帮助下,包括我在内的14名雅安籍学生都很快与家人取得了联系。”四川雅安女孩傅茜激动地说,在南昌工学院的校园里,她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父母般的关爱”。学校的资助和关爱,使少数民族学生真正感受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优越性。
点滴折射彩虹桥
身处这个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校园,浏览着该校校史陈列室,我不由得感叹:南昌工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非学历教育到学历教育,从专科到本科教育,一座座奖杯,一张张奖状,一本本证书……无不凝聚着南工人“坚忍,包容,创新”的南工精神。
民族旅游与民族认同:互动与建构 第12篇
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空间形态,处于一个交错融合的大环境下,各族群一定程度上依然呈现出相对分离的状态,心理上与情感上的隔离仍难以完全消除,身份认同上的差距造成了族群内外更深层次上的分离。心灵上的孤立远比空间上的隔绝更加可怕,要想真正解决民族问题,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精神感召与民族认同是重要的切入点。我国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与融合,形成了一种“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1989)这体现的是各民族在交往和互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上的往来,情感纽带的联系更加紧密,一种融合的趋势得以加强,整体性得以呈现。族群间的互动在各民族的自我认同与外族区分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旅游业蓬勃发展。民族旅游的发展不仅为少数民族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效益,也为民族间的交往沟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民族旅游发展的带动下,族群间的封闭之门被打开,各民族群体与外群体的互动更加频繁。无疑,此过程中,少数民族自我认识与民族认同受到了影响。民族旅游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民族互动?从互动的角度怎样认识民族认同的建构?这是理解当前民族融合趋势所必须解答的问题。
二、研究回顾
(一)民族旅游
“民族旅游”这一话题最先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并常常被联系到人类学的研究中。一些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在亲身经历的田野调查中逐步发展对这一概念的界定。科恩将其解释为:“针对政治上、社会上不完全属于该国主体民族的人群,由于他们的生态环境或文化特征或独特性的旅游价值,而进行的一系列观光旅游。”(杨慧,2003)另一位学者布鲁诺的定义也与之相似,都是以旅游者的目光凝视其他群体环境的独特性与文化的价值。
而国内对民族旅游的研究较晚才兴起,其概念从“民族”上来讲有别于国外的界定。中国的“民族”更倾向于“族群”的内涵,政治性更弱,文化性更强。彭兆荣认为民族旅游是一种不同于它族的异质文化体验活动,国际游客和国内游客是这种“异族文化”体验的重要动力。(彭兆荣,2005)因此,学者对民族旅游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开发上的话题,还可以延伸到社会互动与异文化交流的主题。
(二)民族认同
认同最初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学上的概念,其本质是自我关于“我是谁”的回答。后来,认同的议题扩展到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等社会学层面。弱化政治性的含义,民族认同也可以说是族群认同,即区别我群与他群的过程,强调族群边界。
民族认同是我国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众多研究倾向于在历史与现实中分析民族边界的形成,探讨民族认同的历史形成过程。如王明珂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通过“羌”的历史说明其自觉的族群边界变迁,这是对民族边界的主观认定上的探讨,也是更大程度上对少数民族民族认同的思考。
历史的视角固然重要,但现实意义更需要探讨。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语境,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人们的行为更加发人深思。在探讨民族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当前的社会背景不容忽视。基于历史所形成的民族认同无疑会受到时代变化的冲击,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民族认同的研究更应该基于一种动态的视角。结合当前少数民族“旅游热”的背景,民族认同的建构需要族群互动的视角去探究。
三、民族认同建构
(一)身份建构
对于“我是谁”的回答实际是在认识自我与区分他人。通过差异化的对比、边界的划定,人们往往加固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展演。少数民族在发展当地的旅游业时,通常以本民族的独特性为宣传点。民族的独特性往往强化了族群边界。民族旅游加强了本民族与外族人群的交往,在互动中,双方认清彼此的差异(语音、行为、习惯、风俗、观念等),从而强化了我群意识与群体归属感。
如今,少数民族在服饰、语言等外在表征上越来越缺少民族性与独特性,与汉族民众越来越相似。汉化趋势造成了少数民族民众对于自我身份感知上的迷失。历史记忆对身份的构建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身份迷失的状况持续出现,历史记忆与英雄榜样共同建构的族群身份便面临崩塌的危机。
观光者对少数民族身份的界定建立在对其服饰、语言、行为与文化环境的直观感受之上。少数民族在发展民族旅游时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十分注重民族独特性的外化与表述。民族旅游所强调的民族性的自我展示激发少数民族群众进行自我身份的表达。凤凰古镇重修的苗寨建筑、古镇女子身上所穿戴的银饰与苗服,这些都成为了凤凰旅游业发展的宣传点。当民族性的符号被强化,本民族与他族的边界更加明显。尽管穿苗服、戴苗银、跳苗舞等少数民族自我表述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表演性——在观光者的凝视下展示自我民族的特性以满足他民族对异文化的猎奇心理,但行动对意识的反作用不可磨灭,少数民族群体在扮演自身民族角色的同时加强了对本民族的认同与归属感,重新理解与建构自己的身份。
(二)文化复兴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文化中心理论指出,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影响力强大的文化中心,在社会整合中,文化中心将自己的文化价值渗透到边缘,将边缘文化纳入到自己的权利范围中。(高永久等,2010)在中国,汉族文化处于中心地位,而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边缘文化。随着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渗透,少数民族成员在接纳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逐渐减弱,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民族旅游是基于观光者对异文化的好奇与探索而不断发展的。文化具有多样性,各民族的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因此,边缘文化相对于中心文化的弱势在文化独特性的彰显下得以弥补。随着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接触更加频繁密切,文化的互动在少数民族文化环境中开展。位于主场的文化互动,少数民族握有主动权,主动挑选本民族优秀的文化进行展示与传播。如羌族在发展民族旅游时重点放在村寨文化的展示:保留老寨子,修建新寨子,节日庆典、晚会表演样样不落。羌文化吸引了众多的观光者,在他族人群对本族文化的欣赏与赞美中,羌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进行重新的评估,对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外,羌文化带动的民族旅游对羌族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羌族人民更加直观感受到本民族文化对自身生活的优化,由此而激发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更进一步。
在少数民族旅游业带来的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中,传统的民族文化被选择性地保留与传播,甚至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文化传承中,民族文化更加繁荣,文化的认同无疑带动了民族文化的复兴。
(三)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有所区别的,民族认同更强调族群差异和划分边界,国家认同更注重国族的感召与融合。但笔者认为,在探讨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时,不应该局限于观察惯性思维下的少数民族边界的划分,而应该适当对“民族”这一概念进行扩展,进一步讨论民族旅游中的互动对整个中华民族认同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更深层次地理解互动中的认同建构,得在某种层面上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放在同一语境意义中探讨。
民族旅游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等他民族的交往,外族观光者来到民族旅游地,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独特魅力。而少数民族民众作为民族旅游中的重要参与者,在接待游客时不可避免地进行语言交流与文化互动。在以往封闭隔绝的状态下,少数民族对自身的感悟更为清晰而缺乏对他族民众的了解,甚至在某些方面会对其他族群产生误解。而随着政府对民族旅游业发展的帮扶力度加大,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对国家政权的认可也就随之增强。在民族共同繁荣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对自身的认识就会超越一种狭隘性和局限性,用一种国族意识来深化理解自身的身份,在本民族身份之上再贴上“中华民族”的标签。
民族旅游带来了经济利益上的互惠,也带来了文化交流上的机会。在经济文化的互动中,少数民族扮演了“施与受”的双重角色,在施予民族特性展演时强化了自身少数民族的身份;在接受外文化的传播与获取经济利益时增加了对各方整体性的认识,共同体的效益得以实现。此时,民族旅游所起到的作用是对国族的认同,即对整个国家的归属感的提升。
四、总结与反思
民族旅游是当前中国旅游的一大热点,在旅游业的发展中民族特性具有了商业价值,吸引了更多少数民族群众和外来观光者参与其中。经济上、文化上的互动,也促进了情感上的交流。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参与者对彼此差异的感知加强了民族边的区分,尤其是少数民族,对自我身份有了更清晰的建构;参与者的互惠往来、相互依赖,使其对自身所属的中华民族这一群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民族旅游为族群互动提供了契机,而互动过程是一种建构民族认同的过程。
然而,民族旅游的蓬勃发展依然引发了许多人的质疑:在民族旅游中,互动是通过一种“表演”(如新修民族村寨、刻意穿戴民族服饰、展示民族歌舞)的形式进行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发展民族旅游业时,可能会逐渐丢失最真实的民族本质,而以一种欺骗性的手段进行角色扮演与身份展示以吸引观光者。这种欺骗不仅是对他族群体而言的,对于少数民族群体自身也是存在的。在表演性的互动中,民族认同的建构丢失了稳固的根基,面临着随时崩塌的可能。不得不承认,质疑者们注意到了当今中国民族旅游发展的困境。但是,我们不能对此一概否定。
换种方式思考,在互动中,一种民族性的表演展示在观光者眼前,尽管真正的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内涵部分缺失,这种表演行为仍能在潜移默化中唤起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支撑少数民族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和风俗习惯。行为对意识具有反作用,当民族旅游的发展得到正确的引导后,族群互动有效开展,民族的认同——不论是对本民族还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都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建构。
摘要:民族认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认知建构过程,互动对其产生影响。民族旅游的发展不但加强了民族群体内部的互动,而且为民族间的互动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两种互动过程中所建构的民族认同既包含了少数民族群体对自我身份与文化的认同,又扩展到对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的认同,双重的归属感由此被激发。本文试图分析少数民族的旅游发展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并思考基于一种表演性的民族特色展示怎样作用于民族旅游中的互动过程。
关键词:民族旅游,互动,民族认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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