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转型范文
农村人口转型范文（精选7篇）
农村人口转型 第1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加快, 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大量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引起农村人口特征发生变化。而农村人口特征的变化又将对我国农村未来发展、农村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Guest&Mc Donald使用宏观模型和澳大利亚的宏观数据研究发现, 2040年后澳大利亚的人口老龄化将导致财政收支失衡, 支出大幅增加和储蓄大幅下降, 从而导致经济下滑。王舒、李旻等认为, 农村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问题之一。杨祥禄等利用四川省的农户数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研究后指出, 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 成为进一步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困难和阻碍。文献研究表明, 农村人口特征变化决定我国农村未来发展。我国要在2020年基本消除贫困, 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从长远来看, 必须建立有效的扶贫和遏制贫困反弹的机制, 制定和实施得力的消除农村贫困的政策措施。而这些反贫困的机制和政策的制定必须以我国农村人口特征为出发点。红安县和孝昌县是湖北省的两个国家级贫困县,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城镇化过程中, 其农村人口具有哪些特征?本研究拟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2 转型期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特征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于欧盟第六轮科技合作框架计划项目于2007年对湖北省红安县和孝昌县两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户调查。该项目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先在两县各随机抽取3个乡镇, 每个乡镇再随机抽取10个行政村, 最后从每个村整群抽取100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 共形成6077个有效农户样本。调查主要了解农户的家庭人口学特征、家庭收支状况等信息。在样本农户中, 共有人口26350人, 其中男性人口14095人, 女性12255人。
2.2 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特征
2.2.1 人口性别比严重不平衡。
保证人口性别的基本平衡, 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来看 (见表1) , 我国总人口性别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性别比呈下降趋势, 总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100, 男性对女性的比例) 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但是, 由于我国各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 尤其是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 在“养儿防老, 传宗接代”的封建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下, 人为地造成男女性别失调。从表1可以看出, 在调查的样本地区6077户农户中共有人口26350人, 其中男性人口为14095人, 占总人口的53.49%, 女性人口为12255人, 占总人口的46.51%, 总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为115.01, 高于全国总人口性别比。这说明贫困地区, 农村人口性别失调更严重。而且人口年龄越小, 性别比越高, 性别失调越严重。在5~14岁的年龄段, 样本地区人口性别比高达139.56, 尤其是在0~4岁年龄段, 性别比竟然高达182.95, 人口性别严重失调。这种状况将严重威胁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备注:以女性人口为100。
2.2.2 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
按照联合国关于社会老龄化的标准, 一个国家或社会, 如果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 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 则意味着该国家 (或地区) 进人了老龄化社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0.33%,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6.96%,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状态了, 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 60岁以上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13.26%, 65岁以上人口占8.87%, 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更高了。
表2中的数据显示, 在贫困地区农村人口中, 0~14岁人口占15.89%, 年轻人所占的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60岁以上老龄人口所占比例为13.77%,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人所占比例为9.02%, 不仅大大高于2000年全国水平, 也明显高于2010年全国水平。这说明贫困地区农村中, 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 社会负担更加沉重。
相关研究数据表明, 2013年中国有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已超过8800万户, 占全国家庭户的比重超过20%, 全国失能老年人数达3750万。而本研究调查的贫困地区农村6077户农户中, 2007年具有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就已经高达1776户, 占农户总数的29.23%。我国贫困地区农户一方面尚未摆脱贫困, 生计压力很大, 另一方面家庭养老负担沉重, 赡养压力很大。
2.2.3 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 能力贫困严重。
但经济贫困往往是由于能力贫困造成的。能力贫困是指所受教育不够和健康状况不好。能力贫困的人由于所受教育不够或健康状况不好, 社会竞争力低下, 只能从事低收入职业和工作岗位, 所以能力贫困导致经济贫困。我国的一些学者如张晓辉、李剑在研究农户贫困的原因时发现, 我国户均田地较少, 农户之间家庭经济水平的差距主要不是由于农业收入造成的, 而是工资性收入造成的, 而工资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一般说来, 较高的教育水平意味着较高的收入, 更容易摆脱贫困。
从表3中可以看出, 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文盲率为6.72%, 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下降为4.08%, 但2007年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的文盲率竟然高达18.92%, 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我国人口中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例由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1.15%提高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4.03%;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例也由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3.61%提高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8.93%;但2007年贫困地区农村人口中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例仅为7.93%, 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97%, 也大大低于全国人口普查平均水平。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 能力贫困严重。
2.2.4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较多, 但主要从事文化技术要求低的低收入工作。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 农村中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 促进了农户收入来源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式的多元化, 改变了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职业结构状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7年全国农村非农就业达19946万人, 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1%。从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人口就业状况来看, 在调查的6077户农户中, 15岁以上、65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为17582人, 其中, 2007年有9377人从事农业, 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3.33%, 8205人从事非农产业, 占农村劳动力总人口的46.67% (见表4) , 高于全国农村非农就业的比例。这反映出贫困地区农户为了摆脱贫困而外出打工挣钱的积极性比较高。
备注:农村劳动力人口是指15岁以上、65岁以下的农村人口。
但从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岗位性质看, 在从事非农产业的8205个农村劳动力总人数中, 有4800人从事的岗位是缺乏技能的非农务工 (见表5) , 占58.50%, 从事技能型岗位的有2536人, 占30.91%;自我创业的有581人, 占7.08%;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有288人, 占3.51%。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事非农产业, 由于所受教育程度不够, 多数只能从事缺乏技能的岗位和工种, 因而打工所得收入也不高。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的经济贫困, 主要是能力贫困造成的;贫困地区农村人口要脱贫, 必须先消除能力贫困状况。
2.2.5 贫困地区农户家庭规模仍然以三代同堂的结构为主, 但“空巢家庭”结构增多。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我国家庭户均人口3.4人,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家庭户均人口3.1人, 我国家庭户均人口逐年下降的趋势表明, 我国家庭呈现规模小型化的特点。
但从贫困地区农村家庭规模来看, 2007年被调查的20个行政村共6077户农户中, 共有人口26350人, 平均每个农户家庭人口为4.95人, 其中, 户均人口最小的人口数为1人, 最大家庭人口数为12人。贫困地区农户家庭人口规模见表6。
从表6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在贫困地区农村中, 4口人的家庭、5口人的家庭和6口人的家庭所占比例合计为64.16%, 这反映出贫困地区农户家庭规模仍然以三代同堂的结构为主。这种家庭结构的存在是符合现阶段我国农村家庭生产劳动和家庭生活特点的。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社会转型,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增加, 贫困地区农村中的空巢家庭也逐渐增多。贫困地区农村中, 两个人口的家庭占被调查农户总数的10.48%。在这些空巢家庭中, 77.91%的家庭夫妻年龄均已在60岁以上。儿女长大成人后从父母家庭中分离出去, 剩下老年一代人独自生活, 而一旦配偶去世, 则家庭生命周期进入鳏寡期。在贫困地区农村中, 一个人独居的家庭占3.51%。贫困地区农村一方面经济上尚未脱贫, 生计压力大, 另一方面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家庭养老负担大。
3 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存在的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 加强人口政策管理, 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我国社会管理各有关部门, 如人口计生、卫生、药监、公、检、法、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部门要各司其职, 联动共管, 建立严密的社会人口监督网, 对医疗机构和个体诊所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严查重处。
(2) 加快贫困地区农村现代化建设, 减轻农业生产劳动的繁重程度, 消除农村生产劳动对性别的依赖状况。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投入, 完善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实施土地流转制度, 通过自愿交换、土地入股、有偿租借等方式, 将农户的承包小块地变成大块地, 方便耕种、收割和灌溉等机械化作业, 减轻农业生产劳动的繁重程度;加快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建设, 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 使农业生产成为一种轻松、快乐的事情, 消除农业生产劳动对性别的依赖状况。
(3) 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改变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和状况。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缺失, 导致农户依靠“养儿防老”的落后观念和状况的形成, 这是造成贫困地区农村男女性别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要消除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观念, 促进农村人口出生的性别平衡, 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十分迫切和重要。我国应在现阶段“新农保”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实际情况, 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并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4) 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体系。调查地区虽然仍属于农村贫困地区, 但已经迈入老龄社会了, 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老龄化程度将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老人靠谁来养?怎样养?完全依靠国家来养老肯定是不现实的, 所以, 必须构建符合我国农村实情的养老体系。针对贫困地区农村家庭结构仍然以三世同堂为主的特点, 建议应提倡和鼓励这种家庭结构的存在和持续, 以充分发挥家庭扶幼养老的功能。由政府牵头进行制度设计, 明确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各自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 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互助和政府补助为辅的自助、互助、公助有机结合的养老体系。
(5) 在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医疗保险、贫困救济等福利制度基础上, 实行精准扶贫。贫困地区的贫困主要属于能力贫困, 根源在于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不够和身体健康状况差, 社会竞争力低。义务教育、医疗保险是实现均衡教育、保障和提高居民身体健康水平的普惠制度。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要给予进一步的教育困难补助、医疗救助, 实行精准扶贫。
参考文献
[1]王舒, 李旻, 催丽丽.农村人口“老龄化”特点及对策分析——以辽宁省为例[J].辽宁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1 (4) .
[2]杨祥禄, 侍慧宇, 李华.农村人口结构特点与推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研究——以四川省为例[J].农村经济, 2012 (4) .
转型计生工作 创建人口文化 第2篇
关键词：计生工作,人口文化,多面性
一、新时期人口文化的内涵
所谓人口文化,以前的定义为人类在繁衍、生存、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是人类对自身生产、抚育后代、婚丧嫁娶、道德教育等方面以及人的族类、群落、生存状况、生态环境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反映。而随着社会经济地不断发展,社会制度、生存环境地不断变化,如今,人们赋予了新时代的意义,所谓新时期的“人口文化”,是以提高人的素质为核心,关注人的自身生产、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文化力”。它以坚持“以人为本”为中心,代表着具有中国特色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作为基层企业应积极响应上级号召,结合企业实际,转型计生工作方向与作风,大力宣传创建企业人口文化建设,从工作上、生活上开展人文关怀工作,全面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充实和完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积极掌握育龄职工情况、关注职工生理健康、关心婴幼儿成长,既倡导先进的生育文化,也倡导丰富的人口文化,从而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二、企业人口文化的多面性
(一)发展婚恋文化。
注重婚恋文化的建设是指端正个人对待恋爱、婚姻问题的态度与观点,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的婚恋文化常用“父母包办、才貌相当、门当户对”等来概括,这种观念贯穿了华夏文明的历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传统的婚恋观念有着来自家庭、社会的种种制约,直接影响着个人的婚姻及终身幸福,而社会主流的婚恋观则可以影响整个国家大多数人们的婚姻与幸福,关乎民族、国家的存亡与发展。如今的婚恋观逐渐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婚恋自主、婚恋自由,使不同阶层的人结合到一起,创建属于自己的和谐家庭。作为企业我们积极关心单身青年的婚恋工作,通过与区计生委、区团委等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联谊辖区内各大企事业单位,为单身职工创建交流的平台,通过婚恋文化的建设,我们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摒弃文化垃圾和精神糟粕,用先进的婚恋文化促进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减少家庭离婚率的增长。
(二)发展生育文化。
我国的生育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生育观念对人们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形成了一整套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而如今的人们逐渐接受了“丁克家庭”的理念,提倡晚婚晚育、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但经过时间的积累,问题也逐渐产生,人口老龄化逐渐逼近,新生儿出生率逐年下降,人口年龄逐渐形成“倒三角”状,社会、家庭压力与日俱增。我们积极开展生育文化的宣传工作,通过发放宣传材料、观看宣传片、开展专家讲座等形式,根据不同阶层人群的需求,宣传普及婚育知识、优生优育知识等,逐步改变人们对生育观念的认识,根本目的是用先进的生育文化引导群众转变生育观念,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人口结构的现状。
(三)发展育婴文化。
现行生育政策下,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成长格外的关注,他们希望得到成熟的、科学的指导,迫切需要全方位、系统的科学育儿知识。但据调查:目前大部分婴幼儿在家中由父母、祖父母或保姆照料,在育儿的知识和方法方面,都缺乏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指导,某些育儿从业人员也存在整体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专业科学知识匮乏等问题,使年轻父母缺乏对婴幼儿教育认知的完整性。我们及时将信息反馈至相关单位,在区计生委的协调与帮助下,为企业的年轻父母提供育前检查及婴幼儿早教服务,这不仅保证了行业的规范性,确保年轻父母得到系统的、全面的胎教及育儿知识,也保证了婴幼儿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健康成长。我们每年组织对当年出生的新生儿进行家访活动,通过这种形式,积极宣传国家的计生政策和企业的计生工作,用实际行动落实企业人口文化建设。
(四)发展性教育文化。
很多人一谈到“性”的话题就不好意思,但对于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来说,我们要正视这个话题。性是生育的基础,性文化既是精神文化,也是物质文化。因为,创造文化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类的繁衍、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两性的和谐与合作。当然,性有积极正效应的一面,也有消极负效应的一面,性文化可以促使社会的稳定发展,长治久安,而性愚昧、性疾病则会导致个人毁灭、家庭解体、社会动乱。这就是需要我们把“性”放在阳光下,通过性文化的建设,正确引导人们树立健康、和谐的性文化。我们为职工提供计生用品、避孕药品,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场所安装避孕工具发放设备,通过生理、生殖健康讲座,为职工树立正确的认知观。
(五)发展家庭文化。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单位,无论在传统社会或者现代社会,家庭在社会生活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家庭文化是人口文化发展和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每一个成员,比如,父亲文化、母亲文化、夫妻文化、子女文化、家庭核心价值理念、人性美德、性格塑造等等。发展家庭人口文化,提高人的素质,提升家庭发展能力,建设和谐家庭,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企业和谐。我们要注重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健康发展,包括家庭成员健康、结构健康和功能健康;身心健康、生殖健康和道德健康。还要通过构建家庭友好、家庭幸福及家庭关怀等文化建设,让存在困难的家庭得到关怀、得到帮助,有需要的家庭得到服务,健康的家庭得到发展。最终目的是通过培育和倡导健康和谐的家庭文化,提高家庭幸福指数,从而促进企业的和谐发展。
通过上述人口文化的不断挖掘与发展,首先,我们要不断提高计生工作者自身文化素质的建设,通过提高自身教育培训工作水平,才能带动广大群众,创建属于企业特有的人口文化氛围。其次,我们要不断扩大人口文化建设队伍,通过各部门计生工作人员带动广大职工群众,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建设先进的企业人口文化服务。建设好企业的人口文化,抓好人口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企业文化建设能力的展现,而且关系到所有职工生活、工作的切身利益,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因此作为一名计生工作者,要高度重视企业人口文化建设工作,加大宣传教育培训力度,敢于当人口文化建设的开拓者,像抓企业生产目标、抓企业发展一样做好人口文化建设工作,切身关心职工心理、生理需求,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为企业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计生工作的和谐奠定扎实基础。
参考文献
[1]《人口与计划教育》,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社,2013年第1-3期
人口老龄化与我国经济转型关系研究 第3篇
人口老龄化, 是指一个地区 (或国家) 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它的指标是老年人口系数, 指的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在该地区人口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老年人口系数越大, 说明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就越高。联合国对人口年龄类型的划分提出了一套划分指标, 该指标指出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7%的国家或地区就称之为人口老年型国家或老年型社会, 小于7%为成年型社会, 低于4%以下为年轻型社会。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目前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 占13.26%,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 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 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 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按照国际老龄化标准来看,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这些都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我国2010年人均GDP达到了4000美元, 这给我们迎接人口老龄化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的老龄化呈现了地区分布不平衡, 老年经济状况结构不合理, 老年保障等问题, 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 将会出现比较严重社会和经济问题。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转型影响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经济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长期积累, 付出了很大的发展代价, 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供给结构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损害大、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等方面。这些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将会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因素作为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的变量, 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10年, 也是人口老龄化趋势继续加快发展的阶段, 能否处理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转型的关系, 会对我国经济转型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转型的消极影响分析
(1)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供给减少会影响经济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 中国未来10年的劳动适龄人口资源在9亿左右, 在2013年以后劳动力资源供给将逐渐减少, 劳动力供给减少拖累经济增长已经在日本等老龄化国家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劳动力年龄增长这两个因素都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均物资资本和人均人力资本要大, 经济产出水平需要投入更多的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
(2) 人口老龄化带来医疗费用增加
根据国际经验, 老龄人口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年轻人医疗费用的3倍到5倍, 老年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带来整个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人口快速老龄化使得老年人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成倍增加, 对医疗保健系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1998年卫生服务总调查发现, 我国60岁以上老人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分别为全人群的1.7倍和4.2倍, 人均患有2至3种疾病, 60岁以上老人活动受限率为8.1%, 残疾率为25.2%, 分别是全人群的2.7倍和3.8倍。据预测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将占到整个GDP的9%, 并且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和经济水平增长, 老龄化人口的医疗费用支出增加过快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增长速度。
(3) 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
储蓄率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高储蓄率, 虽然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是决定储蓄率高低的重要因素, 但是人口结构的转变对储蓄率有显著性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将不断减弱。
2.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转型的积极影响分析
(1) 人口老龄化将会促进消费发展, 促进服务业转型
人口老龄化将会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 老年人的各方面需求变化必然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我国老年人口将一直呈迅速增长的趋势, 这说明老年人口需求在社会总需求中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老龄产业, 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据南开大学的李建民教授预测, 目前我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总量约为3000亿元, 2005年将突破6000亿元, 2010年达到1万亿元以上。到2050年左右, 我国老龄市场将达到5万亿元。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转变中对于服务业的转型有着重要意义, 由于家庭结构, 经济发展的发展老年人的护理服务需求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主要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服务业的巨大需求将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也能够促进老年产业发展, 促进老年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
(2) 人口老龄化促进产业转移
传统的产业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和劳动力, 这些在过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 但是这些发展方式的问题主要是资源消耗偏高, 环境压力加大, 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减少, 一方面会使得制造业需要的大量适龄劳动人口缺乏, 给制造业的发展带来问题, 这就促使我们必须转型, 这种转型需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将人口红利期间延长。通过对人口结构的变化来的要素禀赋来引导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既能着眼于扭转当前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 着力扩大内需;又能够在经济增长和发展基础上顺利度过老龄化阶段。
(3) 人口老龄化直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转型包括出口导向向内需导向的转型;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非均衡发展向相对均衡发展转型等。人口老龄化属于人口结构的变迁, 老年人口增加将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迁, 经济结构转型必须适应社会结构的变迁, 平等参与社会发展和平等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也是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以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来促进经济转型
积极老龄化是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上提出的, 它是指人到老年时,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 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获得最佳机会的过程。当前, 中国社会正处于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的加速发展阶段, 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观念、价值体系等发生了重要改变, 面对来势汹涌的老龄化浪潮, 我国需要采取积极的老龄化政策来促进经济转型。
1. 大力引导老龄产业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老龄产业的发展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未来, 但是老龄产业的发展需要政策引导, 在政策上, 信贷支持上给予相应的扶持来促进老龄产业的发展, 比如老年服务业在土地、税收方面的支持, 目前我国民间资本数量巨大, 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流入养老产业和健康产业的发展, 但是民间资本的流动需要有利润的吸引, 这就需要各方面相应的引导和支持, 老龄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求, 老龄产业能够促进就业, 资本转移, 服务业的发展, 对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具有深远意义。
2. 进行制度创新, 引导积极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 老龄化对于经济转型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良好的制度创新能最大限度地促进老龄化积极因素的发挥, 抑制消极的影响。各级政府要加体制改革,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推进人口发展战略, 调控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改善人口结构, 开发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徐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石家庄法商职业学院教学与研究 (综合版) .2007 (4)
[2]王德文蔡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2004 (5)
史无前例的人口迁移与社会转型 第4篇
什么是城镇化?城镇化是以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城镇人口上升为表征, 以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为核心, 社会结构从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演进过程。在现代意义上, 城镇化是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的一种发展现象, 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指标。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的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 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截至2012年底, 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 城镇人口约7.2亿。显而易见, 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国, 转为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基本持平的城市型国家。
然而, 前30年高速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 高达三分之一的农村流入人口无法享受城镇户籍待遇, 城镇化率统计指标高于户籍非农业人口比重15个百分点左右, 有人称之为“候鸟式”的城镇化或半城镇化。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在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里进行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是在三农问题高度敏感的情况下产生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中国的粮食安全具有世界意义。但是城镇化发展也形成了巨大的风险挑战, 城镇建设占用的耕地往往都是优质耕地。由此造成的问题是, 现在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 农业的土地逐年减少。我们查了一下, 全国粮食目前有10%需要进口。而中国进口粮食如果增加一两个百分点, 世界粮食价格就会波动。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资源、环境严重约束的城镇化。近20年快速城镇化造成了土地、水资源和能源的高速消耗。全国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值的四分之一, 水资源严重短缺已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刚性约束, 全国有400多座城市供水不足, 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10座。今年我国中东部地区多次被雾霾笼罩, 生态问题也不容忽视。为此, 必须适时调整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模式, 在稳步推进城镇化的同时, 有效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降低社会成本和资源环境代价, 实现健康稳妥的城镇化。
应以县、镇为基础就地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在人口众多的传统农业大国中推进的城镇化, 无论从人口迁移规模及社会转型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 必须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四化融合发展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
新型城镇化要更加注重提升质量。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人口迁移主体, 城镇化率超过50%, 标志着我们城镇化率进入了中级阶段。城镇化率达到50%是一个关键, 这是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也往往是城市化积累的矛盾凸显和城市病集中爆发的阶段。亚非拉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未能及时进行战略性调整,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和韩国, 两国同一年人均GDP达到三四千美元, 但现在韩国是25000美元, 菲律宾还是4000美元。韩国依靠大企业科研研发, 在电子工业方面有三星、LG, 在微电子产业方面可以和美国竞争, 汽车方面有大宇、现代。原因就在于韩国的科技和教育水平提高, 普及大学教育, 劳动力素质大大提高。
此前的城镇化过程中, 发展资源、资本和发展机会过度向大城市集中, 中小城市发展滞后, 造成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巨型化发展”, 无序蔓延。并且, 近20年来的城镇建设重点主要集中在开发区、CBD等城市名片及招商引资的重点地区,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欠账严重, 城镇运行安全隐患突出。
如果说前30年的城镇化是中西部农村的人口向东部的大城市集中, 现在发展中国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以镇、县城为基础, 就地就近城镇化。
过去30年, 镇在城镇化中作用巨大。2010年我国建制镇为18000个, 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23%, 城镇成为当前城镇化的主战场, 在人口和产业聚集方面优势突出。
2010年全国有2003个县, 这个县不包括853个市辖区, 实际上是2800多个。县域内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 县域的经济占全国GDP的48.1%。所以, 农民没有必要再长途迁徙去打工, 完全可以在附近通过产业升级, 找到就业机会。临近大城市的附近城镇, 发展成为农业服务、商贸旅游、市场物流等多智能类型的小城镇空间巨大。这方面, 浙江的经验很好, 浙江一县一城, 另外很多镇成了商务中心和进出口的重镇。
因此, 我们的城镇化规划要以城镇群为主体, 构建“5611”城镇群格局, 即5个国家级城镇群, 包括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和长江中游。11个区域支撑城镇群, 包括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关中, 北部湾、黔中、太原、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兰州西宁、淮海 (徐淮) 等。6个战略支点城镇群, 包括海峡西岸、海南、天山北坡、哈长、滇中, 藏中南。
因此, 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要形成以县镇为基础, 构建合理的大中小相结合的城市群格局, 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及能人在县镇落户、就业及创业。
加快智能城市建设与传承历史文化
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加快智能城市建设步伐, 创新城镇管理体制, 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城市是典型大数据的聚集地, 智能城市建设的关键是专业网络的互联互通及大数据的积累和运用。
运用智能手段创新城镇管理体制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中心, 实现实时流通信息的动态获取和分析集成, 推动信息资源共享。建立完善的电子政务平台, 提升行政效率。推动城镇化进程的运行检测、预警、诊断、决策的智能化。
同时, 我们希望改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 强化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 以居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数量进行转移支付,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对均衡。从省内统筹开始, 逐步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与管理的全国性流转机制。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一定要传承中国历史文化, 保护古建文物, “千城一面”的现象已经成为当下许多城市的通病, 这不只是物质空间形式的雷同, 更说明了规划理念的精神干枯和城市文化知识的贫乏。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促进中国文化的繁荣复兴是城镇化的职责所在。我们要创造城市文化的多样性, 建造各具特色的城市景象, 避免“千城一面”。要传承优秀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 倡导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城市文化, 杜绝脱离历史、盲目抄袭的“新、奇、怪”建筑。加强对自然与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区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力度。
农村人口转型 第5篇
1、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结构成长过程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以要素丰裕度与要素密集度为基础, 客观地描述了比较优势战略下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成长的动态过程。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其可供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及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 人们的收入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需求结构低下, 其比较优势集中于初级产品、轻纺产品等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结构形态自然表现出以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特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剩余的增加, 资本要素积累加快, 资本劳动比上升, 资本稀缺程度下降, 比较优势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结构也逐渐成长为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导的形态。经济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要素积累效应, 还有技术进步效应, 这在工业化中后期尤其明显。在工业化中后期, 社会需求结构呈现出高度化趋势, 技术创新在市场竞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企业的研发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 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相应地由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
2、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成长“悖论”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均生产总值的提高, 珠三角地区的禀赋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资本要素由稀缺变得相对丰裕。1990年, 珠三角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为0.4188, 即劳均资本额仅为0.4188万元, 仅比同期广东省全省的资本劳动比高出0.1971万元。至2009年底, 珠三角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上升到5.7149, 与1990年相比增长了12倍多。与同期广东省的资本劳动比 (3.9061) 相比较, 珠三角地区要高出1.8088万元。从全国来看, 2009年珠三角地区资本劳动比仅次于天津的7.6069万元、上海的7.2304万元和北京的5.7801万元, 可以排在全国第四位。但是, 珠三角地区禀赋结构的改善并没有促成产业结构的迅速成长, 反而表现出一定的“成长悖论”现象。按照生产要素密集程度, 在丁梓楠 (2010) 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将第二产业中工业的37个细分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劳动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套用《广东省统计年鉴》 (2010) 中工业企业总产值数据计算, 可以发现2009年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值占比为70.97%, 其中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占43.20%,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占27.77%。资本密集型产业仅占29.03%, 其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占8.02%。由此可见, 珠三角地区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根本性改变。
二、劳动力无限供给:珠三角产业结构成长悖论的成因
在资本要素积累引致禀赋结构改善的情况下, 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成长表现出来的这种“悖论”现象, 有其深刻的“大国经济”与“二元结构”的现实背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资本稀缺而劳动要素相对丰裕,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开放条件下比较优势战略的必然选择。在经济体未实现充分就业之前, 资本要素的增加会被剩余劳动力所吸收, 大国、小国都是如此。但随着经济体中闲置劳动得到充分利用, 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对小国经济而言, 由于地域狭小、劳动资源有限, 劳动要素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因此,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资本要素的积累不断增加, 而劳动要素的供给则是相对不变的。按照雷布津斯定理, 密集使用资本要素的生产部门将扩张, 产业结构自然而然地就从劳动密集型成长为资本密集型。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产业结构成长, 就是这种小国经济条件下的典型例子。
对于大国经济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 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地域广阔但地区禀赋差异明显, 经济规模大、人口数量多但存在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蕴藏着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 (刘易斯, 1954) 。这些传统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 分流出去不会影响生产总量。因此, 作为大国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而言, 珠三角地区实际上拥有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即使区域内闲置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 投入生产的资本要素的增加也会被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流入所吸收。这样, 表面上看珠三角地区的禀赋结构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很大提高, 但生产领域的实际资本劳动比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从而影响了珠三角地区资本密集型方向的产业结构成长。也就是说, 二元结构下的劳动力资源无限供给, 是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成长悖论的根本原因。一般来说, 当资本丰裕而劳动稀缺时, 劳动力价格会快速上涨。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实际工资一直以来都维持在较低水平, 多年来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 (直到近两三年) ,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三、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珠三角产业结构成长的影响
1、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与劳动力资源供给
我国人口结构已呈现出老龄化趋势, “人口红利”将逐渐衰减, 珠三角地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在未来若干年即将发生改变。人口老龄化最常用的判断标准, 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 或者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或超过总人口的7%。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 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 超过人口老龄化标准3.26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 超过人口老龄化标准1.87个百分点。
如果将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贯通来考察 (见表1) , 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1982—2010年, 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而15—64岁年龄组人口在经历了快速增长之后, 近年来逐渐走向了稳定。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的客观现实, 另一方面也似乎昭示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即将到达拐点。再看0—14岁人口比重, 这一数据是连续下降的, 即新生人口增速在快速下滑。这主要体现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效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我国人口结构上的这种低生育率、高老年化率的变化趋向, 必然对未来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供给造成重大影响。预计到2016—2020年, 随着高生育率时期出生人口的逐步老年化, 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转为负增长, 劳动力资源持续性短缺的局面就将出现。
(注: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人口普查数据整理计算;部分数据引自杨中新《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2、人口老龄化对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成长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引致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消失, 总的来说, 其对珠三角地区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 甚至向技术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成长起着客观的推动作用。我们假定一经济体中只存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 (K) 和劳动 (L) ;只有两个生产部门并相应生产两种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A和劳动密集型产品B。在图1中, OAK和OAL分别代表经济中现存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总量;OAK=OBL, OAL=OBK。与产品A和产品B的生产有关的等产量线可依托原点OA和原点OB画出。曲线OAOB是生产部门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生产效率曲线;此线由产品A的等产量线与产品B的等产量线的切点联结而成。两个生产部门在线上任何一点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均相等。我们把E点作为初始均衡点, 在此均衡点上, 给定资本密集型产品A的产出, 可得到最大化的劳动密集型产品B的产出。从图1中可以看到, 数量OAKE、KEK的资本和数量OALE、LEL的劳动分别分配给了产品A和产品B。产品A的资本劳动比 (OAKE/OALE) 大于产品B (KEK/LEL) , 而产品A的产出小于产品B;这代表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初始状态。
人口老龄化使得经济体的劳动力资源由无限供给转为相对稀缺, 生产扩张所需要的劳动资源配置因而会受到限制。因此可设经济体的劳动总量保持OAL不变, 而资本数量由OAK增加到OAK’;生产效率曲线将由OAOB变为OAOB’。在边际技术替代率不变的情况下, 新的均衡点必然是直线O A E的延长线OAEE’与生产效率曲线OAOB’的交点E’, 因为产品A和产品B经过E与E’点的等产量线具有相同的斜率。这样, 分配给资本密集型产品A的资本与劳动分别增加到OAKE’、OALE’, 而分配给劳动密集型产品B的资本与劳动分别减少到KE’K’和LE’L。因为离原点越远的等产量线的产出水平越高, 可知产品A的产出增加了而B的产出则减少了;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同理可以证明, 在劳动力稀缺造成劳动价格上涨, 从而使得边际技术替代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初始均衡点会由E点沿直线LEE右移, 而资本数量增加对产出结构调整暨产业结构成长的作用效果不变。
四、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珠三角产业结构转型的政策思路
1、加快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偕同低端劳动力的双转移
针对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低端劳动力数量太多, 土地与各项资源短缺, 人口超负、环境承载力透支等问题, 广东省提出了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就是将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偕同低端劳动力向广东省的东、西两翼以及粤北山区转移, 这样既可以腾出空间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同时还可为省内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实际上, 就劳动力资源而言, 珠三角地区并没有太多的优势。2009年底, 珠三角户籍人口2967万人, 流动人口约1819万人, 其中70%以上是外省流入人口。过去三十多年来, 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旺盛的用工需求以及相对较高的工资待遇, 吸引了大量来自四川、湖南、安徽、河南等人口大省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近年来随着生活成本的不断上升, 珠三角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实际工资水平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流向其实已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这些年来蔓延珠三角的“用工荒”就是证明。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又将在数量上强化这种转变, 使珠三角地区数量庞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劳动力支撑。加快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偕同低端劳动力的双转移, 是珠三角地区实现产业结构成长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举措。
2、充分利用资本积累优势大力推进区域产业升级转型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偕同低端劳动力转移出去后, 如果没有新的产业移植与引入, 必然会导致珠三角地区产业的“空心化”和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 在实行“双转移”战略的同时, 必须提前对珠三角地区未来的产业发展格局做好综合规划。所谓的产业结构升级, 就是指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或环节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从珠三角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说, 就是要实现产业结构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向以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转变。所谓的产业结构转型, 就是要实现产业结构由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根本性转变。从产业结构升级到产业结构转型, 勾勒的就是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成长的未来路径。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 珠三角地区的相对比较优势已经不再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而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累积的大量资本要素。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在把竞争力相对不足的产业向外转移的同时, 珠三角地区应充分发挥资本丰裕优势,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并积极整合地区智力资源, 推动产业由制造环节向研发和销售等产业链高端环节发展。要大力发展金融、物流、信息等现代服务业, 做到制造与创造相促进, 制造业与服务业相配套, 工业化与信息化、服务化相融合, 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 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由升级到转型的健康成长。
3、大力推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以技术进步助推产业结构转型
作为开放条件下比较优势与贸易结构变迁暨产业结构成长的关键因素, 技术进步可以在一国或地区要素总量与结构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来影响该国或该地区的生产函数, 从而造成其比较优势及对外贸易的结构性变动。希克斯 (H icks) 将技术进步分为资本节约型、劳动节约型和中性三种类型。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技术进步, 都会使一国或地区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扩张, 但由于作用机制的不尽相同, 因而其对贸易结构变动暨产业结构成长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可以促进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兴旺和发展, 比较适合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禀赋条件, 但从产业结构成长的长期趋势考虑, 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可能导致资本密集型进口替代产业的萎缩, 因而对产业结构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 (珠三角地区的现实情况就是如此) 。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则不然, 它会引导社会资本和劳动资源的重新组合与分配, 促进资本密集型进口替代产业的迅速发展, 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转换以及产业结构成长奠定基础。从各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进程来看, 技术进步多数表现为劳动节约型, 在我国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的大背景下, 劳动节约型进步对于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成长具有尤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 珠三角地区应完善人力资本形成与再投资机制, 加快构建开放型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 以技术进步促成劳动节约并助推区域产业结构成长与转型。
摘要：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成长呈现出一定的“悖论”现象, 这主要是由我国劳动力资源无限供给的状况造成的。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日益老龄化,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即将消失, 客观上有利于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为此, 在政策思路上, 一要加快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偕同低端劳动力的双转移, 二要充分利用资本积累优势全力推进区域产业升级与转型, 三要大力推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以技术进步助推产业结构成长。
关键词：老龄化,产业结构成长,珠三角
参考文献
[1]张亚斌:内生比较优势与中国贸易结构转换[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2]丁梓楠:基于不同产业劳动报酬差异的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0.
[3]杨中新: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4]贾恩卡洛·甘道尔夫著, 王根蓓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农村人口转型 第6篇
迄今为止, 关于“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概念的界定, 国内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说法, 北京大学张纯元教授在其著作《人口理论教程》中指出:人口质量是人体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 这一定义与中国《人口学词典》关于“人口质量”概念的界定一致, 在学术界影响较大, 经常被广泛引用。另外, 人口学家梁中堂教授和前苏联学者巴兹勒夫对人口素质概念的界定相同, 认为人口素质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 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等, 他们两个对人口素质概念的界定相同。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认为, 人口素质即人口质量, 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人口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出来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人口素质的高低与人口的组合结构有关, 一般来说, 科学合理的人口组合结构会产生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 同时其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力也较强, 这些观点得到了国内其他人口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可和借鉴。
通过梳理学术界关于“人口素质”概念的阐述, 笔者认为人口素质亦称“人口质量”, 是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是质与量的统一体。作为量的规定性的人口, 主要指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性别比例及其他可用数量来衡量的特征。作为质的规定性的人口, 主要是指人口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具备的条件和能力, 一般有人口的身体素质、科技文化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及经营管理素质等指标构成。人口素质由个体素质和社会素质构成, 个体素质是指个人在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所具备的基本条件, 包括身体素质、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不同的个体素质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综合形成社会人口素质。个体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及职业构成等因素影响着社会人口素质的形构成, 社会人口综合素质又反作用于个体人口素质的形成, 良好的社会人口素质有利于个体人口素质的提升, 起着“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的作用, 低劣的社会人口素质阻碍着个体人口素质的提高, 有着“白沙在涅, 与之俱黑”的破坏作用。
二、人口素质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具体影响
1. 身体素质差加重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
身体素质好是脱贫致富的必备条件。海南农村贫困人口家庭健康问题非常突出。以琼海市农村贫困人口为例, 从户主的健康状况来看, 老弱病残问题突出。有半数以上的贫困家庭的户主有小病或慢性病, 有7.4%的贫困家庭的户主是残疾。农村贫困家庭的年龄明显老化, 10.7%贫困户的户主年龄超过65岁。大多贫困户都是老少人口所占比例较大, 缺乏劳动力人口, 经济收入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不利于贫困农户增强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 也很难抓住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 家庭经济收入就会减少, 很难脱贫。身体素质差还会减少家庭其他成员的教育, 从而长期影响到家庭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变, 并且可能会使贫困家庭陷入“健康不良——贫困——缩减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素质降低——贫困——健康不良”的健康贫困陷阱。 (1)
2. 科技文化素质弱限制了农村贫困家庭增收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转移剩余的劳动力是农村贫困家庭增加收入来源、提高生活质量、摘掉贫困帽的重要途径, 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选择直接受劳动者自身综合素质的影响。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 近年来, 海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任务非常艰巨。2009年, 海南农村仅有7%的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 比全国平均比例要低12.1个百分点。而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已经达到了55.8%, 河南是30.1%, 四川是34.4%。由于海南当地农民的技术技能素质适应不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海南的一些工厂企业如药品制造企业、采石厂、海汽等公司需要从内地招揽员工。调查中发现, 琼海不少贫困家庭的户主或子女在内地沿海一带务工, 由于文化素质低, 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 大多数劳动力只能从事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劳动强度大、工资水平低的行业。有些出去不到半年就打道回府, 适应不了外部环境。由于缺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技能, 满怀希望进城寻找打工赚钱机会的农民工面对一些企业的加薪招工, 只能望洋兴叹。
3. 政治文化素质低削弱了农村贫困家庭成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一般来说, 农民的政治文化素养的高低与乡村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观念的制约, 边远乡村的农民对于参与民主活动的观念比较淡漠, 对民主的需求也处于较低的层次上。在调查中发现:25%的农村贫困人口对村委会选举活动不感兴趣, 只要自己能成为扶贫对象, 认为选谁都一样。在他们看来, 民主就是, 当生活上有困难时,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纠纷矛盾时, 领导干部能公正解决, 维护好自身的权益, 从不积极主动去参与村委会的选举活动。课题组成员在重点访谈中发现:贫困家庭人口的参政意识远远低于非贫困家庭的参政意识, 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户, 对村委会选举活动较感兴趣, 有较强的知政、参政、议政需求。
4. 思想道德素质落后阻碍了农村贫困家庭脱贫的步伐
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阻碍了脱贫致富的步伐。美国现代化研究专家英格尔斯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 就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2) 一般来说, 经济不发达的贫困地区, 农民的思想观念也比较落后。海南农村贫困家庭一般都是多子女家庭, “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男尊女卑”的思想仍在影响着他们的生育行为, 不生出男孩绝不终止生育, 这些思想和行为深深影响着家庭生活经济状况。会山镇是琼海市的重点扶贫对象, 近年来, 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贫政策, 会山镇居民的收入已接近琼海市居民人均收入8000元左右, 照理来说早已摘掉贫困的帽子, 实际上, 会山镇仍是扶贫的重点对象之一, 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民思想传统落后, 认为读书无用, 送子女上学还比不上修套房子实在, 没有好好利用手里剩余的资金去投资增值。抓不住促进个人发展和创收的机会, 就很难带来个人财富的增加。虽然近几年来, 琼海市政府在扶贫方面采取了很多优惠的扶贫政策, 向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投资不少, 但最终还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脱贫问题。
三、提高农村贫困家庭人口素质的迫切性
1. 提高人口素质是解决海南农村贫困家庭经济增收问题的根本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劳动力要素具有非同质性, 素质低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 素质高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条件,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为重要。 (3) 海南省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大省, 充分发挥“无病区”和绿色热带农产品的优势, 必然会对人才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农业历来被认为是安天下、稳民心、社会效益高的战略产业, 它的发展繁荣既要受到来自自然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海南岛所处地理位置特殊, 是自然灾害频发地区之一, 每次天灾都会给海南岛的农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受历史传统的惯性和自身素质的制约, 至今, 在海南农村贫困山区, 农民的观念以至行为模式, 仍没有摆脱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 农民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意识明显欠缺, 吸收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有限, 大多只能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埋头苦干而非巧干, 缺乏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和适应市场的能力, 通常勤劳不能致富、增产不能增收甚至血本无归的现象时有发生。经济收入低影响到贫困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 他们的消费支出还停留在满足吃、穿、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方面, 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农民增收, 缩小村民贫富差距的突破口。
2. 提高人口素质是推进海南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前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不仅仅是农民的住房有了翻新, 道路有了拓宽, 收入有了增加、环境有了绿化, 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综合素质要有新的变化。没有农民素质的提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近年来, 海南农村经济有了较快发展, 农民收入逐步提高, 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但广大农民群众的素质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素质现状还满足不了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需的劳动力素质需求。在海南农村, “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传统生育观念不仅对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困难, 而且给有限的生存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农民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困, 更是精神上的贫困。在海南中西部广大农村贫困地区, 农民仍持有保守、落后的生产生育观念, “等、靠、要”等消极、懒惰思想严重, 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较浓;心理失衡、仇富情绪仍然存在。政府必须制定提高贫困农民素质的举措, 引导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长处, 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而不是成为间接的、被动的接受者, 在主观上做到“我想富起来”“我会富起来”“我有办法有能力富起来”。这样建设的农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的新农村。
3. 提高人口素质是加快海南农村贫困地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
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 对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几年来, 海南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市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但是, 产业结构层次低, 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力还不足, 缺乏高素质人才, 城镇化水平为50.5%,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区人口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而且乡镇普遍规模偏小, 平均镇区人口仅为1.12万人, 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 农民文化层次不高, 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 增强增收能力机会较少。海南未来城镇化的推进必须摒弃传统的“快速、集中、粗放”的方式, 坚持走“集约型、智能化、绿色、低碳”新型城镇化道路, 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贯彻实施海南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一重大战略措施的有效途径就是提高农民素质。
4. 提高人口素质是释放海南农村贫困地区内需潜力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发展时期, 社会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变, 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将在内涵、结构与规模上发生深刻的变化, 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由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转变。 (4) 在这个特定社会发展背景下, 海南省未来5-8年消费升级的潜力与提升空间巨大。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谈到消费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 经济将增长0.76个百分点, 巨大的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 是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 并将决定未来10年的增长前景。有效释放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 不仅对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亦将起到重要作用。释放海南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内需发展的红利, 必须促进老百姓就业, 提高经济收入, 而提高人口综合素质是解决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的必然要求。
注释
1曹燕.中国农村公共健康投资研究[N].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10:120.
2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3, 4.
3金兆怀, 冯靖媛.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素质提高问题的思考[J].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20次会议论文集 (第三册) , 2006.
农村人口转型 第7篇
关键词：农村人口,老龄化,养老模式
随着人口, 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 被称为“银发浪潮”的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目前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国务院2006年12月首次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显示, 截至2005年底, 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近1.44亿, 其中, 75%以上的老人分布在农村。根据2011年4月28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1.77亿人, 占总人口比重的13.26%人。由此可见,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在进一步加重。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人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问题;二是健康问题。并由此延伸出来的如经济供养, 老年人生活照料, 精神慰藉等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 当前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 预计这种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经济状况不如城市,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由于现实的冲击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我国显得更为严峻和紧迫。
1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一般地,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 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 或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03%, 较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了0.76个百分点,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7.69%, 较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了0.7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09年2月26日发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08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占8%。据国家统计局于4月28日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13.26%,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87%。可见, 中国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现象正在进一步加重。同时在我国农村老龄化进程快于城镇。从相对数看, 2000年, 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城镇比农村高出1.1个百分点, 但是到2050年, 农村将超出城镇11个百分点, 从绝对数看, 目前农村老龄人口是城镇的2.8倍。更令人担心的是,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同时, 高龄化也在日益加剧。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人口。因为60～70岁的老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人带病生存或是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 而且80岁以上老人在去世前平均有两年时间是卧病在床。这就为我们的养老工作带来了困难。因此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令人深思。
2 农村养老的现状及困境
早期的研究一般将农村养老模式按照居住方式的集中和分散划分为集中养老和分散养老。通常人们将集中养老等同于社会养老, 分散养老等同于家庭养老。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在养老模式的选择上也有差异。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 也是大多数农民的首选。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 未富先老现象更为严重。我国农村养老过程中突显出来的各种问题不容忽视,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面临挑战
家庭养老是当前中国农村最普通的养老方式, 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有关资料显示:老年人口的全部经济来源构成中, 来自子女供给部分占16.8%, 镇占21.0%, 县 (农村地区) 占38.1%。这说明子女供养在城镇老年人中占有一定地位, 而在农村中则占有重要地位。子女数量是保证家庭养老的条件之一, 农村传统观念是养儿防老, 但是随着计划生育的开展, 我国农村人口的生育率已经限制在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农村家庭人口也日渐小型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平均家庭人口数为3.44人,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平均家庭人口数为3.11人。可见, 中国家庭日渐小型化。据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我国2005年城镇平均每个家庭人口为2.97人, 农村为3.27人。家庭子女数目的减少, 使得提供家庭养老的资源在进一步减少。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利益驱动, 农村中的青壮年大多选择外出打工, 因此无暇顾及老人, 这也给农村中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带来了困难。即使是在家务农, 迫于经济压力, 大多数“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中, 年轻人还是会选择把大部门精力和财力放在抚养下一代上面, 从而对家中老人的照顾力不从心。因此, 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现实的冲击下已经不能够满足现状。
2.2 土地不再是农村养老的保障
在我国农村, 土地是农村养老的一个保障, 也是农民维持生计的最后一个屏障。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 农村土地也正日渐丧失这个保障功能。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表明, 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人均占地为0.131hm2, 扣除农业生产性支出, 当年从土地中获得的年人均收入为433元, 仅占农村老年人全年总收入的19.4%。可见, 农村的老年人已经不能完全依靠土地来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而且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耕地被征用, 使得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 失地农民数量越来越多。据统计, 近10年, 我国被征地农民已达到4000多万人, 而且还在以每年约30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由此可见, 作为最后一道屏障的土地在农民养老中的作用也日渐弱化。
2.3 农村集体养老经济支持力度不足
随着传统的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中的功能日趋弱化, 我们迫切需要多元化的养老模式, 现代中国农村的养老方式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 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 多种养老方式并存的农村养老格局。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 这种多元化结构还非常不稳定。农村集体养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完善和物质的丰富, 存在的心理基础是老人社会交际的广泛和子女对养老认识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农民意识的落后直接影响了集体养老的普及化和规模化。目前我国公有的农村老年福利机构通常只面向“五保”老人, 并且这些机构因财政投入不足而严重滞后, 通常存在设施简陋, 功能单一, 服务水平较低等问题。而民办养老机构高档化、舒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偏离了农村老年人群的实际需要。
2.4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
农村老年人口数目的迅速增长, 家庭养老的弱化以及集体养老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 农村养老改革也加快了步伐。从1991年开始,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 民政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到1998年底, 全国已有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2000多个县 (市、区) 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 有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并初具规模。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区信息不畅通, 人们认知的不足以及农村保险业操作的不规范使得农民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疑惑和顾虑。从2005年《中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监测报告》显示, 2004年我国农村养老覆盖率仅为8.1%。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
我国农村中社会保障覆盖面窄, 保障水平较低。目前只有五保户和困难农户能够得到社会救济, 其他大多数农民未被纳入社会保障范畴。即使纳入保障范围的老人所得到的资金和服务也不够。因此如何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真正发挥作用令人深思。
3 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出路
3.1 家庭养老依然是我国农村养老的中坚力量
不管今后农村养老如何改革, 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养老成本较低;我国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家庭服务业不甚发达;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对老人养老载体选择的影响。因此, 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 必须将家庭养老放在重要的位置。根据当前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模式、社会化服务状况以及养老的实际情况, 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农村的主要养老方式, 只不过这种家庭养老已不是传统的家庭养老, 我们要兼顾老人的身体、心理的健康, 精神的愉悦, 以及经济来源有所保证。我们要转变思想, 将长寿养老转变为健康养老, 追求养老的质量。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发展以家庭养老作为载体、多种养老方式为补充的农村养老模式。
3.2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支持社会养老事业
随着征地的开展, 很多农民失去了依靠, 自我保障的最后一块屏障也正在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伴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迫使社会承担起更多养老的功能。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的床位总数只有266.2万张, 仅为老年人口数的1.6%。而在农村这个比例更低。同时在农村, 由于养老服务机构发展落后, 各种入住门槛的限制以及“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等因素, 使得农村老年人的入住率非常低。区别与农村的分散养老, 农村社会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而不管是哪种制度, 农村社会养老均需借助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相应的财力和物力, 同时还需要老人和子女对这种社会养老模式的了解和认同。因此, 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搞活农村市场, 为农村社会养老提供丰厚的经济基础, 同时还要积极宣传, 使老人转变传统的养老观念, 接受社会养老是今后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
3.3 建立老人互助养老的循环发展模式
在我国, 与城市老年人相比, 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活动要长一些。他们在60岁以后, 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继续从事生产劳动, 并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我们应鼓励老年人在养老中的自立和自助, 充分发挥老年人自己的能力和作用。老年人中的大多数, 特别是低龄老年人, 生活能够自理, 经济能够独立, 完全能够自我养老。同时我们还应积极引导他们为高龄老人服务。据有关专家测算, 低龄老人能够提供的服务总量高于高龄老人需要服务的总量, 两者比例为1.77:1。健康的低龄老年人口数量大, 有较多的闲暇时间, 是一笔宝贵的有待开发的人力资源。我们应该鼓励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 健康老人照顾患病老人, 生活自理能力强的老人照顾自理能力弱的老人。这样不仅充分利用开发了老年人的价值, 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社会涉老部门和政府的负担。
3.4 完善我国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农村老年人大多数没有离退休金的社会保障来源。养老的载体和养老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 家庭愿意承担养老责任, 但是没有物质上的支持, 老年人的生活仍然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在巩固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前提下, 必须在农村加大宣传力度, 推广社会养老保险。从2004年开始, 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尝试建立个人、集体、政府三方筹资, 具有统筹保障功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2009年3月份,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在今年要覆盖全国10%左右的县市。目前, 我国正在10%的县 (市, 区) 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这就意味着我国农民将开始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实现农民老有所养,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它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差别,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在21世纪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并且将在本世纪中叶达到高峰。在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日渐弱化的情况下, 根据国情, 我们应该发展以家庭养老为主导, 其他多种养老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体系, 我们应该倡导积极老龄化, 使得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积极自养自助, 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同时我们还要呼吁政府加强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力度, 使得农村老年人口能够平等享受国家的补贴和照顾。
参考文献
[1]黄健元、马冲, 完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的构想[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12) :18-19.
[2]陈少平、陈沙麦, 中国农村养老的现状与思考[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5 (1) :13-16.
[3]董霜、曲冬梅, 中国养老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09 (5) :36-38.
[4]钟建华、潘剑锋, 农村养老模式比较及中国农村养老之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 2009 (4) :59-61.
[5]吴海盛、邓明、潘刚, 中国农村养老模式研究综述[J].江苏农村经济, 2010 (5) :63-65.
